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肝细胞生长因子对Ⅱ/Ⅲ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血清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及新辅助化疗( NAC)疗效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月168例于解放军第309医院因Ⅱ/Ⅲ期乳腺癌行新辅助化疗的患者资料,采用ELISA法检测患者血液样本中HGF浓度,统计分析血清HGF水平中位值,将血清HGF高于中位值患者设为高水平(H)组(n=84),血清HGF低于中位值患者设为低水平(L)组(n=84)。依据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RECIST)标准评估患者接受NAC的疗效。患者术后随访时间2~68个月,制作患者生存曲线。采用χ2检验比较2组患者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ER、PR及HER-2状态间的差异,采用t检验比较2组患者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A)、糖链抗原(CA)15-3、Ki67间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血清HGF水平与NAC疗效、5年累积生存率及5年DFS的差异的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5年累积生存率的风险因素。结果患者血清HGF中位值为825 pg/ml。 H组淋巴结转移率为48.8%(41/84)、血清TPSA为(60.6±26.8)U/L,高于L组的30.9%(26/84)(χ2=5.586,P=0.018)和(49.8±20.9)U/L(t=-2.930,P=0.004)。 Kaplan-Meier法提示H组化疗有效率为69.0%(58/84)、5年DFS为65.5%、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69.0%,低于L组的84.5%(71/84)(χ2=5.643,P=0.018)、81.9%(χ2=4.957, P=0.046)和89.9%(χ2=4.849, P=0.044)。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提示血清HGF水平、临床分期及NAC疗效是影响5年累积生存率的风险因素(HR=7.0,95%CI=1.28~47.62, P=0.037； HR=8.5,95%CI=3.55~29.79, P=0.006；HR=4.8,95%CI=1.84~7.99, P=0.024)。结论血清HGF水平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NAC疗效及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预测NAC疗效和预后的指标。

荧光法腋窝反向制图技术在乳腺癌手术中的可行性

目的：探讨荧光法腋窝反向制图( ARM)技术(即逆向腋窝淋巴结示踪)在乳腺癌腋窝手术中的可行性、ARM淋巴结(示踪剂显示的引流上肢淋巴液的淋巴结)在腋窝的分布规律以及保留ARM淋巴结的肿瘤学安全性。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2014年4~11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杭州医院就诊的40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经知情同意后,在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组织检查( SLNB)术或腋窝淋巴结清扫(ALND)术开始前15 min,将2 ml(5 mg)吲哚菁绿注射于患侧上肢内侧肌间沟皮下以示踪ARM淋巴结,术中用红外荧光定位观察相机观察、记录腋窝有无荧光ARM淋巴结显影及其在腋窝的分布情况,切除分布在手术区域内的荧光ARM淋巴结送病理学检查,评估其受肿瘤侵犯的情况。结果35例患者行SLNB+ARM术,ARM淋巴结示踪成功8例,SLNB中ARM淋巴结示踪成功率为22.9%(8/35)；5例患者行ALND+ARM术,ARM淋巴结示踪成功3例,另有25例行SLNB+ARM术的患者在完成SLNB后转而行ALND,且ARM淋巴结示踪均获成功,因此,在所有行ALND术的患者中ARM淋巴结示踪成功率为93.3%(28/30)。全组共发现119枚荧光ARM淋巴结,其中57.1%(68/119)的荧光ARM淋巴结分布于腋静脉下方、第2肋间臂神经上方及胸背血管神经束外侧的区域。 ARM-SLN共干率(即引流乳腺淋巴液的淋巴结与引流上肢淋巴液的淋巴结在解剖上存在共同通路的概率)为17.1%(6/35)。24例患者的ARM淋巴结被切除送病理学检查,其中20例pN0~1患者无ARM淋巴结受累,4例pN2~3患者中有2例ARM淋巴结受累,ARM淋巴结受累率为8.3%(2/24)。结论吲哚菁绿荧光法在ALND中是一种成功率高的ARM淋巴结示踪方法；ARM淋巴结在腋窝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腋窝淋巴结肿瘤负荷重的患者不适合行ARM手术。

