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중화예방의학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华卫生杂志；人民保健
-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影响因子： 1.65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1-2150/R
- 国内刊号： 吕相征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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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男性饮酒与2型糖尿病发病关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饮酒与中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T2DM)发病风险的关联性.方法 研究人群来源于东风同济队列,该队列于2008年在湖北省招募了27009名东风汽车公司离、退休职工,基线调查采用半结构化问卷收集饮酒信息和相关协变量,并进行了体格检查、血糖和血脂等测定.从队列中选取男性并排除基线调查时已患糖尿病、冠心病、卒中和恶性肿瘤者,终纳入6784名男性.2013年进行随访,通过研究对象的医疗保险号收集其疾病或死亡结局.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饮酒特征和模式与T2DM的关联性.结果 6784名研究对象中,3541名从不饮酒者共随访15852.2人年,新发T2DM 270例,发病密度为1703.2/10万人年;3243名饮酒者共随访14509.8人年,新发T2DM 258例,发病密度为1778.1/10万人年.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与不饮酒人群相比,饮酒人群T2DM发生风险总体上未升高[HR(95%CI):1.09(0.91~1.30)],但平均乙醇摄入量>20 g/d和饮酒频率高于7次/周的饮酒者T2DM发生风险均升高[HR(95%CI)值分别为1.27(1.02~1.58)和1.35(1.00~1.83)];饮酒频率>7次/周的人群中,单次乙醇摄入量为0.01~40和>40 g者发生T2DM的HR(95%CI)值分别为1.48(1.05~2.09)和1.27(0.80~2.01).结论 总体上饮酒与T2DM发生风险无关,但平均乙醇摄入量>20 g/d或饮酒频率>7次/周会增加T2DM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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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中国成人血压水平:汞柱式测量值和转换电子血压值
目的 分析2010—2012年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居民血压水平,比较汞柱式血压值和转换电子血压值的差别.方法 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中国内地31个省份、150个调查县(区)的18岁及以上成年人120428名.采用汞柱式血压计测量血压,取3次的平均值;利用回归公式转换成电子血压值,采用2009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对血压值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处理.结果 经复杂抽样加权处理后,由汞柱式血压值得到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平均SBP为122 mmHg(1 mmHg=0.133 kPa),男性为124 mmHg,女性为120 mmHg;18~44、45~59和60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SBP分别为115、127和137 mmHg;城市、农村分别为122和122 mmHg.成年人平均DBP为78 mmHg,男性为79 mmHg,女性为76 mmHg;18~44、45~59和60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DBP分别为75、81和81 mmHg;城市为78 mmHg,农村为77 mmHg.按回归方程转换为电子血压值后,得到中国成年人平均SBP为129 mmHg,男性为130 mmHg,女性为127 mmHg;18~44、45~59和60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SBP分别为122、134和143 mmHg;城市、农村均为129 mmHg.成年人平均DBP为76 mmHg,男性为78 mmHg,女性为75 mmHg;18~44、45~59和60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DBP分别为74、79和79 mmHg;城市、农村均为76和76 mmHg.结论 实测汞柱血压值和转换电子血压值不同,后者的结果均偏高;但两种数值计算的血压水平具有相似特点,男性高于女性,随年龄增长而增高,城乡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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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东风-同济队列的离退休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东风-同济队列中离退休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方法2008年在湖北省招募27009名东风汽车公司离、退休职工,2013年4—10月进行第1次随访,同时纳入新的退休人群.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了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血清肝酶检测和骨密度测定.排除患有严重的骨代谢疾病、服用激素类药物、年龄<45周岁及资料缺失者,共有30916名对象纳入本研究.应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患病率进行年龄标化,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骨质疏松症的相关因素.