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抗体测定对肺泡蛋白沉积症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血清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抗体(GM-CSF抗体)对原发性肺泡蛋白沉积症(PAP)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福建医科大学福建省立医院呼吸科就诊的12例PAP患者的资料,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GM-CSF抗体,同时选取其他肺部疾病25例作为疾病对照,另选同期健康体检者25名作为健康对照组,测定血清抗GM-CSF抗体水平.结果 PAP患者、疾病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的血清GM-CSF抗体的几何平均滴度(GMT)分别为1∶25 349、1∶311及1∶256,疾病对照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4,P=0.261)；将抗体滴度的倒数(T)取对数(X =lgT),以对照组X值的((x)+3s)为正常上限,得出T值正常高值为1698；以T≥1698为标准,则GM-CSF抗体对PAP诊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均可达100％(PAP患者12例,对照50例)；GM-CSF诊断PAP的敏感度(100％)高于BALF中细胞病理学(8/10)和经气管镜肺活检(5/7),且不亚于外科肺活检(2/2).结论 血清GM-CSF抗体测定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高,且具有快捷、简便、无创的优势,可作为诊断PAP的手段之一.

以噻吩二羧酸肼实验结果作为鉴定牛分枝杆菌依据的可靠性研究

目的 评估以噻吩二羧酸肼(TCH)实验结果作为鉴定牛分枝杆菌主要依据的可靠性.方法 使用对硝基苯甲酸和TCH培养基对4069株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进行鉴定,并将对MTB复合群中对5 mg/L的TCH敏感菌株再次接种至含2 mg/L的TCH罗氏培养基中进行敏感度测试,同时采用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技术和多位点PCR技术对TCH敏感菌株进行鉴定.结果 4069株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中有3929株属于MTB复合群菌株,3929株中对5 mg/L的TCH实验敏感菌株为245株,245株中对2mg/L TCH仍敏感的菌株为20株,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技术和多位点PCR技术鉴定出245株分离株中仅有1株为牛分枝杆菌.结论 TCH实验浓度不论是5 mg/L还是2 mg/L,均难以成为鉴定牛分枝杆菌的可靠依据.

内科胸腔镜术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目的 观察不明原因胸腔积液在胸腔镜下的特点,以评价内科胸腔镜术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2-2011年山东省立医院呼吸科2380例经内科胸腔镜术确诊的胸腔积液患者,其中男1320例,女1060例,年龄15 ～ 94岁,平均(45±11)岁.结果 (1)2380例患者中,癌性胸腔积液1338例(56.2％),镜下多表现为大小不等的结节,可呈葡萄状、菜花状,部分结节融合为肿块,亦可呈弥漫性小结节.癌性结节比结核性胸膜炎结节形态更具多样性.(2)结核性胸膜炎患者514例(21.6％),胸腔镜下主要表现为胸膜弥漫性充血、粟粒样改变；胸膜多发灰白色小结节；胸膜腔内纤维素苔沉积、粘连(常呈多房性)；胸膜肥厚.(3)病理诊断:2380例患者中胸膜转移肿瘤899例(37.8％)、原发性胸膜间皮瘤439例(18.4％)；结核性胸膜炎514例(21.6％),非特异性炎症226例(9.5％)、脓胸190例(8.0％)、肝源性胸腔积液36例(1.5％)、不明原因胸腔积液76例(3.2％) 胸腔镜诊断阳性率为96.8％(2304例).无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 内科胸腔镜术操作简单,安全性高,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诊断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结核分枝杆菌蛋白酶体抑制剂体外筛选模型的建立

目的 建立 MTB蛋白酶体抑制剂体外筛选模型.方法 根据荧光底物N-琥珀酰基-亮氨酸-亮氨酸-缬氨酸-酪氨酸-7-氨基-4-甲基香豆素(S-LLVY-AMC)在蛋白酶体作用下发生水解,释放出具有荧光的7-氨基-4-甲基香豆素(AMC),且荧光值与蛋白酶体活性呈正比的原理,建立蛋白酶体抑制剂体外筛选模型,并对该体系中影响蛋白酶体活性的反应时间及十二烷基磺酸钠(SDS)、蛋白和底物浓度进行优化,利用已知蛋白酶体抑制剂MG132及8种天然产物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对荧光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直线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 MTB蛋白酶体抑制剂体外筛选模型中SDS为0.34 mg/L,蛋白浓度为25 mg/L,底物S-LLVY-AMC浓度为64 μmol/L,反应时间为30 min.利用MG132及药物A～H天然产物对MTB蛋白酶体筛选模型进行验证,经计算得出MG132半抑制浓度为49 μmol/L.在终浓度为200 μmol/L时,8种天然产物对MTB蛋白酶体的抑制率分别为0.0％、3.1％、7.8％、45.2％、52.4％、69.5％、69.6％和88.7％.证实该模型具有重复性及可靠性.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MTB蛋白酶体抑制剂体外筛选模型,该模型为快速、较大规模筛选MTB蛋白酶体抑制剂提供良好的技术平台.

