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肝切除术在治疗肝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腹腔镜肝切除术（LH）在治疗肝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行肝切除术的78例肝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患者的手术方式，分为腹腔镜肝切除术组（LH组）和开腹肝切除术组（OH组），其中LH组31例，OH组47例。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和肝功能情况。两组正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LH组的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术后腹腔引流管留置时间、开始进食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150（100~200）ml、5（4~6）cm、5（3~6）d、2（2~2）d、（8±3）d，明显少于OH组的300（300~600）ml、20（18~20）cm、8（6~10）d、3（2~3）d、（12±4）d（Z=-5.405，-7.760，-4.366，-3.746；t=-3.608；P<0.05）。LH组住院总费用（5.1±0.7）万元明显高于OH组的（4.5±1.0）万元（t=3.198，P<0.05）。LH组患者术后1、3 d的ALT，AST分别为94（62~11）、47（42~58），116（68~136）、46（39~50）U/L，明显低于OH组的110（93~158）、152（95~220）、141（97~236）、49（42~120）U/L（Z=-2.416、-6.539、-2.764、-2.229；P<0.05），而LH组术后1、3 d的ALB分别为（31±6）、（35±3）g/L，明显高于OH组的（25±5）、（34±3）g/L（t=4.958，2.191；P<0.05）。结论腹腔镜肝切除术治疗肝脏肿瘤安全、可行，与开腹肝切除相比，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显著优点。

腔内超声造影在肝细胞癌消融术后胆管支气管瘘诊断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腔内超声造影在肝细胞癌（肝癌）消融术后胆管支气管瘘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诊治的1例肝癌消融术后胆管支气管瘘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患者男，56岁，2010年9月超声引导下行肝癌射频消融，术后1个月复查提示消融完全，且未见明显肿瘤复发。术后10个月开始出现反复发热并于术后17个月出现咳胆汁痰等症状。经MRI检查发现原消融灶部位胆汁湖形成，遂行胆汁湖穿刺置管，并行透视检查及腔内超声造影检查明确诊断。结果腔内超声造影检查发现胆管瘘道通向右侧胸腔。置管引流后患者症状缓解，其后行腔内超声造影复查提示胆管瘘道消失，胆汁湖持续存在，随后行右半肝切除术，治愈出院。结论肝癌消融后胆管支气管瘘是一种罕见并发症，腔内超声造影检查可作为其诊断治疗的良好补充手段。

索拉非尼预防原发性肝癌根治性治疗术后复发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索拉非尼预防原发性肝癌（肝癌）患者根治性治疗术后复发的临床效果。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肝癌根治性治疗术的70例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术后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索拉非尼组和对照组。索拉非尼组24例，男22例，女2例；平均年龄（48±10）岁；给予索拉非尼400 mg口服，一日两次，连续服用6个月。对照组46例，男40例，女6例；平均年龄（48±11）岁；给予安慰剂口服。患者术后均接受随访。观察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生存率及药物不良反应。两组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术后生存率的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结果索拉非尼组的1、2、3年复发率分别为25%（6/24）、42%（10/24）、50%（12/24），对照组相应为28%（13/46）、46%（21/46）、53%（25/46），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0，0.102，0.120；P>0.05）。索拉非尼组的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5.83%、87.50%、70.83%，对照组相应为91.30%、82.61%、63.04%，两组总体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8， P>0.05）。索拉非尼组手足皮肤反应、腹泻、高血压、红斑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10/24）、29%（7/24）、21%（5/24）、25%（6/2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46）、7%（3/46）、2%（1/46）、4%（2/46）（χ2=10.663，4.885，4.828，4.762；P<0.05）。结论索拉非尼既不能减少肝癌患者根治性治疗术后肿瘤复发，也不能提高总体生存率。