结果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42.3%(13083/30916),标化患病率为40.7%,其中男性患病率为35.0%(4854/13878),标化患病率为34.8%,女性患病率为48.3%(8229/17038),标化患病率为47.1%.男、女性骨质疏松症共同的相关因素包括:高龄(男性:OR=1.67,95%CI:1.40~1.99;女性:OR=3.34,95%CI:2.70~4.13)、低BMI(男性:OR=1.70,95%CI:1.40~2.06;女性:OR=1.27,95%CI:1.04~1.53)、锻炼(男性:OR=0.69,95%CI:0.61~0.78;女性:OR=0.87,95%CI:0.80~0.96)、血清碱性磷酸酶(ALP)升高(男性:OR=1.12,95%CI:1.01~1.24;女性:OR=1.15,95%CI:1.06~1.25)、γ-谷氨酰转肽酶(γ-GT)升高(男性:OR=1.16,95%CI:1.02~1.30;女性:OR=1.13,95%CI:1.03~1.24)和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比值升高(男性:OR=1.15,95%CI:1.05~1.25;女性:OR=1.28,95%CI:1.19~1.38).男性中特有的相关因素包括吸烟(OR=1.27,95%CI:1.07~1.39)和饮酒(OR=1.11,95%CI:1.08~1.16),而女性为绝经(OR=1.67,95%CI:1.47~1.89).血清ALP、γ-GT、ASTALT水平与骨质疏松症患病风险呈剂量-反应关系(P值均<0.05).结论东风-同济队列退休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较高,除高龄、低BMI、锻炼等已知相关因素外,血清ALP水平、γ-GT水平和AST/ALT比值升高也与骨质疏松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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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诱导基因2 rs10185316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血压的关联研究
目的 研究胰岛素诱导基因2(INSIG2)rs10185316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血压指标的关联.方法 2005和2007年分别在北京市东城区9所初中和海淀区5所中小学(3所初中和2所小学),按照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BMI分类标准,招募肥胖超重学生1425例,正常体重学生605名,选取其中血压和基因分型数据完整的2018名研究对象,依据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标准,分为血压偏高组(共702例)和非血压偏高组(共1316名).通过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和体格指标(身高、体重和血压等),采集外周血样本并提取基因组DNA,对INSIG2 rs10185316多态性进行分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INSIG2 rs10185316多态性与SBP、DBP、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MAP)及脉压差的关联.结果 血压偏高组的年龄、BMI、SBP和DBP分别为(14.3±1.4)岁、(27.3±4.2)kg/m2、(130.5±10.9)和(76.7±13.3)mmHg(1 mmHg=0.133 kPa),均高于非血压偏高组[分别为(12.2±2.9)岁、(22.0±4.0)kg/m2、(104.4±10.9)和(54.6±15.2)mmHg](P值均<0.001).调整年龄、性别、城区和BMI后,与INSIG2 rs10185316位点CC基因携带者相比,CG/GG基因型携带者DBP较低[β(95%CI):-1.67(-2.84~-0.50),P=0.005],脉压差较高[β(95%CI):1.91(0.61~3.20),P=0.004],MAP较低[β(95%CI):-1.03(-2.01~-0.05),P=0.039].结论 INSIG2 rs10185316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DBP、脉压差和MAP相关,其作用独立于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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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5次总膳食研究中7种真菌毒素的污染及膳食暴露分析
目的 了解我国膳食中7种真菌毒素的污染水平和居民膳食摄入量.方法 中国总膳食研究根据当地居民的食物消费量进行食物聚类,由聚类结果形成采样单.根据采样单,各省份在3个调查点采样,将各采样点采集的同一食物样品按相同比例混合,烹调加工后,制得混合的膳食样品.样品包括谷类、豆类、薯类、肉类、蛋类、水产类、乳类、蔬菜类、水果类、糖类、饮料与水、酒类、调味品等13个食物类别,调味品在烹调中使用,因此,供测定的样品共12类.本次研究包括20个省份的12类食物样品,共240份混合膳食样品.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测定杂色曲霉素、桔青霉毒素、环匹阿尼酸、串珠镰刀菌、胶黏毒素、霉酚酸和疣孢青霉原等7种真菌毒素的污染水平,估算居民的膳食摄入量.结果 在检测的7种真菌毒素中,霉酚酸、胶黏毒素和疣孢青霉原未检出,环匹阿尼酸在豆类中的含量范围为0.47~1.57μg/kg、在酒类中的含量范围为0.19~2.26μg/kg,检出率为7.1%(17/240);杂色曲霉素在广西的水产、北京的糖类、辽宁的饮料中的含量分别为2.88、0.01、0.53μg/kg,在水产中的含量范围为0.70~1.76μg/kg,检出率为2.9%(7/240);桔青霉毒素在四川的水果中的含量为5.31μg/kg;串珠镰刀菌在吉林的乳类中的含量为3.60μg/kg.根据膳食暴露分析,我国一般人群7种真菌毒素的暴露量较低.霉酚酸、胶黏毒素和疣孢青霉原未检出,其他4种毒素的暴露量分别为0.000~8.132(桔青霉毒素)、0.000~27.448(杂色曲霉素)、0.000~3.026(环匹阿尼酸)、0.000~62.847 ng·kg-1·d-1(串珠镰刀菌).结论 在检测的杂色曲霉素等7种真菌毒素中,环匹阿尼酸、杂色曲霉素、桔青霉毒素和串珠镰刀菌仅在某些地区个别膳食中检出,且膳食暴露水平低;但环匹阿尼酸在酒类中的污染水平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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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6年北京新型毒品吸食者特征及HIV、梅毒、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调查
