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erinatal Medicine 중화위의학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1.43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007-9408
- 国内刊号: 11-3903/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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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的效果
目的 探讨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 pulmonary surfactant,PS)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MAS)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53例MAS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措施不同分为常频通气组23例,高频通气组18例,高频通气+PS组12例.方差分析及卡方检验比较3组通气治疗2、12、24、48 h后肺氧合功能指标和呼吸机参数指标如氧合指数、动脉/肺泡氧分压比值(arterial oxygen/alveolar oxygen ratio,a/ApO2)和吸入氧浓度(inspired oxygen fraction,FiO2)的变化,以及患儿的呼吸机使用时间、住院时间、症状变化及转归情况.结果 3组患儿机械通气前氧合指数、a/ApO2和FiO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机械通气治疗2和48 h后,常频通气组氧合指数分别为(23.79±7.27)和(15.04±4.76)mm Hg;a/ApO2分别为0.11±0.04和0.31±0.07;FiO2分别为0.74±0.16和0.47±0.21.高频通气组氧合指数分别为(21.13±6.29)和(11.73±4.54) mm Hg;a/ApO2分别为0.14±0.06和0.35±0.06;FiO2分别为0.68±0.14和0.41±0.11.高频通气+PS组氧合指数分别为(18.35±5.68)和(7.85±5.06)mm Hg; a/ApO2分别为0.17±0.03和0.40±0.02;FiO2分别为0.59±0.13和0.29±0.16.与常频通气组比较,高频通气组治疗后氧合指数、a/ApO2和FiO2有所好转,高频通气+PS组在时限和程度上比高频通气组好转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常频通气组患儿机械通气时间为(7.2±0.6)d,住院时间为(22.2±4.5)d,氧疗时间为(15.4±2.4)d;高频通气组较之缩短,分别为(4.2±1.4)、(15.6±3.4)和(11.8±5.3)d;高频通气+ PS组短,分别为(2.9±0.5)、(11.8±4.3)和(7.4±2.2)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早期高频振荡通气联合PS治疗新生儿MAS的效果好于单纯的常频或高频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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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血管瘤的高危因素
目的 探讨新生儿血管瘤发生的高危因素.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预防保健科建立《母子保健档案》的孕妇及其新生儿,调查内容包括孕母基本信息、围产期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新生儿体检时若明确诊断血管瘤,对患处进行拍照,记录血管瘤部位及大小.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儿血管瘤的高危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998份,确诊新生儿血管瘤患儿94例,发生率为4.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新生儿血管瘤的危险因素为母亲孕龄≥30岁(OR=2.687,95%CI:1.615~4.472,P=0.000)、孕次≥2次(OR=1.730,95%CI:1.032~2.901,P=0.038)、新生儿性别(女)(OR=1.855,95%CI:1.187~2.899,P=0.007)、先兆流产(OR=3.135,95%CI:1.487~6.609,P=0.003)、羊膜腔穿刺(OR=2.754,95%CI:1.278~5.938,P=0.010)、血管瘤家族史(OR=2.978,95%CI:1.127~4.049,P=0.032)和视频显示终端暴露>45 h/周(OR=3.166,95%CI:2.027~4.944,P=0.000).结论 新生儿血管瘤发生的高危因素可能为母亲年龄、多次妊娠、女婴、先兆流产、羊膜腔穿刺、家族史和长时间视频显示终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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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影响新生儿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为预防新生儿脑梗死的发生提供理论根据.方法 以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8840例患儿中经影像学检查诊断的44例新生儿脑梗死患儿为研究对象,以1∶4配比关系,随机选择出生年月、胎龄与脑梗死患儿相配对的175例本院出生的新生儿作为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新生儿脑梗死的危险因素.结果 本院住院新生儿的疾病构成比,新生儿脑梗死占5.0‰(44/8840);同期活产婴儿27 352例,有21例患儿发生新生儿脑梗死,新生儿脑梗死发生率为0.7‰,即1/1302(21/27 352).44例脑梗死患儿中,足月儿36例,早产儿8例.单因素分析发现,脑梗死组胎儿/新生儿缺氧和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生率分别为50.0%(22/44)和11.4%(5/44),高于对照组患儿[分别为27.4%(48/175)和2.9% (5/1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237,OR=2.646,95%CI:1.343~5.211,P=0.004;x2=5.838,OR=4.359,95%CI:1.203~15.796,P=0.030).纳入所有危险因素进行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胎儿/新生儿缺氧(OR=2.860,95%CI:1.415~5.782,P=0.003)、红细胞增多症(OR=4.319,95%%CI:1.136~16.427,P=0.032)、孕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OR=3.388,95 %CI:1.174~9.778,P=0.024)是新生儿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将这3个高危因素的严重程度与新生儿脑梗死发生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孕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x2=-2.074,P=0.038)、胎儿/新生儿缺氧程度(x2=-3.470,P=0.001)与新生儿脑梗死的发生正相关.