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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详解

时间:2016-10-08 13:51来源:未知 作者:360期刊网 点击:

  历史学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详解

  毕业论文是每个毕业生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论文的撰写也是反映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认识的一个考验。所以论文最好还是自己结合平时所学的知识认真撰写,也会给自己的大学生涯创造一个好的经历。下面就一历史学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为例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论文题目: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

  一、课题来源及选题依据

  我的论文题目是《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明清以来,准确的界定是指明末清初以来,其时间下限是2008年。为什么选择秦良玉而不选其他人呢?第一个,这是本土文化名人,研究本土文化名人,是我作为巴渝文学与文化方向的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个,秦良玉,作为杰出女性英雄,汇聚了多种文化元素,其身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女性和其他英雄的差异之处甚多,值得深入探讨。在研究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除了在座的各位老师或直接或间接给我启发和教诲以外,另外对我的选题和研究方法形成重要作用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专家:王政、衣若兰、余云华、杜芳琴、罗志田、赵心宪、葛兆光、熊宪光[3]。另外还有若干青年才俊们也给予笔者较大支持,如重庆忠县的秦进,西南民族大学的赵长志,曲阜师范大学的袁逢等。这个选题是笔者经过与指导教师将近两年左右的长期讨论才定下来。记得笔者在2007年《重庆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巴寡妇清”史迹之易学观》后的第二年,我就进入了重庆工商大学,刚进校时我就思考是否继续沿着“巴寡妇清”的历史线索或地理范围继续往下面下去,准备西南地区的寡妇文化/女户文化研究,后来发现学术研究工作量很大,因此只能收缩战线、突破一点,于是就准备围绕明末的巴渝杰出女性秦良玉来展开毕业论文的相关研究。这个选题,与巴渝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之关系甚为紧密,作为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当然应该尽量选择这种与专业关系紧密的选题——这既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在这里接受老师们栽培应尽的义务。为更加说明此选题之合理性,笔者简单分析一下进行此选题研究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笔者个人知识结构的优势,使我基本具备了开展此项研究所需要的素质。我在自考本科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中文专业的所有本科必修课程和选修尤其是《美学》《马列文论》《古代文论》《中国通史》等课程;后来在多年考研复习过程中,系统研读了五卷本《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以及14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中已出部分等大型专业著作,并对《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子》、《文选》、《管锥编》等时有涉猎。笔者还并通过长期写作等实践,初步掌握了文学鉴赏、史学考证等常规治学方法。以上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个人特点,使笔者有勇气选择这个具有相当难度的题目。

  其次,秦良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决定此项研究具有必要性。明清以来,很多人受秦良玉的影响,如秋瑾等;很多人歌颂过秦良玉,如郭沫若等;2003年,秦良玉作为“在历史上贡献卓越、影响广泛、有代表性”[4]的本土名人,被列为全市知名度和贡献度最大的名人的第3名[5];然而在另一次与此相类似的“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评选后,有声音认为:“1.这些所谓的名人当中,大部分处于事实上的‘不知名’状态(至少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地位);2.重庆市政府热衷于制造‘名人’,并企图通过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名人’,按本地政府希望的方向来把自己的历史渲染得看上去更‘辉煌’些。”[6]这说明包括秦良玉在内的本土文化名人还没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宣传,使本地市民的文化认同存在障碍。因此,如果我们再不研究,既有负于重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给我们带来的使命感,也会在地方政府打造“秦良玉文化工程”的进程中丧失自己以理性思考为核心的学术话语权。

  再次,在研究过程中我已经得到并有信心通过努力继续得到在座诸位老师对我的直接和间接的指教。此外,针对这个选题的特殊性,我还在师友的帮助下,取得了校内外乃至市内外的著名教授的学术支持和指导。尤其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杜芳琴教授,获悉笔者研究秦良玉文化后,将其相关著作寄赠笔者学习,令晚辈非常感激。此外,由于此课题高度牵涉重庆忠县秦氏家族文化,所以通过网络,本人联系到该家族内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热心族人,在该家族的族谱调阅和一些相关考察方面的研究活动达成了合作共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巴渝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方向,在国内仅设立于本院,所以在这方面,要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大量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正在由于你们的杰出研究,在巴渝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不但有《历代巴蜀各体文学选注丛书》、《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还有《重庆文化史》、《巴渝古代要籍叙录》等一些列著述,都为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优越的平台。而文新学院宽松的育人环境,浓厚的学习氛围,特别是对学生要求严格,以至于一丝不苟的指导教师群体;有宽以待人,为学生热情服务,令人如沐春风的诸多教职员工,这些都为笔者完成此项研究增添了信心。