新型毒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流行,无论从吸食人群规模、蔓延地区等方面来看,均呈现出明显的泛滥之势.据《2015中国禁毒报告》[1]显示,2014年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新发现登记吸毒者46.3万余名,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其中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滥用人群快速增长[2].由于新型毒品能刺激人的性欲,更容易发生多性伴、群交、无保护性行为,促进了艾滋病及性传播疾病在此人群中的传播.本研究对2010—2016年北京新型毒品吸食者特征及HIV、梅毒、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特征进行调查,以探索新型毒品吸食者的人群变化趋势,及不同性别吸食者的人群特点,以期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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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留分布研究
目的 对比蛋清与蛋黄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残留分布差异,并对加热前后生熟样品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含量变化进行研究,以应对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方式食用鸡蛋摄入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留的风险评估.方法 取10枚含氟虫腈残留的鸡蛋样品,分离蛋清和蛋黄,样品经乙腈提取和净化后采用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检测,以BEH C18色谱柱为分析柱,乙腈-0.1%乙酸溶液作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分离,外标法定量.采用Full Scan/ddms2扫描模式,以负离子采集进行定性筛查和定量分析.结果 氟虫腈砜为鸡蛋中检出的氟虫腈主要残留物;蛋清中氟虫腈砜含量在2.5~59.9μg/kg之间,中位数为16.1μg/kg;蛋黄中氟虫腈砜含量在81.5~1526.0μg/kg之间,中位数为390.0μg/kg.以蛋黄和蛋清质量折算,蛋黄/蛋清中氟虫腈砜的总量比在8.0~14.6之间.与生蛋的结果相比,蛋黄加热前后氟虫腈砜熟样/生样含量比在0.80~0.96之间,中位数为0.90;蛋清加热前后氟虫腈砜熟样/生样含量比在0.65~1.06之间,中位数为0.83.鸡蛋与蛋黄中氟虫腈砜含量的换算系数f为3.1.结论 蛋黄为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摄入的主要来源,加热蒸煮对鸡蛋中氟虫腈砜的残留量无明显变化.鸡蛋与蛋黄中氟虫腈砜含量的换算关系,为评估特殊人群通过鸡蛋中蛋黄摄入氟虫腈残留物的健康风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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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基因的流动及耐药性的传播
细菌耐药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人群、动物、环境多重危险因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今天极为严峻的细菌耐药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刻地理解细菌耐药性获得、维持和传播的机制.在人类发现抗生素之前,耐药性及耐药基因已经在自然界存在,但数量非常少.人类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尤其是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改变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加速了耐药性的传播.其中,耐药基因在细菌间的转移是耐药性全球播散的主要遗传基础.在耐药性风险管理中,耐药基因的多样性和可流动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大公共卫生理念出发,阐述耐药基因的存在、流动及耐药性在环境菌株、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中的传播,以期深入理解细菌耐药性综合防控的复杂性和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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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膳食评估成为营养工作创新技术