2007-2010年上海市社区医院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调查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社区医院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分布及其对社区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现状.方法 收集2007年12月至2010年7月在上海市30所一级医院门诊和急诊就诊且疑似细菌性社区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入组条件为2周内未使用过抗菌药物.记录患者的体温、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并采集患者的咽拭子或痰标本送检.标本采集后2h内快递至中山医院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青霉素G、阿莫西林、头孢拉定、头孢氨苄、头孢羟氨苄、磺胺甲嗯唑/甲氧苄啶和阿奇霉素对分离菌株的MIC值.结果 30所医院共收集有效病例806例,体温≥38℃者占51.7％ (417/806),白细胞计数≥10×109/L者占68.5％(552/806).从688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分离到细菌184株,常见的细菌为流感嗜血杆菌(44株,23.9％)、金黄色葡萄球菌(44株,23.9％)和G群链球菌(43株,23.0％).从118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共分离到细菌33株,常见的细菌为流感嗜血杆菌(21株,63.6％)、G群链球菌(6株,18.2％)和肺炎链球菌(3株,9.1％).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对阿奇霉素的敏感度为100％,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G的敏感度高达94.1％(16/17株),而对阿奇霉素的敏感度仅为23.5％(4/17株).头孢氨苄、头孢羟氨苄和头孢拉定对A群、B群和G群链球菌的MIC90≤2 mg/L.结论 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以上呼吸道感染多见,社区常用基本药物对常见的致病菌仍保持较高的敏感度,但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敏感度较低,单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社区感染患者时需谨慎.

骑跨型肺动脉栓塞15例临床分析

目的 提高对骑跨型肺栓塞的认识,为探讨其发病过程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对我院2004年1月至2012年1月经CT肺动脉造影(CTPA)检查确诊的骑跨型肺栓塞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经CTPA确诊肺栓塞338例,其中骑跨型肺栓塞15例,占4.4％男7例,女8例,平均年龄(57±13)岁 肺动脉分叉处完全阻塞1例,部分阻塞14例 伴休克l例,伴低血压3例,血流动力学稳定11例,伴卯圆孔骑跨栓l例.溶栓治疗5例,单纯抗凝治疗9例,行血栓清除术1例.治愈5例,好转10例,末见死亡病例.治疗过程中轻微出血2例,无大出血病例结论 本组骑跨型肺栓塞发病率与国外报道基本一致,但这一发病率可能被低估,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 且不伴有卵圆孔骑跨栓的骑跨型肺栓塞患者并不需要积极地溶栓或手术治疗.

低氧诱导因子-1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病理机制研究进展

OSAHS的病理特点是间歇低氧及睡眠片断化.低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是细胞对低氧适应性调节的关键转录因子之一,由α、β两种亚基组成.缺氧时,信号经由HIF-lα的传递主要通过cAMP和蛋白磷酸化途径,使α、β在核内形成二聚体,在其他转录辅助激活因子的协同下,调控一系列包括与低氧适应、炎症发生发展及细胞增殖等相关的近100种靶基因的表达[1].目前认为,OSAHS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是睡眠过程中反复发生的间歇低氧,致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增强,诱导相关易感基因表达及炎症蛋白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合成,进而导致多器官系统性损害,HIF-1是其中的关键调控因子之一.

静脉血栓栓塞症诊治进展

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与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合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医疗保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对VTE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对VTE的影像学诊断策略、治疗方案、预防策略等方面均有进展,本文将从上述几方面进行总结.

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分型的研究进展

结核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采用基因分型技术,该技术利用MTB基因组的特点对其进行分型,常用方法包括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IS6110-RFLP)、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技术(spoligotyping)、可变串联重复序列技术(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s,VNTR)、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析和长片段多态性(LSP)分析等.