  二、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秦良玉研究现状的综述,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做过一番搜集整理工作,现在再来陈述这个现状,是否还具有时效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第一,我的明清以来的下限是2008年的奥运会这个时间。所以搜集范围是到去年还是今年截至,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去年那篇《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虽然已经发表,但是还是有若干不够谨慎之处,在此,检讨如下:

  第一,是该篇综述文章中将“马千乘”误为“马家乘”,可能因为笔者长期的思维兴奋点在“家乘”、“野史”方面,所以碰见“千乘”就讹为“家乘”——这种“有原因但不是借口”的文字瑕疵是非常不应该的,因此,我要为这个错误要向段教授表示敬意和歉意,表示敬意是因为得到您的指正,表示歉意是学生不应该拿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来让您操心;

  第二,是文章中探讨问题的态度不够科学,文风不够雅正。虽然在生活中我力求做一个低调的人,做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但是在学术上,温柔敦厚之心还有待加强,以致在行文中的个别地方缺乏对他人观点、立场的足够尊重,有时分析方式比较简单机械,因此在今天这个时刻,我要特别地再次温习我的指导教师薛老师对我语重心长的教导。2009年9月9日,星期三下午,薛老师在文新学院资料室与我就期末课程论文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给我一段非常有益的教诲,原文记录下来是:“考误之文,当加细分:观点之误,宜商榷;文字之误,是正须有据;显见笔误或计算机录入之误,或可指出即可,不必强为学术考证”“此文欲作考证,结果颇多臆测,当自警自省。”

  然后在2010年4月8日,星期四下午,薛老师在文新学院古代文学教授工作室找我谈话,特别指出:“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中有两点值得你引起重视。梁先生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隐射讥笑者,认为不德。’”而你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有时一味标新立异,驳难本师,研究态度不够科学,甚至得更严重一点,是学风不够端正的表现。”在这里,我要向薛老师表示歉意和敬意。薛老师一贯要求其弟子“为学严谨踏实而又思想活跃”,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决心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学术道德修养,争取做到发表自己见解的同时,对他人观点和立场予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杜绝断章取义、强人以就我的学术失范行为。秦良玉,明代忠州人,后嫁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千乘死,代其职位。曾参与明代后期平播、平奢、援辽、抗清等重大战事,是明代后期之著名女将军,为巴渝地区名垂青史之伟大女性。在这里,主要从截止于2009年7月的中、英、德、日文献中梳理关于秦良玉的各种学术成果。由于本土研究占绝对优势,故非中文研究成果仅举其要者。由于《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已经发表,并作为附件二发给大家。因此,限于时间,这里的论述属于纲要性质。

  一.从数量角度的概观

  由于数据的统计及分析非常繁琐,所以详细的统计见于本开题报告附件一,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从初步观察来说,就迄今为止的汉语文献来说,发表于CSSSCI刊源杂志的仅1篇;而超星搜索到的秦良玉相关书籍,偏于认识价值的资料性的介绍文字占了绝大多数,这既说明秦良玉研究迄今的理论建设还很不够,也正可以昭示着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宜有更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秦良玉研究的理论分析上去。海外学术文献中,目前仅见有较大影响者如下几种,德国有《何必将军是丈夫——17至19世纪传记文献中秦良玉其人其事》[7]一文,美国有《危险的妇女们:明代的战士,祖母与妓女》[8]中有一章;日本有《巾帼英雄传》[9]、《女将军传》[10]等分别涉及秦良玉。

  二.研究分期及各期特点

  在研究分期上,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秦良玉迄今的时间段分为4段,即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30年,新时期30年,这种分期的依据主要是从政治的变化以及学术界学风的变化为主要着眼点的。下面稍加详说:

  1.明清时期(1648-1911),是秦良玉研究的萌芽期。

  萌芽,体现在此期的研究学理性较弱上。此期对秦良玉的严肃认真的学理研究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统治阶级对其文治武略的充分肯定;部分文人学者在其随笔杂著中对秦氏的事迹进行比较具有认识价值的补充。清初史官将其入列传而不入列女传,固然是对其武功之肯定,但是也带来了忽略其女性身份的局限。此时期的主要涉及秦良玉的著作有《明史•秦良玉传》及《书明都督总兵秦良玉佚事》等五种著作;另王培荀有若干关于秦良玉之札记[11]。道光年间问世之《平蜀纪事》[12]等记载了部分秦良玉平奢的事迹;此类书还易代之际的“宣统辛亥中国图书馆石印本”[13];另有《蜀碧》等多种文献,可为旁证;《甲申朝事小纪》、《小腆纪传》可作补充。

  2.民国时期(1911-1949),是秦良玉研究的发展期。

  发展,体现在现代期刊制度影响下,更多关于秦良玉的研究成果通过现代传媒和出版制度得以扩大其影响。此期对秦良玉的关注逐渐多起来了,在晚清以来,在文学等领域,不少作者借助秦良玉的史实,企图唤醒民众,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这个时候的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带有借古讽今、教育时人的功利心态。此期涉及秦良玉的期刊文章主要有《秦良玉以家财助饷论》等17篇;此期涉及秦良玉的单行本著作主要有:《巾帼英雄秦良玉》等共10种书[14]。这些著作中有大量的属于报刊文章,最具者当属《秦良玉传汇编初集》,而代表性的学者尚不多见。

  3.建国初30年(1950-1978),是秦良玉研究的转折期。

  转折,主要体现在步入新社会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到运用上。建国后的近三十年,我们国家关于秦良玉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此时期的代表论文有《关于秦良玉的问题》、《智勇双全秦良玉》,单行著作有《秦良玉》(京剧剧本)等4种[15]。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郭沫若、陈世松等。此期的研究颇受左倾思潮冲击。

  4.新时期迄今(1979-2008),是秦良玉研究的高潮期。

  高潮体现在从数量和质量上,这一时期的成果在总体上超越了以往的时代。此期论文数量较多,出版了大量集成性的有关秦良玉资料性著作,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好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总体上说,这个阶段是传统研究方法基本上已经做得比较完备的阶段。此时期的代表论文有《四川营与秦良玉》等共33篇。此期关于秦良玉的著作另有专书5种;另翻印了一些以前的著作如《秦良玉演义》[16]、《女杰秦良玉演义》。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各体皆备,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李良品、腾新才以及我们学院的段老师和郑老师等。

  三.秦良玉研究主要议题及观点得失述略

  1.秦良玉本人的民族身份争议。

  关于秦良玉本人的民族身份。或称少数民族或称汉族。而有的学者就进一步探讨了具体族属,除汉族外,或称苗族,或称彝族,或称土家族。各方观点不一的原因在于所据材料不一,或对民族名称之运用不够客观。马骏、秦德君、曾文琼[17]分别认为秦良玉是汉族、彝族、土家族。忠县秦进最新撰著之《秦良玉出生地与民族考》认为秦良玉出生于“忠、丰、石三县交界的蒲家场乐居村”[18],从地域上决定了她是苗族人的结论可能更为合理。

  2.秦良玉在历史上的功过争论。

  秦良玉之功过,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坦言其平播、平奢、援辽等功,而对其后期抗清与镇压张献忠等事迹观点不一。对其功过之评价,最初的评价来自于明朝正统观念的说法:从万历四十八年封其为“四川石砫宣抚司援辽女官秦良玉进三品服”[19]起,屡获嘉奖[20]、崇祯死后,南明政权亦待之甚重。清朝初年,对秦氏保境安民之功做出了延续性的尊重与肯定姿态。然而在史学观点比较左倾的年代里,秦良玉遭到否定[21]。

  3.秦良玉勤王之质疑。

  《明史•秦良玉本传》、《南明史•秦良玉传》对“秦良玉与其白杆军参与了明军对永平四场的收复战”皆持肯定态度;然而已有人根据一些明朝政府官员奏议等文献[22]怀疑,“秦良玉虽是明末杰出女将,但就史论史,崇祯三年,秦良玉千里赴援,并无建功。”[23]