中国营养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近80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营养工作模式,在全面保障人民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营养调查、食物成分分析、中国居民营养需要量研究以及膳食指南制订等构成中国营养工作基础[1].营养监测、评估、干预工作已成为营养与健康体系的常态.我国先后于1959、1982、1992、2002年进行了4次营养调查[2],2010—2016年国家引入3~4年为一个周期的营养监测新模式.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了健康医疗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涌现,也推动了营养与健康大数据应用发展,为营养与健康工作信息化建设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现代化营养工作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新形势下,我国现有营养调查技术必须加大创新要素的力度,改变传统工作思维,打造新调查技术引擎.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营养调查对促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大意义.有效应对营养工作面临的挑战,在"互联网+"行动指导下,加快营养技术研发,突出创新驱动,以主动适应和引领国家营养与健康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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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与2013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的疾病负担研究
目的 分析1990与2013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的疾病负担情况.方法 利用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国研究结果,计算人群归因分值(PAF),分析1990与2013年中国(不包括中国台湾)因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死亡例数、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及变化情况,比较1990与2013年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的DALY和不同地区DALY的变化情况;采用2000—202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构作为标准人口进行标化.结果 2013年,中国由于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死亡占全部死亡的11.02%,比1990年(10.38%)略有上升.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的死亡例数由1990年的79.38万增加至2013年的104.65万,归因于水果摄入不足的标化死亡率由1990年的113.04/10万下降至79.80/10万.中国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DALY由1990年的1834.65万人年增加至2013年的2129.67万人年.与1990年相比,2013年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标化DALY率下降了36.44%.2013年西藏、贵州和新疆3个省份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疾病负担较为严重,标化DALY率分别为2612.53/10万、2281.85/10万和2198.22/10万.与1990年相比,2013年各地区水果摄入不足的标化DALY率均有所下降,以天津位居首位,下降了63.61%,其后依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浙江、上海和北京,分别下降了59.74%,59.53%,56.64%和53.88%.结论 与1990年相比,2013年中国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疾病负担有所下降,但依然严重,尤其是西藏、贵州和新疆下降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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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5年中国缺血性心脏病疾病负担趋势分析
目的 研究1990—2015年中国缺血性心脏病(IHD)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方法 利用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整理和分析1990—2015年中国不同性别、年龄、省份(不包括中国台湾)IHD的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以2010—2035年世界人口平均年龄结构为标准人口,计算年龄标化率,并计算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 2015年,中国IHD死亡146.1万例,标化死亡率为114.8/10万;DALY为2576.5万人年,标化DALY率为1760.2/10万.与1990年相比,2015年IHD的标化死亡率上升13.3%,标化DALY率下降3.9%.2015年男性IHD的DALY为1666.4万人年,高于女性(910.1万人年);≥50岁人群的DALY占IHD总DALY的83.5%.2015年标化死亡率高的省份为黑龙江(187.4/10万);与1990年相比,2015年标化死亡率上升和下降快的省份分别为青海(54.0%)和澳门特别行政区(-52.3%).2015年标化DALY率高的省份是新疆(3040.8/10万),与1990年相比,2015年标化DALY率上升和下降快的省份分别为青海(33.2%)和澳门特别行政区(-59.0%).结论 1990—2015年中国IHD疾病负担总体上显著增加,主要危害男性和50岁及以上人群,地区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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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青少年疾病负担研究