结论 孕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胎儿/新生儿缺氧是导致新生儿脑梗死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是当孕母出现子痫前期、患儿出现重度缺氧时,更易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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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自然流产绒毛染色体核型检测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技术在提高自然流产绒毛染色体核型分析准确性和异常核型检出率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18、X、Y染色体着丝粒探针和13、21及16、22染色体单一序列探针,对100例自然流产绒毛标本同时进行FISH检测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比较并分析2种方法的一致性及差异.结果 (1)染色体核型分析:100例流产绒毛标本培养成功率为89.0%(89/100).检出异常核型51例,异常核型检出率为57.3%(51/89),其中常染色体非整倍体37例、性染色体非整倍体4例、三倍体2例、四倍体1例,还有1例核型为68,XX,结构异常6例.(2) FISH技术检测:100例流产绒毛标本均获得FISH结果,成功率为100.0%.共检出38例染色体异常,异常核型检出率为38.0%(38/100),其中常染色体非整倍体25例、性染色体非整倍体5例、三倍体3例,还有1例13、16、18、21、22号染色体均为三倍体,嵌合体4例.(3)核型分析与FISH结果的异同:在绒毛标本培养失败的11例中,FISH检测出染色体异常2例,占18.2%(2/11);核型为46,XY者中FISH检测出3例非整倍体嵌合体;核型为46,XX者中FISH检测出染色体异常2例.FISH能检测出的染色体异常占所有染色体异常核型的65.5%(38/58).结论 FISH技术能简便、快速的检测自然流产绒毛染色体非整倍体数目异常,联合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能提高染色体核型分析的准确性和异常核型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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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贫血-红细胞增多序列征一例
孕妇34岁,妊3产1,妊娠36周.2001年人工流产1次,2005年剖宫产一活婴,此次为自然受孕,否认家族中多胎孕产史.妊娠10周行超声检查:"宫内妊娠双活胎,头臀长32/32mm",提示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monochorionic diamniotic twin,MCDA).妊娠20+4周在本院行遗传学筛查,超声提示宫内双胎妊娠(MCDA),第1胎(小胎)发育相当于17+3周,胎儿心脏增大,心包积液,膀胱小,无羊水;第2胎(大胎)发育相当于21+4周,胎儿暂未见明显异常,羊水池大深度为58mm.考虑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wintransfusion syndrome,TTTS),建议超声复查.妊娠22周大胎行羊水染色体核型检查为46,XY.复查期间大胎心胸面积比及两胎的脐血流超声多普勒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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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诊断Pena-Shokeir综合征二例
病例1:孕妇38岁,妊7产2.第1次妊娠人工流产,第2~4次妊娠孕2+月不明原因自然流产.第5次妊娠(32岁),妊娠31+周彩色多普勒超声(简称彩超)检查:羊水过多,胎儿胃泡未探及、双肾发育不良;胎儿染色体核型为46,XY;引产.胎盘病理:胎盘合体细胞结节增多、钙盐沉着.第6次妊娠(34岁),产前血清学唐氏综合征筛查低风险,妊娠26周彩超检查:胎儿双足内翻,可见胎动,胎心率144次/min;妊娠29周常规产前检查正常;妊娠31+周产前检查未闻及胎心,彩超检查提示:臀位、死胎、羊水过多、脐带囊肿、双足内翻、头皮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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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肾上腺恶性嗜铬细胞瘤肝脏转移一例
患者女,宫内孕36+6周,妊1产0,妊娠期无放射线及毒物接触史,家族中无特殊病史.产科B超提示胎儿右腹膜后实性肿物3.2cm×3.2cm.行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穿颅后娩出一女死婴.尸体解剖于右侧腹膜后见一肿物,直径约4.0cm,位于肝脏和右肾之间,肝脏表面可见数个圆形结节,右肾较左肾小,形态异于左肾.取出肝脏、双肾及实性肿物送病理.病理大体检查:肿物位于肝脏和右肾之间,肾脏上极,直径3.5cm,圆形,实性,包膜完整,切面多彩状,灰白、灰褐斑状区域,可见出血、坏死区(图1).肝脏大小13.0cm×7.0cm×3.5cm,表面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凸起或灰白区,切面肝实质内满布大小不等的灰白结节,直径为0.2~0.5cm,弥漫分布(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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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CD25+调节性T细胞与妊娠关系的研究进展
妊娠是一种自然同种半异体移植现象,其成功有赖于母体妊娠免疫耐受,而母胎耐受的建立和维持涉及到多种机制的参与.比较经典的有母胎界面的机械作用:首先,绒毛中的血管壁、绒毛间隙、基底膜和绒毛上皮细胞共同构成母胎机械性屏障.另外,胎盘滋养细胞表面的唾液黏蛋白能遮盖滋养层细胞表面的组织相容性抗原,且这层黏多糖和免疫活性的淋巴细胞都带负电荷,互相排斥.还有就是多因素作用的免疫屏障,比如妊娠早期胎儿滋养层细胞Ⅰ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与母体子宫的自然杀伤细胞的相互作用,胎源性凋亡因子Fas通过与滋养层细胞表达的相关配体结合导致母体特异性T细胞大量表达Fas,从而启动凋亡途径,补体调节蛋白的表达等.而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免疫调节功能的T细胞亚群,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cells,Treg细胞)由Sakaguchi等[1]在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中首次发现,其免疫学特性主要表现在抑制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活化,参与机体免疫耐受,在正常妊娠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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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小分子干扰RNA抑制缺氧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缺氧诱导因子-1α基因的表达
