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移植治疗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爆发性肝功能衰竭一例

孕妇26岁，孕2产1，因“孕33周+2，双胎妊娠，上腹疼痛伴间断恶心、呕吐3 d，肝功能异常1 d”于2016年3月4日由外院转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产科。患者4年前足月阴道分娩一男活婴，体重3700 g。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6℃，脉搏112次/min，呼吸27次/min，血压106/59 mmHg （1 mmHg=0.133 kPa）；肝病病容，贫血貌，眼结膜轻度黄染，皮肤及黏膜无出血点；双肺呼吸音清，心脏无杂音，腹隆起稍大于孕周，无宫缩，胎心率132次/min。血常规检查：白细胞14.52×109/L，中性粒细胞78.4%，血红蛋白91 g/L，血小板72×109/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28.40 s，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1.96，凝血酶原百分活度36%，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8.20 s，凝血酶时间28.6 s，纤维蛋白原0.48 g/L；肝功能：丙氨酸转氨酶126.20 U/L，天冬氨酸转氨酶153.50 U/L，总胆红素82.99μmol/L，直接胆红素59.20μmol/L，尿酸677.80μmol/L，白蛋白25.20 g/L。肝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肝脏实质回声增强，光点细密，远场衰减，考虑脂肪肝。入院诊断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AFLP）爆发性肝功能衰竭。入院当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剖宫产术，左骶前位娩一男活婴，体重1790 g，右枕前位娩一女活婴，体重1850g，新生儿均重度窒息，复苏后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剖宫产术后急性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一例

孕妇19岁，因“孕40周+2，羊水少”于2015年12月5日在当地县医院腰麻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手术顺利，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子宫收缩好。术后1 d出现脐周胀痛，未排气，伴恶心，无呕吐。给予灌肠、开塞露、四磨汤促排气治疗，应用开塞露后排便，便中可见血丝，仍未排气，给予留置胃管后转至当地市中心医院。行盆腹腔CT平扫示大量腹水及腹腔积液，结肠内液气平面。遂以“剖宫产术后2 d，腹痛腹胀1 d”于2015年12月7日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产科。既往体健，否认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史，否认其他手术及外伤史。体格检查：神志清，痛苦貌；体温36.5℃，脉搏120次/min，呼吸25次/min，血压135/80 mmHg （1 mmHg=0.133 kPa），心率72次/min。心肺无明显异常。腹软，轻度腹胀，肠型蠕动波未见，腹部压痛，界限不清，无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阳性，肠鸣音活跃。子宫复旧好，宫底脐下一指，质中，无压痛。腹部手术切口无红肿，无压痛。双下肢无水肿，腓肠肌无压痛。辅助检查：血常规示白细胞11.9×109/L，血红蛋白114 g/L；血淀粉酶正常。

二孩政策前后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变化

目的探讨二孩政策后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的变化。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分娩的3420例孕妇的临床资料，根据二孩政策全面实施时间2016年1月1号，将纳入研究孕妇分为二孩政策前组（n=1672）及二孩政策后组（n=1748），比较二孩政策前后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的变化。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二孩政策前后剖宫产率分别为51.4%（859/1672）和47.8%（836/1748）（χ2=4.307， P=0.038），产钳阴道助产率分别为5.4%（90/1672）和7.2%（126/1748）（χ2=4.909， P=0.027）；其中初产妇剖宫产率分别为49.3%（503/1021）和44.4%（493/1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27，P=0.025）；二孩政策前后阴道自然分娩率及经产妇剖宫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二孩政策前剖宫产指征前5位为瘢痕子宫、社会因素、双胎妊娠、胎儿窘迫、臀位及横位；二孩政策后剖宫产指征前5位为瘢痕子宫、胎儿窘迫、双胎妊娠、臀位及横位、高龄。二孩政策后以社会因素为剖宫产指征的构成比较二孩政策前明显下降，分别为4.4%（37/836）和13.9%（119/859）（χ2=45.061，P=0.000）；因珍贵儿剖宫产的孕妇减少，分别为0.8%（7/836）和2.2%（19/859）（χ2=5.300，P=0.021）；高龄孕妇在二孩政策后的比例增加，分别为5.0%（42/836）和2.4%（21/859）（χ2=7.876，P=0.005）。结论二孩政策后因社会因素剖宫产者明显减少是导致剖宫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加强高龄孕妇围产期管理及阴道助产技术，提高瘢痕子宫阴道试产成功率可进一步降低剖宫产率。