目的 探讨当前导致中国青少年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及危险因素.方法 利用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5)中的中国青少年疾病负担数据,将导致中国10~19岁青少年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和死亡的原因及危险因素进行排序,分析影响中国不同性别青少年DALY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危险因素.结果 2015年中国10~19岁青少年DALY为1349.0万人年,死亡人数为63258例.导致中国10~19岁青少年DALY的前3位原因依次是皮肤和皮下疾病、缺铁性贫血、道路伤害,造成的DALY分别为141.1(10.5%)、109.4(8.1%)和102.9(7.6%)万人年.导致青少年死亡的前3位原因分别是道路伤害、溺水、白血病,造成的死亡例数(构成比)分别为13881(21.9%)、9895(15.6%)和4620例(7.3%).导致青少年DALY的前3位危险因素分别是铁缺乏、饮酒和药物使用,造成的DALY(构成比)分别为109.4(8.1%)、48.7(3.6%)和22.0(1.6%)万人年.导致青少年死亡的前3位危险因素分别为饮酒、职业伤害和药物使用,分别造成死亡(构成比)5957(9.4%)、1523(2.4%)和810例(1.3%).结论 非故意伤害是造成我国青少年DALY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皮肤和皮下疾病、缺铁性贫血;铁缺乏和饮酒是导致青少年DALY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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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医院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目的 分析北京某医院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实验菌株来源于2010年5月至2015年10月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分离的所有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呈现耐药性的肺炎克雷伯菌.同一患者剔除相同部位的重复分离菌株后,一共375株被纳入本研究.采用PFGE对CRKP进行分型,并挑选不同PFGE型别的代表菌株开展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常见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基因(blaKPC、blaNDM、blaIMP、blaVIM、blaOXA-48)检测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挑选1株CRKP(A1502)进行基于全基因组的分型,分析该菌株和其他医院和其他地区分离株之间的遗传进化关系.结果 375株CRKP分为140个PFGE型别,其中5个型别包含的菌株数大于5株,为优势型别,分别为KPX01.CN0058(128株)、KPX01.CN0014(36株)、KPX01.CN0268(16株)、KPX01.CN0265(12株)和KPX01.CN0438(7株).不同的优势PFGE型别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和病区.MLST分型结果显示,15株代表菌株中有13株为ST11型KPC-2菌株.在全基因组分型聚类树中,A1502与分离自北京其他医院的菌株聚集成簇,而与分离自上海、杭州的菌株聚类关系较远.结论 该医院CRKP分离株存在优势基因型别,流行的克隆群为携带KPC-2基因的ST11型;该克隆群存在医院内和医院间的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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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新型金属β-内酰胺酶基因菌株在某患者体内播散及耐药研究
目的 分析携带新型金属β-内酰胺酶(NDM-1)基因(blaNDM-1)菌株在患者不同部位间的播散情况和对环境的影响.方法 于2010年,在某51岁男性患者因车祸入院时及整个治疗过程中,采集患者的血液、尿液、痰液、粪便样本,同时对患者病房环境进行取样,按照临床微生物检验的常规操作进行碳青霉烯耐药菌株筛查和分离;利用VITEK微生物鉴定/药物敏感性分析仪和E-test试剂条对分离的耐药菌株进行种属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利用PCR、PFGE及Sourthern杂交对菌株blaNDM-1进行检测及定位.结果 患者从10月1日入院到11月4日出院,在其血液、痰液、尿液、粪便及病房地面共分离到的9株菌株,血液样本分离到产酸克雷伯菌、植生拉乌尔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痰液样本中分离到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尿液样本中分离到洛菲不动杆菌,粪便样本中分离到大肠杆菌,病房地面样本中分离到洛菲不动杆菌和不动杆菌属菌株,其中4株菌为blaNDM-1菌株,分别为从患者血液样本中分离的植生拉乌尔菌(RpNDM1),从患者粪便样本中分离到的大肠杆菌(EcNDM1),从病房地面分离的洛菲不动杆菌(AlDNM1)和不动杆菌属菌株(AsNDM1);4株菌株均对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头孢曲松、头孢他啶、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耐药,且携带的blaNDM-1均位于质粒上.结论 blaNDM-1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跨种属传播,在院内感染控制中应考虑blaNDM-1菌株在不同部位间传播的风险,加强对携带该菌株患者的粪便样本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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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年郑州67株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分子分型与耐药研究