目的 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 1α)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病中的作用,为其基因治疗寻找新的靶点.方法 将化学合成的小分子干扰RNA( smallinterference RNA,siRNA)用脂质体介导法转染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转染的细胞在含化学缺氧剂——二氯化钴的培养基中培养.培养8h后,应用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Western印迹技术检测转染后细胞HIF-1α mRNA和蛋白的表达量.培养24 h后应用3-(4,5-二甲基噻唑-2)-2,5-二苯基四氮唑溴盐比色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活性.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各转染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结果 成功将siRNA转染至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检测显示,针对靶基因HIF-1α设计的4条平行干扰序列siRNA均能不同程度抑制HIF-1α的转录表达,siRNA1、siRNA2和siRNA4组HIF-1α mRNA的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1620±0.0147、0.2034±0.0251和0.3049±0.0165,分别降至空白对照组(1.0000±0.0344)的16.20%、20.34%和30.49%,与阴性对照组(0.8334±0.0242)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16.786、8.953和4.087,P均<0.05).Western印迹技术显示,siRNA1和siRNA2转染的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HIF-1α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0.4956±0.0421和0.6544±1.0032,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3.5105±0.4084)和阴性对照组(3.4019±1.067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6.861、2.893、4.567和5.072,P均<0.05).siRNA1和siRNA2组细胞增殖抑制率分别为(49.5±2.9)%和(67.4±1.2)%,明显高于阴性对照组[(15.7±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2.786和6.904,P<0.05).结论 化学合成的HIF-1α siRNA能有效抑制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在缺氧条件下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从而降低细胞增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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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城乡孕妇营养知识调查分析
丰富的营养知识、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健康的饮食行为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健康的基础.孕妇的营养不仅关系孕妇自身的健康,而且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出生后的健康以及成年后疾病的发生都有着明显的影响[1].目前,我国孕妇面临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的双重挑战[2],急需加强对孕妇食物与营养的指导工作,促进孕妇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3].本研究对2010年3月1日至9月30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围产保健门诊进行产前检查的450例妊娠晚期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探讨孕妇膳食状况、营养知识、态度及饮食相关行为,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妊娠期营养宣教及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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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外分娩镇痛与产时发热的关系
分娩时的剧烈疼痛可导致一系列神经生理学变化,从而引起产后情绪改变和认知功能的障碍[1].在没有麻醉禁忌证且产妇要求的情况下,分娩镇痛是值得提倡的.但接受硬膜外镇痛的孕妇产时发热的发生率明显升高[2-3].硬膜外麻醉改变机体产热和散热之间的平衡,使产热多于散热,体温上升[4].但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本院自2010年10月开展分娩时硬膜外镇痛以来,有50%~70%的孕妇选择分娩镇痛.现选取部分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以了解硬膜外分娩镇痛与产时发热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围产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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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胞病毒肝炎新生儿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和白细胞介素-18的表达变化及临床意义
新生儿肝炎是由感染、肝内胆管发育障碍和遗传性代谢缺陷等多种病因引起的以血清胆红素增高、肝脏肿大及功能异常为特征的疾病.在我国,以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引起者较多见[1].CMV肝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与特异性免疫和细胞因子有关[2-4].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参与免疫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白细胞介素-18(interleukin-18,IL-18)可以调节免疫细胞活性,促进某些细胞因子的产生,并参与细胞的凋亡.本研究检测CMV肝炎新生儿血清sICAM-1和IL-18水平,探讨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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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者生化指标改变与围产结局的关系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以妊娠中晚期出现瘙痒、胆汁酸升高为临床特征,对围产儿的主要危害是胎儿窘迫、生长受限和由于早产引起的各种并发症,更可导致无法预料的胎死宫内.ICP分为重度和轻度,但是诊断重度ICP的生化指标较多,各指标与围产期并发症的相关性尚不明确.本院重度ICP的诊断标准是甘胆酸(cholyglycine,CG)>2630μg/dl(正常值263μg/dl)、胆红素升高(总胆红素≥17.1μmol/L或直接胆红素≥6μmol/L)、丙氨酸转氨酶>200U/L[1]和总胆汁酸>40μmol/L,凡符合其中1项及1项以上者可诊断重度ICP;而上述4项生化指标均未达到的ICP为轻度ICP.