“产房外科”模式治疗新生儿腹裂五例

目的：总结“产房外科”模式治疗新生儿腹裂的治疗经验。方法2010年12月至2015年5月，5例单胎妊娠孕妇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孕中期产前检查时发现胎儿腹裂，均剖宫产分娩。5例新生儿均应用“产房外科”模式行手术治疗，然后二期手术修复腹壁缺损。回顾并总结5例患儿的治疗经过及结局。结果5例患儿均于生后10~30 min一期应用“产房外科”模式手术治疗，即于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将无菌硅胶袋与腹壁缺损边缘缝合成囊袋状，包裹膨出脏器，术后逐渐挤压囊袋至膨出内脏还纳入腹腔。生后5~7 d行二期手术去除囊袋，分层关闭腹壁缺损。5例患儿均恢复良好，无腹壁切口裂开及腹腔继发感染，随访至4月龄~5岁，生长发育良好。结论“产房外科”模式治疗新生儿腹裂，效果较好。

早孕期联合筛查预测子痫前期

子痫前期是孕20周以后新发高血压伴有新发蛋白尿或者原有蛋白尿加重或者出现其他脏器功能障碍的妊娠期特有疾病[1]。约10%的妇女有孕期高血压问题，子痫前期的发病率为2%~8%，10%~15%的孕妇死亡与子痫前期和子痫直接相关[2-3]。
　　尽管病理生理方面仍然有很多未知，但总体上认为，子痫前期的发生与早孕期胎盘血管床形成不良以及子宫螺旋动脉重铸异常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母体的免疫细胞（主要指自然杀伤细胞以及T细胞）不能有效识别血管外滋养细胞上表达的父系抗原，其将阻止血管外滋养细胞对子宫蜕膜和螺旋动脉的有效侵蚀[4]。胎盘局部灌注不良将直接导致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血管扩张不足、血液流速代偿性增加引起的机械应激等使胎盘受损[5]，释放各种炎性介质及血管活性因子，进入母体循环，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紊乱，造成多系统功能障碍[6]。

胎儿右心房血管瘤的产前诊断并治疗一例

孕妇32岁，孕30周+6，孕1产0。因“外院发现胎儿心脏占位2 d”于2015年11月27日就诊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母胎医学科。患者自述无特殊病史及家族史，孕期在外院定期产前检查，无明显异常；24孕周胎儿三维超声检查四腔心可见，未见占位性病变。此次就诊行胎儿超声心动图（孕30周+6）检查，见右心房游离壁类圆形占位性病变，四腔心切面测量大小20.9 mm×30.8 mm，边缘整齐，实质回声不均匀，部分可见分叶状，其内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无蒂，广泛附着于右心房壁，无明显活动度，右心房受压明显，三尖瓣环轻度受压，血流尚无明显梗阻，右心房室侧可探及液性暗区，宽约7.0 mm（图1），诊断：胎儿心脏肿瘤，注意右心房与心包肿瘤鉴别；右心房受压；心包积液。由于胎儿心脏肿瘤短期内出现并快速增大，右心房及三尖瓣受压，随时可能引起胎儿水肿，故建议立即入院治疗。入院后孕31周+4胎儿超声检查（Ⅱ级）示胎儿大小符合孕周，估测胎儿体重（2086±305） g，心脏外各系统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住院期间复查胎儿超声心动图，见该肿瘤逐渐增大，孕31周+6增大至22.7 mm×36.8 mm （四腔心切面测量），右心房及三尖瓣受压加重，心包积液增多至宽10 mm，并伴随胎儿体位改变，检查过程中可见胎儿心率减慢至90~100次/min，但暂未发现明显胸腔及腹腔积液。