  4.秦良玉“通词翰”的争议。

  《明史•秦良玉传》称其“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但到了民国人们就已经忽视其其文学成就[24]。有人称“秦良玉原有诗文著述,明清易代战乱中‘焚毁无传’”[25],故对其文学成就存而不论;也有人从其奏议和布告[26]文字中,得出“浩气孤忠洋溢槠上”[27]之印象。

  5.秦良玉被符号化的是非。

  秦良玉被予以符号化,是指在后代的不同政权那里,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对之加以利用,民国初年,秦良玉多次进入当时的教材[28];到了抗战时期,秦良玉被作为“国难期中的模范妇女”得以宣传;郭沫若则多次肯定秦良玉[29],乃至2008年,“奥运火炬手服装上‘火凤凰’来源于明朝时期重庆忠州巾帼英雄秦良玉御赐龙凤袍”。

  四.本选题研究设想

  以上从总体数据、研究分期和主要议题等方面对迄今为止的秦良玉研究现状作了大致的描述和总结,下面拟在此基础上提出本选题的研究设想。

  一.对题目基本重要概念的阐释

  首先,对题目中的几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解释。

  第一,关于时间起止。明清以来,上限为明代后期,下限为2008年。虽然秦良玉死于1648,即清顺治四年,但是在明末的一些私人记载既已有关于秦良玉之零星记述,而在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日宣布开馆撰修《明史》[30],至迟从此时起就已经有关于秦良玉形象的认识在史家中逐渐流传。本文拟以这些文献为主,探讨秦良玉形象建构之起点。当然,基于历史的连续性,在必要的时候会借助明清流传下来的秦良玉家族的族谱,对秦良玉家族的某些情况进行回溯;或者将其与其他历史上相似女性进行对比,以见出其独特之处。关于秦良玉形象建构之下限,定在2008年,是因为当年的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奥运火炬手身上‘火凤凰’源自三峡博物馆国宝秦良玉战袍”,此事件或可称为秦良玉形象在当代凝固化的一个象征。

  第二,关于“形象”。这里稍微多说几句——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涉及到“形象”的讨论太多,一般认为“形象”是“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咉现实的特殊方式……通常亦特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本研究中,笔者承认但绝不仅限于此观点。笔者更愿意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理解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与嬗变。笔者赞成方维规所说:“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31]有人也许会担心,用形象学的方法研究地域文学乃至地域文化名人是否妥当?金安利曾提出:“中国形象学实践还可以拓展到地域文学(地域文化亦然,引者注)的形象学研究。所谓‘异国’形象,其核心是异族形象,因为在精神文化方面,民族的表现往往比国家更强烈。中国的形象学实践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究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反映在文学中的互相观察和体认。”[32]在很长一段中间,中原文明影响下的主流精英们往往把秦良玉当做主流之外的西部少数民族的杰出女性人物,因此,对这些精英意识中的秦良玉形象研究,不妨用形象学的相关方法。

  第三,关于“建构”这个概念,曾经受文新学院邓伟老师的启发,在此向他表示感谢。笔者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关于秦良玉的形象,都是当时各种力量,基于自己思想、情感、意志,立场、态度、形势等作出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被动的追随,而包含着解释者的再认识、再解释、再创造。所以,基于这些形象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思维建设、构造或许还有叠加,迁移出来的,所以我用了“建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33]都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我认为在微观层次上梳理、归纳每一个时代的秦良玉形象都不妨从建构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秦良玉形象的生成历程。

  第四,关于“嬗变”一词。秦良玉形象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概念,也就是说历经各个时代,有沿有革,似乎用“演变”或“嬗变”都可,但从《说文解字》中得知:“嬗,缓也。从女,亶声。一曰‘传’也。”[34]由此可见,“嬗变”包含两个特征,1.是变化非常缓慢;2.是变化中有继承。在笔者看来,从明末至今,秦良玉形象有逐步的改变,但此改变是在长时段视野中所见出之缓慢变化。所以,研究其嬗变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宏观地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在各个时代,秦良玉形象被相关的创造者、接受者做了什么加法和减法,什么地方进行了放大和缩小,什么地方遭到去蔽和遮蔽。

  二.选题的研究意义和独创性

  在以上对选题界定的基础之上,下面将对此选题的研究意义和选题独创性方面略做阐述:

  首先是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秦良玉文化是近几十年来重庆地域文化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对市县两级地方政府提升本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具有比较重大的现实意义。清理明清以来秦良玉形象之建构及嬗变的历史,对研究和传播秦良玉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对重庆文化研究在纵深方向上推进有着较为直接的作用。

  其次是本选题的独创性/创新点,简要的表述至少有以下三点:①迄今尚未见使用形象学方法分析秦良玉之研究成果②将史学、文学等多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视野比较开阔③本研究对重庆文化研究有切实的推进之功④运用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一些观点、方法,剖析中国本土文化个案,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再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良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其研究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领域,由于文学、史学文献中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歌咏与表现材料非常丰富,鉴于各个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作者立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需求,其中的真实性材料与虚构性材料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互掺杂、渗透

  甚至扭曲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动用历史、文学、乃至哲学领域里的一些研究方法来综合剖析秦良玉文化。在剖析秦良玉形象过程中,我们势必会根据每个时代秦良玉形象构建的不同特征,调集各种与解决问题需求相适应的学术方法。正如有人所说:“形象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是极其广泛的,它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研究视角,构成众多新的形象学研究领域;也可以立足自身,向其他领域扩展,以文学为最终旨归,将其他领域同化为自己的领域。”[35]因此,尽管笔者虽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确定自己的选题,但是笔者愿意以一种开放心态,向其他相邻相关学科,寻求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并尽力消化吸收在自己的本研究进程中。

  三.研究方法详释

  在这里,对研究方法多说几句。

  从总体上说,本研究解决方法的综合性和创新性。就综合性说,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讨论,最终使人们“注意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36]由此,故事的组织、言说便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了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分析,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感觉到,文学叙事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具有颇为紧密的联系。有关秦良玉的各种文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幻象与真象的成分,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既需要史学文献分析的相关方法,也需要文学领域里文本细读所需要的相关技巧,这就是本选题在方法论方面的综合性之表现。其次,就创新性来说,利用建构主义/结构主义来研究各个时代关涉秦良玉的文献,探讨秦良玉形象被凸显和遮蔽的地方,并探索其背后的文化机制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未见同类成果,值得尝试。

  从微观的层面看,具体的研究方法至少包含如下三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熟练而高效地运用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传统方法,地毯式、穷尽式地搜罗、排查关于秦良玉的所有文献,并根据当代研究需要作出有价值的文献综述。目前常见学术数据库如CNKI、维普、万方等有关秦良玉的文献收集虽暂告一段落,但更大规模的收集还有待重启,在我看来,涉及秦良玉研究,至少需要收集以下几方面资料:

  (1).根据《晚明史籍考》、《巴渝古代要籍叙录》、《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等收集与秦良玉平播、平奢、援辽、抗清等史实有关的原始文献或者说“直接的史料”。这些资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37]。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更正/弥补/整齐间接史料的错误/不足/错乱。如《晚明史籍考》一书收录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1140余种,未见书目620余种。“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38]笔者拟根据这些书目,从中择取与秦良玉史实关系甚密者做深入研究,并将分别就内容和关键词编制提要以及索引,以备后期研究中征引、分析。以上目录书所涉及到的文献,主要在个人积累、收藏的《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以及《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的电子版中寻找;鉴于个人收藏之限性,还应尽量利用学院资料室、学校图书馆、市图书馆等所藏图书资料。

  (2).此外,作为补充,笔者将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明代的历史著述》等对上面提到的一些文献进行系统分类、补充和印证。该书提出如下种类的史料:“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4.纪事本末体史书;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7.传记;8.职官志;9.政书;10.地理志,包括方志”,另有子部中的一些类目:“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39]此种分类吸收了四库分类的观点,并略做调整,对研究比较有利。

  (3).笔者决定再结合《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等现藏索引和《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人物传记资料人名索引》等新出索引,将秦良玉生平中涉及的明代人物都做比较系统的文献普查,并将调查所得按照与秦良玉关系的紧密程度,作适度的原文核查与源头追溯,并将相关主要人物尤其是正史有传者的生平结合秦良玉的生平作一简要编年。此部分或可以《秦良玉年谱简编》等为题,作为此研究的副产品单独发表。