微RNA-223与微RNA-29c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研究微RNA (miRNA)-223与miRNA-29c在乳腺癌组织、癌旁组织(距离肿瘤边缘2 cm的非癌组织)以及乳腺癌细胞株中的表达情况,探讨miRNA-223、miRNA-29c的表达水平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经重庆市肿瘤研究所初次确诊为乳腺癌的新鲜穿刺的癌组织标本125例(有81例具有完整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12例同时取了癌旁组织,并选择不同分子亚型的乳腺癌细胞株 MCF-7( ER阳性)、MDA-MB-231(三阴性)和SKBR3(HER-2阳性),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及各乳腺癌细胞株中miRNA-223与miRNA-29c的表达水平。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12例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miRNA-223与miRNA-29c表达水平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乳腺癌组织中miRNA-223和miRNA-29c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其中81例临床病理资料完整者乳腺癌组织中miRNA-223与miRNA-29c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种乳腺癌细胞株之间miRNA-223和miRNA-29c表达水平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乳腺癌组织中 miRNA-223与 miRNA-29c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癌旁组织( miRNA-223：2.27±0.75比9.34±3.24,miRNA-29c：0.69±0.40比2.58±0.75,t=6.763、11.354,均P<0.001)；miRNA-223与miRNA-29c在乳腺癌组织中呈正相关关系(r=0.737,P<0.001)；乳腺癌组织中miRNA-223表达与肿瘤部位有关,左侧乳腺癌患者miRNA-223表达水平高于右侧乳腺癌患者(t=2.032,P=0.046),但miRNA-29c表达与乳腺癌患者肿瘤部位无关(t=-0.587,P=0.559)；并且,乳腺癌组织中miRNA-223和miRNA-29c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TNM分期以及ER、PR、HER-2、Ki67、p53表达均无关系( t=-0.079、0.220,-0.227、0.899,-1.355、-0.544,-1.482、-0.338,-0.487、0.429,0.395、1.432,-1.432、-1.318,-0.049、-0.307,-0.330、1.234,P 均>0.050)。 miRNA-223在乳腺癌细胞株 MDA-MB-231、MCF-7和SKBR3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2.16±0.28、0.93±0.24和0.57±0.15,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9.224,P<0.001),其中,miRNA-223在高侵袭性乳腺癌细胞株MDA-MB-231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MCF-7和SKBR3(P均<0.050)；并且,miRNA-29c在乳腺癌细胞株MCF-7、MDA-MB-231和SKBR3中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54±0.04、0.44±0.06和0.41±0.04,3组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F=6.652, P=0.030),其中,miRNA-29c在弱侵袭性乳腺癌细胞株MCF-7中的表达水平高于MDA-MB-231和SKBR3(P=0.034、0.013)。结论 miRNA-223和miRNA-29c可作为乳腺癌辅助诊断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并且,两者与乳腺癌的分子分型相关。

E6-AP基因在乳腺癌MDA-MB-231细胞中调节膜联蛋白A2的表达

目的：检测E6-AP基因及膜联蛋白A2( Annexin A2)在乳腺癌MDA-MB-231细胞中的表达,探讨其对癌细胞增殖、凋亡及浸润转移的影响。方法设计1条无关序列Negative-siRNA作为阴性对照组和针对E6-AP基因的3条特异性E6-AP-siRNAs片段转染至MDA-MB-231细胞内作为实验组,未经处理细胞作为空白对照组,加入脂质体处理的细胞为脂质体组,利用RT-PCR检测干扰E6-AP后在MDA-MB-231细胞中 E6-AP 和 Annexin A2 mRNA 相对表达水平。选择出转染效率高的 E6-AP-siRNA1组及阴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继续行后续实验。 Western blot 检测干扰 E6-AP 后 E6-AP 和Annexin A2在 MDA-MB-231细胞中的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利用 CCK-8试剂盒法、流式细胞术、Transwell小室侵袭实验分别检测干扰 E6-AP 后 MDA-MB-231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能力。基因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细胞凋亡率及细胞数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吸光度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转染72 h后, E6-AP基因干扰后各实验组( E6-AP-siRNA1组、E6-AP-siRNA2组、E6-AP-siRNA3组)及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及脂质体组中的E6-AP mRNA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159±0.003、0.325±0.006、0.229±0.007、0.593±0.031、0.594±0.012、0.612±0.016, Annexin A2 mRNA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929±0.017、1.013±0.082、0.992±0.024、1.341±0.037、1.323±0.010、1.326±0.0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50.792、417.447,P均<0.050)。转染72 h后,E6-AP-siRNA1组、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中 E6-AP 及 Annexin A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分别为0.271±0.017、0.492±0.018、0.477±0.016及0.447±0.034、0.887±0.022、0.849±0.033,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56.850、350.149,P均<0.050)。转染24、48、72、96 h后,E6-AP-siRNA1组、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间比较,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细胞吸光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524.828, P<0.001；F=904.079,P<0.001)；分组与时间点存在交互作用(F=28.116, P<0.001)。转染72 h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E6-AP-siRNA1组的凋亡率分别为2.959±0.117、3.097±0.070、10.812±0.19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110.005,P<0.050)。 Transwell检测E6-AP-siRNA1组、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中细胞穿透Matrigel胶到达Transwell下室的细胞数分别为99±5、96±6、62±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5.404,P<0.001)。结论干扰E6-AP基因可使Annexin A2表达下调,同时可诱导MDA-MB-231细胞的凋亡,其增殖、侵袭能力也受到抑制。