辅助性T22细胞和辅助性T17细胞在重度子痫前期发病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辅助性T（T helper，Th）22细胞及Th17细胞的相关性及其在重度子痫前期发病中的作用。方法选择2014年10月至2016年2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并分娩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30例为重度子痫前期组，按1∶1比例选择同期孕周和年龄与重度子痫前期组相匹配的产前检查正常的健康孕妇30例为健康孕妇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2组孕妇外周血中Th22细胞和Th17细胞占CD4+T淋巴细胞的百分比，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中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2和IL-17A的浓度。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及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组间Th22细胞和Th17细胞数量及血浆IL-22和IL-17A的浓度差异及其相关性。结果重度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中Th22细胞占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为0.59%（0.39%~1.13%），高于健康孕妇[0.40%（0.23%~0.57%）]，Th17细胞占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也高于健康孕妇[3.24%（3.02%~3.97%）与1.87%（1.53%~2.6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2.530和5.046，P值分别为0.010和0.000）。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血浆中IL-22的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孕妇，分别为285.72（247.63~306.69）与233.85（184.92~258.38）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41， P=0.001）；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血浆中IL-17A的浓度也高于健康孕妇，分别为27.53（23.84~32.78）与17.36（15.58~19.13）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924，P=0.000）。在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中， Th17细胞数量与Th22细胞数量正相关性（r=0.534，P=0.015）；而在健康孕妇中，未见明显相关性（r=0.345，P=0.136）。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血浆中IL-22浓度与Th22细胞数量正相关（r=0.600， P=0.005），而与Th17细胞数量未见明显相关性（r=0.398，P=0.082）。结论重度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中Th22细胞的数量及其细胞因子IL-22的浓度的增加可能是母体的一种代偿性保护机制；子痫前期孕妇Th22细胞与Th17细胞的分化可能彼此相互影响。

子痫前期患者外周血中间型单核细胞的变化及其意义

目的：探讨中间型单核细胞在子痫前期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选择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医院诊断为子痫前期的孕妇52例，同期健康孕妇42例和健康未孕女性42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外周血中间型单核细胞比例，及其细胞表面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2、TLR4、CD64和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TREM-1）的表达（以阳性细胞比例和平均荧光强度表示），以及中间型单核细胞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含量（以平均荧光强度表示）。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各组血清IL-6、IL-1β、TNF-α、IL-8和IL-12P70浓度。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子痫前期组中间型单核细胞比例为10.4%（5.3%~19.9%），高于健康孕妇组[6.6%（4.9%~7.8%）]，2组均高于健康未孕组[3.8%（2.4%~5.0%）]（P值均＜0.01）。子痫前期组TLR4[（60.1±12.5）%与（24.9±8.8）%]和CD64阳性中间型单核细胞比例[（85.3±5.4）%与（67.4±7.5）%]均高于健康孕妇组，中间型单核细胞表面TLR4（50.3±10.2与26.8±8.6）、TREM-1（35.6±4.1与28.6±4.7）和CD64的平均荧光强度（39.8±5.2与28.9±4.8）也高于健康孕妇组（t值分别为15.416、13.437、11.898、7.707和10.454，P值均＜0.01）。子痫前期组中间型单核细胞内IL-6和TNF-α的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32.3±4.7和44.6±6.3，均高于健康孕妇组（分别为28.6±3.5和36.7±8.3）（t值分别为4.239和5.245，P值均＜0.01）。子痫前期组血清IL-6、IL-8和TNF-α浓度高于健康孕妇组和健康未孕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子痫前期组中间型单核细胞比例与血清IL-6和TNF-α浓度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97和0.347，P值均＜0.05）。结论子痫前期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向中间型极化，并处于活化状态，高表达TLR4、TREM-1和CD64，分泌较多的促炎细胞因子IL-6和TNF-α，可能参与子痫前期的疾病过程。