  (4).由于史料繁多,且头绪复杂,笔者拟根据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记笔记的软件如ENDNOTE,对研究数据,如版本、撰著人、页码、内容提要等进行有系统性的整理,并通过复制、设置、体例、复查等手段尽量保证笔记结果具有可扩展性、可共享性、可验证性、可操作性;对内容的整理和比较可以运用EXCEL表格处理软件和具有内容分析功能的Blinkx客户端软件,使本研究在比较好的技术平台上运行,争取以高效率达到研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好通盘考虑,特别要注意向文献学专家和计算机专业人士请教,努力解决好属于交叉学科的难点问题。

  第二个系列,学会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剖析在历史文献里秦良玉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与角色定位;并剖析传世文学文献中对其女性气质的建构与表现。下面略作阐述如下。

  (1).女性主义理论本身虽尚未定型,但其核心理论是社会性别学说是无疑的。这一理论以其本身的综合性、批判性,赢得了逐渐增多的发展机会。就文史研究领域说,西方学者琼•W•斯科特认为:“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具有四个相关因素:第一,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第二,规范化概念,这些概念解释了象征的含义,限定了比喻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分析要采用一些政治学概念,引用社会组织与机构的概念,这是性别关系的第三个方面……性别的第四方面是主观认同。”[40]应该明确,“性别的使用与意义是与政治性相关的,也是一种权力的关系(性别建构了政治,政治建构了性别)”[41]。性别既作为概念,也作为结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提供理解人与人之间各种形式相互影响的复杂概念。正如王政所说:“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在国际社会传播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推动社会的平等公正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42]我们有理由期许,在研究秦良玉形象问题中合理而适度地使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将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正如斯科特所期待的那样:“如果男女间的对立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不断弄清当今争论的焦点,并解释、说明这一焦点,同时,还要弄清确切的性别含义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妇女在人类历史上参与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在历史研究中为何销声匿迹了呢?”,对秦良玉的研究当然还没有荒芜到“销声匿迹”的程度,但是在新研究的基础上,很有可能“将构成一部新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考察旧问题,用新的术语重新确定旧概念,让妇女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展示在世人面前”[43]。

  (2).女性主义学术方法,落实到微观层面上,是借助其性别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与发展领域出现了多种性别分析框架,如四个哈佛分析框架、摩塞框架、社会性别分析模型等”[44],如何运用到秦良玉身上来,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仔细把握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说,秦良玉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认知。传统中国文化对男性的扩张型人格,女性内敛型人格在其身上似乎失去了效用,因此秦良玉能以女儿之身赢得“诚可谓有丈夫风矣”[45]的美誉;清初陆以湉认为:“石柱秦良玉,以妇人而列武臣之传,嘉其义切勤王,不以寻常土司例之。”赵翼认为:“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46]——这或许可以证明秦良玉对传统女性固定角色亦即死板形象的挑战是比较成功的,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基于对这些框架的理解和运用,笔者尝试性地运用服饰象征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对赵铜珊藏《秦良玉》剧本进行了分析,以《服饰象征理论视野下的悲情秦良玉》为题,将学习心得发表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上,在此,将该文作为附件三附于后面,期待大家能够指正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3).对秦良玉形象的建构一定要结合史料或文本本身的解读,尽量避免理论空谈,而应该从大量材料中归纳出秦良玉形象的建构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而应该尽量避免抽象地用概念,命题,推理等去消除阐释鸿沟。笔者认为,在具体研究某一段、某类文献、某部作品中的秦良玉形象的时候,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前述分析框架,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充分阐释力,如果对此毫无贡献,宁愿不用。如此,庶几可以减少乃至杜绝术语满天飞,理论和事实两层皮的现象。在目前看来,研究中涉及按今日学科分类属于文、史、哲等不同领域的文献,对这些文献的处理,既要尊重该领域的前人成果,也要体现本研究的独特视角以及研究者的独创性。例如涉及到文、史、哲等不同领域,如果我们处理的方式一刀切,很可能会造成南辕北辙、胶柱鼓瑟之尴尬局面。所以有必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学术了解与适当训练。譬如,中西方史学思想史的了解,史源学的比较扎实的训练以及哲学史方法论修养、文学领域里的文本细读训练等都应该尽快提高,以达到此课题所需要的能力层面。