富AT结合域蛋白1A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预后意义

目的：旨在通过检测富AT结合域蛋白1A( ARID1A)在乳腺良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差异,探讨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北京电力医院2009年1月至2015年5月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和乳腺纤维腺瘤术后标本各50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ARID1A的表达差异。分析ARID1A的表达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以电话及病案查阅的方式了解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情况,随访日期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计算出DFS和OS。 ARID1A、HER-2、ER和P53间的相关性研究采用非参数Spearman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率比较,同时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解析影响预后的多种因素。结果 ARID1A在50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高表达率为46%(23/50),在50例纤维腺瘤中高表达率为72%(3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86, P=0.008)。在不同母乳喂养时间、组织学分级、P53表达、ER表达、PR表达、分子分型、HER-2表达的患者中 ARID1A的表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4.177、4.726、4.177、5.469、14.661、5.469,P均<0.050)。ARID1A的表达与P53的表达呈正相关(r=0.289,P=0.042),与ER的表达呈正相关(r=0.331,P=0.019),而与HER-2的表达呈负相关(r=-0.372,P=0.008)。 TNM Ⅰ、Ⅱ期患者的3年DFS 高于TNM Ⅲ、Ⅳ期(85.5%比42.4%,χ2=9.657,P=0.002),肿瘤直径≤2 cm 的患者的5年OS高于肿瘤直径>2 cm的患者(100%比71.3%,χ2=5.598,P=0.018),P53阳性组的3年DFS和5年OS均高于 P53阴性组(86.3%比45.5%,χ2=5.077, P=0.024；95.2%比50.8%,χ2=9.476, P=0.002),ARID1A高表达患者的3年DFS和5年OS均高于ARID1A低表达患者(81.8%比70.2%,χ2=0.454,P=0.500；90.9%比76.1%,χ2=0.090,P=0.765)。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可见P53阳性表达为影响乳腺癌患者OS的独立保护性因素(P=0.028,OR=0.079,95%CI：0.008~0.761),ARID1A的表达不是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P=0.194,OR=4.758,95%CI：0.453~49.957)。结论 ARID1A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低于乳腺纤维腺瘤,可能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

HER-2基因突变在乳腺癌中的研究现状

乳腺癌目前是中国女性发病率第1位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健康。 HER-2阳性乳腺癌约占侵袭性乳腺癌的20%~30%，与肿瘤的高侵袭性、高复发风险、进展快速及不良预后相关。大量针对HER-2靶点药物的研发及临床应用，改变了这部分患者的预后，但抗HER-2靶向药物的耐药极大限制了该类药物的应用。随着精准医学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HER-2基因突变被报道， HER-2基因的突变现象可能会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产生影响，可能是抗HER-2药物耐药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总结了HER-2基因突变在乳腺癌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HER-2基因的基本结构和功能、HER-2基因突变检测方法、HER-2基因突变与靶向药物耐药等。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组织检查在基层医院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妇女的健康。腋窝淋巴结受累情况为乳腺癌重要的预后因素。前哨淋巴结活组织检查( SLNB)可减少腋窝淋巴结清扫( ALND)术后并发症,并可准确评估腋窝淋巴结临床阴性乳腺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状态,已成为乳腺癌的规范化手术之一,并被广泛用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的分期诊断。目前,SLNB在技术较为成熟的乳腺外科团队已取得较为满意的成功率和假阴性率,但其在基层医院的推广仍面临一定困难,尤其是前哨淋巴结相关定位技术,对操作技巧及术者经验都有较高的要求。笔者就SLNB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临床应用的新进展作一综述,并探讨SLNB在基层医院应用的可行性。