门静脉高压症对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目的探讨门静脉高压症对肝细胞癌（肝癌）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行肝癌切除术的152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有否合并门静脉高压症，将患者分为门静脉高压症组和非门静脉高压症组。其中门静脉高压症组76例，男62例，女14例；平均年龄（49±11）岁。非门静脉高压症组76例，男66例，女10例；平均年龄（49±12）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入院后患者接受常规检查，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两组正态分布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比较采用Z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肝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门静脉高压症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2%（32/76），其中肝功能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36%（27/76）；非门静脉高压症组为20%（15/76），其中肝功能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6%（12/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01，7.760；P<0.05）。Ⅰ～Ⅱ级并发症在门静脉高压症组占75%（24/32），在非门静脉高压症组占73%（11/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5， P>0.05）。门静脉高压症组患者术后90 d死亡率为7%（5/76），非门静脉高压症组为3%（2/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99，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合并门静脉高压症（OR=3.376，95%CI：1.564～7.287，P<0.05）和肿瘤数量>2个（OR=1.984，95%CI：1.248～3.154，P<0.05）是肝癌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合并门静脉高压症（OR=3.231，95%CI：1.431～7.298，P<0.05）、肿瘤数量>2个（OR=1.832，95%CI：1.137～2.952，P<0.05）和术中输血量>400 ml（OR=2.776，95%CI：1.123～6.864，P<0.05）是肝癌切除术后肝功能相关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门静脉高压症可增加肝癌切除术后并发症及肝功能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且是两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和术后死亡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器官获取的手术技巧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体器官切取手术技巧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器官捐献的64例DCD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52例，女12例；年龄25 d～57岁，中位年龄31岁。脑部损伤供者42例，脑血管意外18例，脑部神经系统疾病4例。供者家属均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供者均采用原位腹主动脉-肠系膜上静脉快速灌注及肝肾联合快速切取分离的方法获取器官。结果所有器官切取手术均顺利完成，器官切取手术时间中位数为30（22～48）min。本组共获取64个肝脏、128个肾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58例、肾移植118例，肝肾联合移植2例；弃用器官12个，包括肝脏4个、肾脏8个。移植术后移植器官功能恢复良好，仅1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结论在DCD器官切取手术中，快速灌注及肝肾联合快速切取法是保证高质量供体器官和提高手术疗效的关键。

前入路肝切除术在原发性肝癌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前入路肝切除术在原发性肝癌（肝癌）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收治138例行肝癌肝切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97例，女41例；年龄36～87岁，中位年龄52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不同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前入路肝切除组（前入路组，63例）和传统入路肝切除组（传统组，75例）。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及术中、术后各项指标比较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结果前入路组肝功能Child-Pugh分级B、C级、多发肿瘤、肿瘤直径>10 cm患者分别占73%（46/63）、44%（28/63）、16%（16/63），明显高于传统组的37%（28/75）、17%（13/75）、5%（4/75）（χ2=20.444，12.051，8.144；P<0.05）。前入路组平均术中出血量、输血浆量、输红细胞量分别为（428±17）、（470±14）、（300±7）ml，明显低于传统组的（517±11）、（630±15）、（420±11）ml（t=-6.097，-2.927，-8.928；P<0.05）；前入路组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0%（6/63）明显低于传统组的17%（13/75）（χ2=1.759，P<0.05）。结论对于肝功能较差、肿瘤多发以及肿瘤巨大的患者，前入路肝切除术优于传统入路肝切除术，可作为此类患者优先选择的术式。

统筹干预在肝左外叶切除术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统筹干预在肝左外叶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行肝左外叶切除术的49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有否进行统筹干预，分为统筹组和对照组。其中统筹组29例，男16例，女13例；年龄44～71岁，中位年龄56岁。对照组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48～69岁，中位年龄54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患者均在不阻断第一肝门情况下行肝左外叶切除术，手术人员均为同一组手术医师。统筹组配备固定的肝脏手术器械护士、手术间及大型器械管理调试护士，开腹前、术中、关腹3个过程中统筹干预。对照组手术医师和护士随机组合。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两组患者均手术顺利。统筹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87±11）min、（203±50）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53±20）min、（385±61）ml（t=-5.647，-5.436；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发生死亡，无手术断面出血、肝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结论统筹干预有助于缩短肝左外叶切除术的手术时间，并减少术中出血量。

合并肝细胞癌的多原发癌诊断

目的探讨合并肝细胞癌（肝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诊断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1989年1月至2008年4月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68例肝癌合并多原发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61例，女7例；年龄32～82岁，中位年龄60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非手术患者的诊断基于影像学检查，并结合血清AFP检测。对可疑病例进一步行超声或CT引导下穿刺活检。手术患者通过病理学检查确诊。结果68例患者中，同时罹患肝癌22例，异时罹患肝癌46例。诊断首发癌年龄31～76岁，中位年龄57岁。诊断继发癌年龄32～82岁，中位年龄60岁。HBsAg阳性45例，所有患者抗-HCV阴性。合并肝硬化51例。血清AFP≤25μg/L 30例，>25μg/L 38例。有肿瘤家族史16例。33例非手术患者中30例根据典型肝癌影像学表现及AFP水平确诊，其中16例患者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检查确诊；其余3例临床可疑病例通过超声或CT引导下肝穿刺活检确诊。35例肝切除患者均行病理学检查，其中单结节肿瘤30例，多结节肿瘤5例；瘤体直径<5 cm 12例，≥5 cm 23例；合并肝硬化27例；并发脉管浸润32例；手术切缘≥2 cm 15例。肝外恶性肿瘤分布于不同系统器官，包括头颈部肿瘤23例，消化系统肿瘤18例，泌尿生殖系统肿瘤5例，其他肿瘤22例。结论合并肝癌的多原发癌中肝癌的临床表现与原发性肝癌相似。PET/CT在多原发癌的发现中可能有独特的优势。对可疑病例行穿刺活检有助于疾病确诊。