  第三个系列,根据顾颉刚等“文献层累堆积”的研究观念,对所有关涉秦良玉之文献作出有层次的剥离、辨析工作,为研究秦良玉形象在各个时代之构建与嬗变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1).在现代互联网发达,交通方便的时代条件下,应该适度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不拘于文献的物质载体、语言形式,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广取博收,为我所用。赵翼认为:“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47]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利用好《明史》之外的其他文献拓展秦良玉研究的视野。就明史相关文献来说,至少应该就《二十四史订补•明史订补文献汇编》以及《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相关部分作重点的阅读分析,避免出现重大缺漏;

  (2).就地方文献的使用来说,除利用好《西南文献丛书》提供的《四川通志》、《重庆府志》、《遵义府志》以及《蜀难叙略》等;《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中的《石柱直隶厅志》;以及建国后地方政府编印的《石柱土司史料集成》和《秦良玉史料集成》;另外还应该注意忠县档案局所藏“《忠州秦氏家乘十八卷》、《秦良玉》、《忠州秦氏起源》等珍贵书籍”[48];适当的时候还要注意忠县、石柱和秦良玉生前活动地区所遗留的文物中与秦良玉有关系者如碑刻、祠堂遗留物等。

  (3).在这些材料的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文献的性质与撰写人的立场、态度、观点、方法。在研究这些经过多年累积起来的文献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文献还原,要区分不同层次的资料信息,首先从时间、编纂性质、立场观点等诸多方面综合衡定其记载信息的真伪与否等等。譬如崇祯赠诗“凭将箕帚扫胡虏”,秦良玉玄孙马宗大自称“我朝乾隆庚申,得见全诗于临江熊氏家藏扇面上,捧读如获球图,谨勒石示子孙。第四章首句蠹蚀三字,敬阕之”,而其所称“蠹蚀”之字,居然就有两个字触犯忌讳,结合清初盛行文字狱的时代风气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马氏规避政治风险,就用“蠹蚀三字”掩饰过去。所以尽管马宗大的话出自其族谱,对其使用也是预先进行审查再有限度地征信、引用的。

  三、拟参考的主要文献资料

  [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着壁成绘.94.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着壁成绘.44.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3]此处按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政,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系教授;衣若兰,“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余云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心宪,重庆教育学院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教授;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熊宪光,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遴选重庆历史名人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3]173号.2003-9-30.

  [5]全市10名最大本籍名人忠县籍2人.

  [6]蜀中华.重庆历史文化名人之评选.[DB/OL]

  [7][德]Kehry-Kurz,Doris(1999).WarummusseinGeneraleinMannsein?DieGeneralinQinLiangyuundihreDarstellunginbiographischenQuellendes17.bis19.Jahrhunderts.InÜbelhör(1999),60-95.经过四川大学外语学院焦鹏帅博士翻译成英文,笔者再根根据英语转译为下:Kehryshort,Doris(1999).何必将军是丈夫——17至19世纪传记文献中秦良玉其人其事.UebelhoerIn(1999),60-95.

  [8][美]Cass,Victoria.DangerousWomen,Warriors,GranniesandGeishasoftheMing[M].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1999.

  [9]该文前有解释,介绍了该文主要文献来源等:“テーマは女性。语录でも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英雄?秦良玉を取り上げたもの。久々に全体として缠まった、及第点の作。そして参考文献に初めて正史を取り入れた、记念すべき一文。しかし折角の正史は、あまり生かされることがないまま终わっていました(阿呆)。また、文中で诗を取り上げる、ふりがなを多用して、読み易さに気を配るなど、新しい试みも行っています。”

  [10][日]井上佑美子.女将军传[M].学习研究社.2001年.

  [11]从《书明都督总兵秦良玉佚事》至王培荀相关著作分别见于:[清]何曰愈.见王葆心.虞初支志.甲编卷四[M].2-4.商务印书馆.1922;[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M].672-675.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2版;[清]陈莲叔.鹊碧录卷一.邓实.国粹学报[J].总第74期.广陵书社.2006年3月影印版;[清]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秦良玉遗事[M].[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第八三、九八、一七八条[M].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第1版.

  [12]参见: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M].37-40.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13]雷梦水.古书经眼录[M].48.齐鲁书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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