本研究旨在探讨这4项生化指标对于ICP预后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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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经上、下肢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并发症比较——115例病例分析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cutaneous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PICC)是从外周可见的血管进行穿刺,将导管留置到中心静脉的方法,广泛用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是新生儿静脉营养以及应用刺激性药物的血管通路,至少46%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在住院期间需要留置PICC[1].在上肢静脉穿刺留置PICC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导管异位的情况,而下肢静脉分支少,故而成为第二选择.现就本院NICU近年来115例新生儿上、下肢静脉穿刺留置PICC的情况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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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标本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筛查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
先天性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是听力丧失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巨细胞病毒感染检出困难,导致许多有CMV相关听力丧失风险的婴儿难以在生后早期得到诊断.目前,新生儿CMV筛查的标准方法是在其出生时收集唾液标本进行CMV的快速培养,但该方法不能实现自动化,难以进行大规模筛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利用唾液液体标本或干燥标本进行的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应运而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1年6月发表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显示,这种新的CMV感染筛查方法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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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抑郁症药物治疗对妊娠及哺乳的影响
43%的抑郁症女性在妊娠期病情复发,妊娠期间继续服药的女性26%病情复发,停药者68%复发,故抑郁症患者妊娠时应继续服药[1].荷兰一项研究纳入近10年共14902例妊娠期妇女的资料,发现妊娠期妇女使用抗抑郁药的比例从12.2%增加到28.5%[2].但妊娠期服用抗抑郁药对胎儿影响如何?应怎样选择?都是产科医生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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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抑郁对子代的影响
围产期抑郁包括发生在妊娠期或产后12个月内的严重或轻微的抑郁发作[1],即包括妊娠期抑郁和产后抑郁.妊娠期及产后的生理变化和初为人母的心理变化均会使围产期抑郁的发病风险增加.围产期抑郁不仅对妇女自身,甚至对其子代和家庭都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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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情绪管理对孕产妇抑郁情绪和分娩结局的影响
围产期妇女处于情绪障碍的高风险中[1],围产期抑郁的患病率为5%~25%[2].围产期抑郁不仅影响孕产妇心理健康,产前和产时不良情绪也可能对分娩方式、产程、产后并发症和新生儿预后产生不良影响[3].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相当一部分原因归咎于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4].情绪管理作为一种比一般健康教育更为专业的心理辅导方式,可有效减少负面情绪对孕产妇身心健康的影响,有效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5].本研究通过对妊娠晚期妇女进行"产前情绪自我管理团体训练",观察这种心理辅导方式能否提高围产期妇女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改善分娩及产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改善分娩结局,提高分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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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情绪问题研究中的样本选择和特征描述
在女性一生中,围产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经受的应激却是相当"集中",特别是第一次妊娠或分娩的女性,生理上有激素水平、生殖器官状态以及外在体型等的较剧烈变化,心理层面要面对分娩过程可能发生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妊娠分娩本身对工作家庭生活的"不利"影响、亲人等周围人对分娩的不同态度等这类应激事件,使得围产期成为女性发生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危"时期之一.围产期女性的情绪问题对其本人的健康、哺育婴儿的过程以及家人的正常生活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因此在妇产科临床实践中受到重视,并开展了不同层次的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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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期抑郁及其产科干预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及工作压力的增加,人群中出现不良情绪的比例越来越大.处于人生特殊阶段的孕产妇,除了这些压力之外还面临着重大的生理心理变化,更容易产生情绪障碍,抑郁是其中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严重者会出现抑郁症[1].孕产期抑郁是指在妊娠期及产褥期出现的以郁闷、胆怯、空虚、烦恼、愤怒、焦虑、自卑、沮丧、悲哀、绝望等情绪为特征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食欲不佳、失眠或嗜睡、动作缓慢、对日常生活不感兴趣、精力不足、疲乏、自责、甚至有自杀企图,伴有忧伤悲痛的情绪.
年 | 期数 |
2019 | 01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
2002 | 01 02 03 04 |
2001 | 01 02 03 04 |
2000 | 01 02 03 04 |
1999 | 01 02 03 04 |
1998 | 01 0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