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资料
-
晚清的医学统计
晚清中国医学统计活动基本经历了3个阶段.初是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早在16世纪,西方国家即开始注意收集有关中国的相关资料,包含医疗和公共健康信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来华传教士增多,从事医学信息收集与统计的医生也渐次增多,但比较零散.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列强窃取了满清政府的海关控制权,在其主导下,中国的医学统计开始了制度化的过程,内容、方法、时间等都有了明显的改进；进入20世纪之后,卫生的现代性成为衡量国家是否具备自主管理资格的标尺,医学统计成为清政府的需求,从而建立了相应的卫生管理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依据参与主体的不同,进行的目的也会有所差异,但从影响上来看,医学统计活动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有利于医学科学研究以及中国现代卫生建制的完善.
-
德占时期青岛的卫生防疫体系
1897年,德国派兵占领青岛,开始了对青岛长达17年的奴役.在此期间,德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卫生防疫措施:采取改善居住条件、解决饮用水问题、下水道建设和污水粪便的处理、垃圾处理等措施以改善青岛的卫生状况；设置专职的防疫机构,包括疫情管理机构、疫情报告机构、疫情免疫机构、疫情治疗机构等,以应对疫情；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以预防传染病为主的法规和法令,并由警察局加以监督、执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岛卫生防疫体系的行政化、法制化和职业化,初步实现了青岛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转型.
-
促进负责任的研究,使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授奖典礼上的演说
2009年12月18日,笔者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学奖,这不仅是对本人工作的承认,也是对中国伦理学工作者们努力的认可.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外国生命伦理学工作者几十年来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生物伦理学研究有"放风筝"和"骑单车"两个模型,绝不存在一种万能的伦理学理论,能解决所有伦理学问题,我们的决策不应该是单单从伦理学理论或原则直接推演的结果;对科学活动进行伦理管理是绝对必要的,生命伦理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体制化是旨在建立一个保护人类受试者的结构和框架,虽然有些科学家和决策者对伦理学仍有误解,但已取得一些成绩,还需耐心与努力;处理伦理学的国际准则与本土文化的张力问题时,唯有"协调进路"能够使我们恰当地处理文化张力,其结果是"和而不同".
-
中国发展生命伦理学之路——纪念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30周年
从1979年广州会议开始,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已经有了30余年的历史.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了30余年的历史经验,即生命伦理学探究中放风筝与骑单车这两种模型或进路的争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即鉴定伦理问题,进行伦理学探究,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实现关怀人的生命、健康和权利,善待动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以及在我们活动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等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