孕鼠补充牛磺酸抑制生长受限胎鼠脑组织Rho-ROCK信号通路活性促进神经轴突发育

目的：探讨孕鼠补充牛磺酸对生长受限胎鼠脑组织Rho-ROCK信号通路活性及突触囊泡蛋白（synaptophysin，Syp）表达的影响。方法18只Sprague-Dawley孕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FGR）组和牛磺酸组，每组6只。FGR组和牛磺酸组通过孕期低蛋白饮食法建立FGR模型，牛磺酸组自妊娠第12天起至分娩补充牛磺酸300 mg/（kg·d）。各组孕鼠自然分娩后，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检测各组仔鼠脑组织Rho-ROCK信号通路中关键信号分子神经生长抑制因子A（neurite growth inhibitor-A，Nogo-A）、神经生长抑制因子受体（neurite growth inhibitor receptor，NgR）、Rho-A、ROCKⅡ mRNA的表达水平（n=24）；采用Western印迹技术检测Nogo-A和NgR蛋白表达水平（n=12）；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Nogo-A、NgR及Syp蛋白表达强度（n=18）。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mRNA表达水平：Nogo-A、NgR、Rho-A和ROCKⅡ mRNA在FGR组的表达分别为4.09±1.34、3.01±0.77、39.89±7.71和7.82±1.83，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分别为1.00±0.13、1.00±0.10、1.02±0.30和1.00±0.10，t值分别为4.735、5.204、7.682和10.675，P值均＜0.05）；牛磺酸组（分别为1.07±0.30、1.20±0.27，5.36±0.41和1.89±0.43）较FGR组降低（t值分别为4.645、4.690、6.687和9.485，P值均＜0.05），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2）蛋白含量：Nogo-A和NgR蛋白含量在FGR组分别为1.51±0.09和0.31±0.05，在牛磺酸组分别为0.82±0.06和0.06±0.01，在正常对照组分别为1.04±0.10和0.09±0.12。FGR组高于正常对照组（t值分别为9.644和5.285，P值均＜0.05）。牛磺酸组较FGR组降低（t值分别为14.163和5.825，P值均＜0.05），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3）蛋白阳性表达情况：Nogo-A、NgR的阳性表达强度在FGR组分别为0.28±0.06和0.11±0.02，在牛磺酸组分别为0.10±0.02和0.04±0.01，在正常对照组分别为0.07±0.01和0.04±0.01。FGR组高于正常对照组（t值分别为9.778和7.645，P值均＜0.05）；牛磺酸组较FGR组降低（t值分别为8.679和7.413，P值均＜0.05），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Syp的阳性表达强度在FGR组为0.08±0.01，低于正常对照组（0.16±0.04，t=4.600，P＜0.05）；牛磺酸组（0.14±0.36）较FGR组升高（t=3.181，P＜0.05），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孕鼠补充牛磺酸通过下调FGR胎鼠脑组织Rho-ROCK信号通路中关键信号分子的表达，促进神经再生及突触囊泡的发育。

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儿微小RNA的差异表达

目的：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患儿微小RNA（microRNA，miRNA）的差异表达情况及其意义。方法收集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确诊为Bell分期Ⅱ期及Ⅱ期以上的NEC患儿25例，同期非NEC新生儿25例作为对照组。取外周血提取白细胞。随机选取对照组与NEC组各5例的标本，用Illumina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测序，筛选出有差异的miRNA，并进行靶基因预测及生物学功能分析。其余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检测差异表达的miRNA的相对表达量，验证上述高通量测序的结果。应用DEGseq软件对2组数据的miRNA进行差异表达分析统计。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0.01，q＜0.001，丨Log2 Ratio丨≥1作为差异表达的筛选标准。采用MeV4.6软件对NEC组与对照组差异表达的miRNA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NEC组与对照组有482个miRNA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126个为已知显著差异表达的miRNA，其中上调58个，下调68个。表达上调的 hsa-miR-223-5p、hsa-miR-183-3p 和 hsa-miR-222-5p，以及下调的 hsa-miR-23b-5p、hsa-miR-150-5p、hsa-miR-146a-3p 和 hsa-miR-1298-5p的验证结果与测序结果相符。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在NEC患儿中有显著差异的miRNA的靶基因参与Toll样受体信号转导通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JAK-STAT等信号转导通路的调节。结论 NEC患儿外周血白细胞miRNA表达存在显著差异，这些miRNA可能通过调节不同靶基因来调控相关信号通路参与NEC的发生和发展。