支气管哮喘气道重塑的新视角:免疫球蛋白E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多基因参与的具有遗传易感性的慢性气道变应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炎症细胞、炎性介质和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1],主要表现为气道高反应性与变异性较大的可逆性气流阻塞[2].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和特异性IgE水平增高是哮喘的主要临床特征,也是引起哮喘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3].气道重塑是哮喘的重要病理生理特征,包括上皮细胞纤维化、气道平滑肌细胞增殖、黏液腺和杯状细胞增生及新生血管增殖等.气道重塑与气道炎症和肺功能下降密切相关,并参与形成难治性哮喘.现有证据表明,IgE在哮喘气道重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抗IgE治疗能够抑制早发相哮喘反应,并有助于预防和逆转气道重塑,是治疗哮喘尤其是难治性哮喘的有效途径.

继发性左肺动脉闭锁一例

患者女,41岁,因"反复喘息3年余"于2012年3月5日入院.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突发胸痛、气喘、胸闷,不能上楼,平地步行不能超过500 m,无咳嗽、咳痰、咯血、发热、盗汗及头晕.2008年11月28日胸部CT示左肺少许斑片条索影,经抗感染、平喘治疗无效后,当地医院拟诊为肺结核,给予"异烟肼0.3 g/d、利福平0.45 g/d、乙胺丁醇0.75g/d"治疗12个月后,胸痛逐渐缓解,胸闷、喘息稍好转,但活动后仍有气喘、胸闷.3年来间断抗感染、平喘治疗(具体不详),仍有劳力性呼吸困难,偶伴咳嗽、咳痰,无咯血.

骨化性气管支气管病一例

患者男,61岁,农民,因"间断咳嗽、发热伴胸闷气喘2个月余"于2012年5月15日入院.患者自2012年3月8日始出现阵发性咳嗽,以刺激性咳嗽为主,咳痰为中等量白黏痰,感畏寒.发热,以午后发热为主,体温多在38 ℃左右,伴有胸闷气喘,活动后加重,无痰中带血,在当地社区医院门诊就诊,静脉给予阿奇霉素抗炎治疗5d,咳嗽、胸闷、气喘症状稍好转,体温正常,未行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一种新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类型:特发性胸膜间质弹力纤维化

特发性胸膜间质弹力纤维化是一种新近认识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类型.早(2004年)由Frankel等[1]在CHEST上首先报道,文章使用了"idiopathic pleuroparenchymal fibroelastosis"的名称,并认为这一罕见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类型以肺上叶胸膜及其下间质弹力纤维增生为特点,无法归入目前已知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类型,可能为一种新的独特类型.随后又有数篇文献报道[2-4].迄今为止,共有13例报道.虽然报道的例数不多,但这些病例均表现了共同且独特的临床、影像及病理特征,病情进展较快,预后较差.

胸膜固定术治疗恶性胸腔积液优于持续胸腔引流吗

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约占所有类型胸腔积液的22％.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50％的乳腺癌、25％的肺癌及＞90％的间皮瘤会发展成有症状的MPE[1-2],这是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MPE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是4～6个月,具体存活时间与肿瘤的类型相关[2].

肺泡隔细胞凋亡在大鼠自身免疫性肺气肿中的作用

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病情进展的重要原因[1],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需要深入研究.本实验将异种内皮细胞注入大鼠腹腔,建立自身免疫性肺气肿模型,观察大鼠肺组织的肺泡隔细胞凋亡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VEGF受体-2(VEGFR-2)表达水平的变化,旨在探讨自身免疫性肺气肿的发病机制,为防治肺气肿提供新的思路.

肺容积的改变对睡眠呼吸暂停的影响

OSAHS患者因上气道反复塌陷或阻塞,导致缺氧-复氧反复发生,而对肺循环、呼吸功能造成损害,引起CO2潴留、肺动脉高压、肺功能损害,并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疾病.为明确OSAHS患者的肺功能与其睡眠呼吸暂停的机制是否相关,本研究通过对肺功能参数与睡眠呼吸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肺容积在睡眠呼吸暂停中的作用.

小口径导管胸腔引流治疗自发性气胸的疗效与患者耐受性分析

自发性气胸是呼吸内科临床常见急症,胸腔闭式引流术是常用的治疗方式[1-3],但引流管大小的选择却因医院基础条件和医生个人习惯而异.近年来,小口径胸腔引流管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4-6],但尚缺乏可靠的前瞻性研究数据对其疗效进行评估.本研究拟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开放的临床试验,对两种不同口径的胸腔引流管在气胸治疗中的疗效及患者耐受性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为临床上对气胸的治疗方式选择提供参考.

