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专业的管理论文，主要是对徽实行“财政直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财政直管”与现行行政体制相悖，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突出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五级体制，地方政府的管理层级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县和市所设的区；乡，镇”四级，由省管市、市管县。而“财政直管”后，市级实质上失去了对县级财政的管理权，违反了我国预算法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原则。而且在“财政直管”改革后，县级党委政府仍然受市级党委政府的监管，在人事任免、行政管理等方面仍然是“市管县”；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市级仍然行使全市范围内的事权，并事实上部分履行着应当由县级履行的事权，市级财权缩小，事权不变，其事权财权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上述行政管理权、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不统一的情况，必然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资源浪费。事实上，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后，存在部分地级市为了保留部分利益，在交通规费等方面与县争夺利益、在承担责任和义务时又与县级相互推委的情况；而一些垂直管理部门，比如工商、税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其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矛盾更加突出，扩权前是一个“婆家”，扩权后变成两个“婆家”，工作、监管程序重叠，更加困难。[3]
（二）“财政直管”后，财政监督管理难度增大
“财政直管”改革后，原有的省管市、市管县体制被打破，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省级财政监管任务急剧增加，省财政监管部门疲于奔命，以安徽为例，省财政监管的市原本只有17个，“财政直管”改革后，56个县都将纳入省级监管，省级财政在人员、机构上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在人员、机构、制度上仍嫌应接不暇；同时，全省财政监管权集中到省级，增大了省级财政权力寻租的风险；其二，市级财政在“财政直管”条件下，对县级财政的监管主要是检查指导，既没有足够的权力监管更没有监管的动力；对县级财政来说，县级财政的权利和财力突然增大，而省级财政监管多少有些“鞭长莫及”，县级财政本身在制度、人员、管理的思路、理念等方面短期可能无法适应改革的需要，如何保证县级财政权力不被滥用，这些问题都未解决。
（三）削弱了市级政府的财力，进而可能制约中心城市的发展并造成县级无序开发
原有的“市管县”格局下，地级市发展可以更多地吸收周遍腹地资源，形成整合优势，支撑中心城市发展，“财政直管”体制改革后，地级市失去了对县级财政的管理权，县级财政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相对地，会削弱中心城市的发展。由于“财政直管”改革的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未改革，地级市仍在履行全市范围内的事权，包括部分应由县级提供的公共服务，制约了部分市级财政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发展。而对安徽省来说，经济总量还不够大，当前，更加需要集中资源建设几个中心城市，形成辐射效应。
从县域角度来看，一方面，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来说，“财政直管”体制改革，大大充实了县级财力，并且为进一步扩权强县打开了制度空间，这固然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长期以来，在市管县制度约束下的县级政府，财力和权力一旦放开，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建设热情，而在制度转型条件下，“省管县”制度仍有一个完善和适应的过程，而市级主要的工作热情则转化到城市建设领域，对县级财政既缺乏管理权限，也缺乏管理热情。与此同时，县级政府的业务水平、经济建设、管理能力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县级的建设热情和对政绩的追求可能会导致“大干快上”的开发热潮，而违背全省、市统一的发展格局和产业格局，甚至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财政直管”改革前，部分县级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财力难以为继，“财政直管”改革后，这些县的运转经费得到了充分保障，有的县发展的积极性反而不大，不是将精力用在如何增长财源，发展经济上，反而将精力用在如何向上级争取财力上，县域经济发展反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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