产前使用抗生素对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临床特征及病原菌分布的影响

目的：探讨孕母产前使用抗生素对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arly-onset sepsis， EOS）临床特征及病原菌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厦门市妇幼保健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184例EOS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将孕母产前使用抗生素时间≥4 h作为抗生素组（n=70），未使用或使用抗生素时间＜4 h为对照组（n=114）；本院从2014年1月开始对晚孕期（35~37孕周）孕妇进行B族链球菌（group BStreptococcus，GBS）筛查，作为筛查组（n=66），并对筛查阳性者给予产时抗生素预防。2014年1月前的病例作为未筛查组（n=118）。比较组间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的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及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抗生素组出生体重＜2500 g、胎龄＜37周、新生儿窒息发生率、GBS培养阳性率和血培养阳性率分别为24.3%（17/70）、14.3%（10/70）、2.9%（2/70）、7.1%（5/70）和70.0%（49/70），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9.5%（45/114）、28.1%（32/114）、14.9%（17/114）、19.3%（22/114）和88.6%（101/114），χ2值分别为4.478、4.678、6.807、5.118和9.957，P值均＜0.05]。2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培养阳性率、化脓性脑膜炎、感染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发生率以及住院时间和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与未筛查组相比，筛查组GBS培养阳性率降低[7.6%（5/66）与18.6%（22/118）]，真菌培养阳性率由1.7%（2/118）上升到7.6%（5/6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4.141和4.000，P值分别为0.042和0.046）；2组间其他病原菌如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等培养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筛查组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和哌拉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高于未筛查组[82.6%（19/23）与52.9%（18/34），χ2=5.302；78.3%（18/23）与47.1%（16/34），χ2=5.549；P值均＜0.05]，对万古霉素未发现有耐药。结论产前使用抗生素可能减少EOS患儿早产、窒息的发生及GBS的感染风险，但增加真菌感染率，且不能降低EOS的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也未改变其他病原菌的分布。故应合理掌握产前抗生素的使用指征及疗程，减少耐药菌产生。

新生儿锁骨骨折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新生儿锁骨骨折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期尽量减少新生儿锁骨骨折的发生。方法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共85例诊断明确的新生儿锁骨骨折病例，纳入分析。按照1∶1的比例选择同天分娩时间接近、同一助产士或医生助产的经阴道分娩的足月新生儿作为对照组。回顾病历资料，从产妇因素、产时因素及新生儿因素3方面分析新生儿锁骨骨折的特点及危险因素。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和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同期本院新生儿锁骨骨折发生率为0.14%（85/59991）。其中男婴45例（53%），女婴40例（47%）。经阴道分娩80例（94%），剖宫产分娩5例（6%）。根据骨折部位与胎方位的关系，发生于前肩者65例（76%），发生于后肩者20例（24%）；发生于左侧者18例（21%），发生于右侧者67例（79%）。体格检查诊断55例（65%），X射线诊断30例（35%）。2例合并臂丛神经损伤（2%）。生后当天诊断20例（24%），第2天32例（38%），第3天16例（19%），第4~6天4例（5%），生后42 d门诊随访诊断13例（15%）。所有锁骨骨折新生儿均未经特殊治疗而自愈。新生儿锁骨骨折病例出生体重高于对照组[（3646±361）与（3447±409）g， t=2.339]，合并肩难产者的比例也高于对照组[15%（13/85）与2%（2/85），χ2=9.5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产妇分娩年龄、产次、孕次、孕龄、产钳助产、第二产程时间及胎儿窘迫等因素在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新生儿锁骨骨折与出生体重及肩难产相关，但很多病例没有明确的高危因素。部分新生儿锁骨骨折不能在生后当天得到诊断，需要加强每日常规体格检查。新生儿锁骨骨折预后良好。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编委名单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稿约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名单

“第九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论坛”会议通知（第二轮）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及编辑部定于2017年4月20~2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第九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论坛”。
　　一、会议介绍
　　本次会议大会主席由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组长、《中华围产医学杂志》总编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杨慧霞教授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由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副组长、浙江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大主任贺晶教授担任；浙江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儿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俞惠民教授担任。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16年特邀审稿专家名单

搭建学术平台引领围产发展

伴随新年的钟声，我们送别了繁忙而不同寻常的2016年，带着梦想，充满着憧憬迎来了2017。2016年《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硕果累累，在组织重点号和开辟新栏目方面下功夫，《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公布的2015年影响因子首次突破1分，并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等收录。在此新年之际感谢杂志的全体编委，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尤其为杂志供稿的作者与关注杂志的广大读者们！