目的 分析2013—2015年郑州甲型副伤寒沙门菌临床分离株的耐药状况与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子型别特征.方法 于2013—2015年,从郑州发热伴出疹症候群监测系统2个哨点医院内,分离经病例血培养和粪便培养的67株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其中2013年11株,2014年7株,2015年49株.根据国际PulseNet网络实验室公布的沙门菌PFGE分型操作规程与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沙门菌K-B法药敏试验方案,对67株甲型副伤寒沙门菌进行药敏试验与PFGE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子分型分析.结果 67株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对13种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有65株为多重耐药株(97.0%),其中耐2~3种的为5株(7.5%),耐5~8种的为41株(61.2%),耐9~10种的为11株(16.4%),耐11~12种的为8株(11.9%).经XbaⅠ酶切与脉冲场凝胶电泳后,67株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共获得10种带型(PTYA1~10),每种带型包含1~48株菌株,相似度为94.31%~100%.其中PTYA3包含48株菌,为其优势带型;PTYA1、9包含6株菌;PTYA2、4、5、6、7、8、10各包含1株菌.结论 郑州市临床分离的甲型副伤寒沙门菌耐药状况普遍比较严重,PFGE带型呈现多样性的同时又具有较显著的优势带型特点,部分带型与其对应的耐药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与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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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株肉鸡源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ISCR1及int1基因的流行及耐药情况
目的 研究山东肉鸡源细菌中ISCR1和int1基因的流行及耐药情况.方法 于2014年6月,在山东某大型肉鸡养殖场中选择日龄在37 d的待宰肉鸡作为采样对象.将鸡舍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5区,选取不同区域肉鸡,采用单纯随机方法,按照1:50比例进行泄殖腔拭子采样,共得到肉鸡粪便样本400份,经分离共得到483株非重复性样本菌株,其中大肠埃希菌373株(77.2%),肺炎克雷伯菌110株(22.8%);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菌株对8类10种抗菌药物的低抑菌浓度;并对int1和ISCR1基因进行PCR扩增和测序;比较携带两种基因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程度差异.结果 483株菌株中,共检测到携带int1基因的菌株为440株(91.1%),携带ISCR1基因的菌株为126株(26.1%),同时携带int1和ISCR1基因的菌株共有126株(26.1%).37株同时不携带ISCR1和int1基因的大肠埃希菌耐受0~2、3~5、6~8类药物的比例分别为13.5%(5株)、78.4%(29株)和8.1%(3株),288株仅携带int1基因的大肠埃希菌耐受0~2、3~5、6~8类药物的比例分别为2.4%(7株)、74.7%(215株)和22.9%(6株),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6株仅携带int1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耐受0~2、3~5、6~8类药物的比例分别为11.5%(3株)、76.9%(20株)和11.5%(3株),78株同时携带ISCR1和int1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耐受0~2、3~5、6~8类药物的比例分别为0、35.9%(28株)和64.1%(50株),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int1和ISCR1基因在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的检出率较高,两类基因同时存在可介导更高程度的耐多药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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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第4次报告儿童青少年血压诊断标准的规范应用和SPSS程序实现
高血压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慢性病,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广泛流行趋势.近年来,在成年人高血压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儿童青少年高血压也日益严重[1].在成年人中,一般采用140/90 mmHg(1 mmHg=0.133 kPa)作为高血压的诊断界点,该界点的选择是基于血压水平与长期心血管病事件的关系而建立.儿童青少年尚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界值来限定.同时,通过建立儿童期血压水平与成年期心血管病风险的关系来寻找优拟合界点,在现实中非常困难,这需要几十年的随访才能实现.因此,儿童青少年高血压诊断标准的制定往往是基于百分位数参考值法,即当某一儿童的血压值高于一般人群中的P95时,则定义为血压异常.近年来很多国家相继颁布了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且大多采用性别、年龄别、身高别的P95[2].如果单纯基于性别和年龄别,则容易理解和应用.但如果再进一步考虑身高维度,则在实践中应用非常复杂.笔者复习文献时发现,基于性别、年龄别和身高别的儿童青少年血压标准存在不规范应用甚至误用的问题.因此,本文以2004年美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控制工作组第4次报告血压诊断标准[3]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详细解说类似血压标准的使用方法,以便于临床及科研过程中规范地诊断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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