分化抑制因子2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分化抑制因子2(ID2)属螺旋-环-螺旋蛋白(HLH)的ID蛋白家族的一员，调控乳腺癌的上皮间质转化( EMT)，并影响乳腺癌患者的预后。而ID2与HLH家族成员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生物学调控网络，使其在乳腺癌中的生物学特性也复杂多变。笔者对ID2调控乳腺癌EMT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乳腺结节的评估、诊断及处理

乳腺结节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临床可扪及的乳腺肿物称之为乳腺肿块，反之，临床不可扪及而通过影像学发现的乳腺肿物称之为乳腺结节( breast nodules)，大部分乳腺结节是超声检查发现且考虑良性的低回声病灶，常归为BI-RADS 3级或4A级。乳腺结节是乳腺疾病诊治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临床问题，评估、诊断和处理均有争议，常采用BI-RADS分级系统评估风险，并根据病情补充乳腺X线检查( MG)和MRI以减少漏诊，还应考虑病灶大小、硬度以及患者年龄等细化分级。根据相关指南进行空芯针穿刺活组织检查(CNB)和真空辅助微创活组织检查(VAB)进行早期诊断。乳腺结节评估和诊断临床数据的积累，将推动乳腺结节诊治的进步。

乳头部乳头腺瘤一例并文献回顾

乳头腺瘤( nipple adenoma)是一种少见的发生于乳头部位的乳腺良性肿瘤，发病率不足乳腺良性肿瘤的1%[1]，临床上常有乳头红肿、糜烂、渗出、反复结痂等症状，易被误诊为Paget病[2]。病理学上该瘤也被称为乳头导管腺瘤、乳头部乳头状腺瘤、糜烂性腺瘤病、旺炽性乳头状瘤病和乳头部乳头状瘤病等，是一种发生于乳腺集合管及其周围导管的良性上皮增生[3]。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2016年3月20日收治1例乳头腺瘤患者，现将诊疗经过报告如下。

乳房皮肤多形性腺瘤合并乳腺癌一例

多形性腺瘤( pleomorphic adenoma,PA)是一种好发于涎腺的良性肿瘤,但具有很高的复发率和恶变率。乳腺PA在2012年WHO乳腺肿瘤分类中的定义为一种少见的、形态学类似涎腺PA(良性混合瘤)的病变[1]。所谓多形性是指组织结构多形性而不是肿瘤细胞多形性,可有上皮、肌上皮、间叶或间质成分,上皮细胞可呈立方、基底样、鳞状、片巢状、条索状排列或呈管样结构[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乳房皮肤来源的PA,合并乳腺癌1例,报道如下。

《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第10卷（2016年）总目次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导管原位癌保留乳房手术切缘指南

尽管保留乳房治疗( breast conserving therapy, BCT)在乳腺导管原位癌(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中应用广泛,但目前还没有对佳的无瘤切缘宽度形成共识。资料显示,大约每3例行BCT的DCIS患者中就有1例需要再次手术。针对上述问题,肿瘤外科学会( Society of Surgical Oncology, SSO)、美国放射肿瘤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ASTRO)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通过一项涵盖20项研究的系统评价(纳入7883例患者)和其他已发表数据,制定了新版DCIS保留乳房手术+全乳放射切缘共识指南,并于2016年8月15日在线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 J Clin Oncol)上,现将该指南摘译如下。

原发性乳腺骨外骨肉瘤临床病例讨论

骨外骨肉瘤是发生在软组织的骨肉瘤，临床上发生在乳腺位置极少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通外科于2015年9月7日收治骨外骨肉瘤1例，同时因未检测波形蛋白而在首次手术术后未能确诊，待复发后行第2次手术后才明确诊断。现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