妊娠早期开始规律运动可有效降低肥胖和超重孕妇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与母儿近远期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有研究证实运动可有效延缓2型糖尿病患者葡萄糖耐受不良的进展，但运动是否可有效预防GDM的发生尚不明确。因此，本课题组通过这项随机对照试验（NCT02304718）来评价妊娠早期开始规律的固定式自行车训练在预防中国超重和肥胖孕妇GDM发生中的作用。

胎儿游离DNA在产前诊断领域的研究进展

产前诊断是在胎儿出生前对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结构畸形进行诊断，为胎儿宫内治疗及选择性终止妊娠创造条件。对于遗传性疾病，需通过绒毛取样、羊膜腔穿刺、经皮脐血管穿刺等侵入性产前诊断技术获取胎儿组织，随后对染色体数目、结构异常及基因突变进行检测。侵入性产前诊断技术相关的胎儿丢失率约为0.5%~1%[1]，使其难以被部分高危孕妇特别是“珍贵儿”孕妇所接受。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cell-free fetal DNA，cff DNA）的发现推动了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NIPT）的发展，对产前诊断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的帮助下，NIPT的研究成果迅速向临床转化，其中为成功的应用即无创产前筛查胎儿非整倍体技术。随着对cff DNA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范围已扩展至单基因遗传性疾病、胎儿性别鉴定、胎儿Rh血型鉴定、胎儿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s，CNVs）等多个领域[2]。本文主要对cff DNA在产前诊断中的研究进展、临床应用以及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

无创通气技术在新生儿呼吸疾病中的应用

近年来，无创通气技术（noninvasive ventilation）逐渐成为新生儿呼吸领域研究的热点。有创机械通气的不合理应用可以引起很多并发症，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治疗中这种问题尤为严重。提倡无创而非有创通气，旨在减少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等早产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无创通气技术起源于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包括无创间歇性正压通气（noninvasive 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NIPPV）、加温加湿的高流量鼻导管吸氧（heated humidified high flow nasal cannula，HHHFNC）以及经鼻高频震荡通气（nasal high flow ventilation， NHFV）等，旨在通过无创的方式提供气道内正压，维持气道开放和肺内功能残气量，防止肺泡萎陷。其中C PA P可提供恒定的气道内正压。NIPPV则通过联合CPAP和间歇机械通气实现无创呼吸支持。HHHFNC设定流量2~7 L/min，高流量吸氧和低流量吸氧相比，具有清除鼻咽部通气死腔，促进CO2排出，降低吸气阻力，加温加湿，改善肺顺应性等优点[1]。应用无创通气的目的包括产时稳定呼吸状态，治疗呼吸暂停、原发性呼吸疾病以及辅助拔管等。现对上述几种无创通气模式在临床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孕激素预防双胎妊娠自发性早产的研究进展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开展及高龄孕妇的增多，多胎妊娠的发生率逐渐上升[1]，其中超过98%的多胎妊娠为双胎妊娠。在美国，1980年至2009年间，双胎妊娠发生率由9.6‰上升至16.1‰[1]，伴随而来的是更高的早产率及新生儿患病率。研究显示，54%的双胎妊娠在37周之前分娩，32%在35周之前，9%在32周之前[2]；而在单胎妊娠中，34周前早产率仅为1%[3]。早产儿呼吸系统疾病、脑性瘫痪（简称脑瘫）、败血症、动脉导管未闭及其他先天性缺陷的发生率增高[4]，因而对于多胎妊娠早产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大样本随机试验表明，孕激素能降低有早产史[5-6]或宫颈缩短[7]的高危单胎妊娠者的早产率，我国2014年早产指南也肯定了孕激素防治单胎妊娠早产的作用[8]。现对双胎妊娠自发性早产孕激素的预防有效性进行综述。

国际妇产科联盟关于青少年、孕前及孕期女性的营养建议（二）

一、优化女性一生各时期营养的建议
　　围孕期的健康关乎女性终身健康，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认为，青春期及孕前、孕期的营养管理是实现女性终身健康的重要方式。标准化的管理需要各方人员的合作，同时重点关注女性青少年、育龄期甚至更远期的营养及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