重视胸腔积液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脏层和壁层胸膜表面间少量液体的主要作用是加强胸壁与肺脏之间的机械连接,使其在剪切力作用下相互滑动,并确保垂直作用力在这两层胸膜间相互传导[1].这些生理性胸膜腔液体在呼吸时为两层胸膜间的相互运动起到润滑作用.正常机体胸腔内液体的产生和吸收保持着动态平衡,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其产生过多和(或)吸收减少,都会出现胸腔积液.病理性的胸腔积液是肺、胸膜或其他许多全身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胸腔积液病因有100多种,除常见的肺和胸膜疾患外,还可由心脏、肝脏及结缔组织等其他组织器官疾患引起[2].

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一例

患者男,22岁,主因"面颈部肿胀1.5个月,咳嗽、胸闷1个月"于2011年8月11日入院.1.5个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颜面部及颈部肿胀,伴四肢乏力.1个月前开始出现咳嗽,气短,偶有痰中带血丝,无发热、胸痛等症状,自服中药治疗无明显效果,于外院查X线胸片示右上纵隔巨大占位,右侧中量胸腔积液(图1,2),为求进一步诊治而入我院.自发病以来,食欲下降,二便正常,体重近1.5个月内减少7.5 kg.既往体健,无放射线及毒物接触史,吸烟指数6～18包年.

美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科医师资质培训简介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现代临床医学对医生资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美国开展危重症医学已经历时几十年,危重症医学的引入对传统的呼吸专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甚至使得90％以上的呼吸专科都扩展并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科,并由此使呼吸专科医生的资质要求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专题介绍美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科医师资质培训,并着重介绍学科的新成分——危重症医学.很显然,成功开展一项医学专科业务根本的一步是建立起一只过硬的专业医师队伍.美国的专科医师培训非常严格并有固定程序,基本的两个步骤包括:(1)进入并完成正式培训项目;(2)参加并通过专科认证考试.

信息动态

面对治理空气污染的喜与忧

进入2013年后第1个月,北京及其周围地区连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严重雾霾天气再次令全世界震惊.整个1月份,北京市民就没见到过几日"蓝天",严重时北京市内PM2.5曾达到900 μg/m3以上,北京及其周围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1/10以上)的空气都属严重污染.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了人们对北京到底还是否适合居住的担忧.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也引来了必须居住在北京的国外人士的不安,逼迫他们在要健康还是要现有工作之间作出选择.我们的近邻韩国与日本,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都在抱怨中国空气污染殃及到他们.

气管内覆膜金属支架置入治疗食管气管瘘

食管气管瘘(esophagorespiratory fistula,ERF)是临床常见的气道瘘,其次为支气管胸膜瘘(broncho-pleural fistula,BPF)和支气管纵隔瘘(tracheo-mediastinal fistula,TMF).由于ERF瘘口位于气管或支气管,可通向食管、胃、纵隔或胸腔等,临床治疗极为棘手.近年来由于气管和食管支架的广泛应用,多数疗效较好[1-3].ERF常放置食管支架[3],而BPF和TMF需放置气管支架.对不能放置食管支架或放置食管支架失败的ERF患者,放置气管支架亦可取得较好疗效[4-7].现将我们近年来采用被膜金属支架治疗ERF的经验介绍如下.

发热—肺部阴影—眼肿物

患者女,52岁,新疆巴楚县农民,维吾尔族.因"间断发热6个月,发现肺部阴影和眼部肿物2个月"于2012年4月10日入院.患者于6个月前出现间断发热,体温为39～40.5℃,伴畏寒、寒战,持续30 min～3 h可自行降至正常,发热时间间隔2 ～10 d,曾于当地医院行X线胸片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并给予"头孢类"抗生素治疗无效.2个月前患者出现双眼不适、右眼视力下降,眼科检查示"右眼肿物",切除肿物病理示"少许坏死组织".

肺保护性通气实施中需重视的一些问题

机械通气可改善气体交换,但也可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和循环功能抑制,因此应强调保护性肺通气.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是病死率非常高的呼吸衰竭疾病,在机械通气治疗时也容易发生VILI,为此美国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组织了多中心前瞻性研究[1].该研究将ALI/ARDS患者分为小潮气量[6 ml/kg,限制平台压≤30 cm H2O(1 cm H2O=0.098 kPa)]和传统潮气量(12 ml/kg,限制平台压≤50 cm H2O)两组,小潮气量组病死率为31％,明显低于传统潮气量组的40％.

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基层版)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近年来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临床研究和实践结果表明,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实施有效的管理对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于2003年和2008年两次修订了我国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作为指导性文件对推动我国的哮喘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哮喘防治的主要力量,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缺乏检测设备、哮喘治疗药物不全、医师教育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指南"在基层医疗机构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实行.因此,制定切合实际的、适应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基层版指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