胰腺损伤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探讨胰腺损伤的诊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8月至2014年7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25例胰腺损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7例，女8例；年龄7～54岁，中位年龄26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诊断采用1990年美国创伤外科协会（AAST）的胰腺损伤分级标准，Ⅰ级胰腺损伤3例，Ⅱ级9例，Ⅲ级7例，Ⅳ级5例，Ⅴ级1例。观察患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2例患者表现为意识障碍，余23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症状。24例患者中,血清淀粉酶升高患者占63%（15/24）。7例患者术前行腹腔穿刺淀粉酶检测均升高。17例患者术前行超声检查，确诊率41%（7/17）。14例患者术前行CT检查，确诊率71%（10/14）。3例Ⅰ级患者行胰周引流术；9例Ⅱ级患者中，2例保守治疗，6例行胰周引流术，1例行胰腺破裂口修补术；7例Ⅲ级患者中，4例行胰腺近端封闭+远端胰空肠吻合术，2例行胰体尾联合脾脏切除术，1例行单纯胰体尾切除术；5例Ⅳ级患者中，4例行胰腺近端封闭+远端胰空肠吻合术，1例行胰腺近端封闭+远端胰胃吻合术；1例Ⅴ级患者行胰腺坏死组织清除+十二指肠修补+胰周引流术。25例患者中，死亡2例，术后出现胰瘘6例，胰腺假性囊肿5例。1例胰瘘患者行ERCP下胰管支架引流术后治愈，2例胰腺假性囊肿患者行囊肿内引流术后治愈，余胰瘘及假性囊肿患者均行超声引导下穿刺引流治愈。结论术前血清和腹腔穿刺液淀粉酶升高可提示胰腺损伤。术前CT对胰腺外伤的诊断及分级有一定价值。胰腺损伤的手术方式应依据损伤的类型、级别及合并伤等确定。

严重外伤性肝破裂手术治疗25例分析

目的探讨手术治疗在严重外伤性肝破裂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2009年10月至2013年10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5例外伤性肝破裂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7例，女8例；平均年龄（35±10）岁。美国创伤协会分级Ⅳ级17例，Ⅴ级5例，Ⅵ级3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积极术前准备，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急诊手术治疗。其中行不规则肝切除术20例，规则肝叶段切除术1例，全肝血流阻断下肝后下腔静脉修补术3例，肝周纱布填塞治疗1例。结果本组患者治愈23例，死亡2例，均死于失血性休克；发生术后并发症6例，其中膈下脓肿3例，胆漏1例，胸腔积液1例，切口感染1例，均于对症处理后治愈。结论严重外伤性肝破裂患者应尽快手术止血，手术方式首选不规则肝切除术。

肝切除术中个性化出血控制

肝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肝脏占位性病变的主要术式[1]。肝脏血管解剖复杂，富含血窦，血流丰富，且组织脆性大，易术中出血。肝切除术中的出血和输血增加了术后并发症发生和肿瘤复发的风险[2-3]。因此，肝切除术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中对出血的控制[4]。本文结合该领域新进展，对肝切除术中个性化出血控制策略进行简要评述。

微创胰腺切除术的研究进展

胰腺周围毗邻大血管及胃、十二指肠、脾脏等，并且位于腹膜后，因此胰腺微创切除术的手术难度大，发展成熟也晚于其他手术。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成熟和手术器械的不断完善更新，内窥镜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胰腺手术，微创胰腺外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此我们对微创外科在胰腺切除术中的应用作一阐述。

腹腔镜手术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

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肝脏是其常见的血行转移部位，约2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有肝转移，在病程中发生肝转移者高达50%。不能手术切除或未经手术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7个月，5年生存率几乎为0，而经手术切除的患者生存期可达35个月，5年生存率为35%～58%，预后明显改善。2011年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结直肠癌临床实践指南对于可切除的肝转移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手术切除由第5位调整至第1位。

恶性梗阻性黄疸术前胆道引流问题的探讨

恶性梗阻性黄疸是由于肝细胞癌（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头癌及壶腹部周围癌等恶性肿瘤的浸润、压迫导致肝内外胆道梗阻，以高胆红素血症、皮肤巩膜及体液黄染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1]。临床上对于无法手术切除原发肿瘤的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常进行包括手术胆道引流或介入胆道引流等姑息性治疗[2]。通过胆道引流降低患者的术前胆红素水平可能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能力。然而，对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是否需要常规行术前胆道引流却仍然存在争议。本文结合本中心诊治经验和相关文献报道，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肝癌癌栓临床治疗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肝癌）合并大血管及胆管癌栓如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 PVTT）、肝静脉癌栓（hepatic vein tumor thrombus， HVTT）、下腔静脉癌栓（inferior vena cava tumor thrombus，IVCTT）以及胆管癌栓（bile duct tumor thrombus，BDTT）时，手术切除率低，复发率高，总体疗效差[1-2]。癌栓情况是肝癌分期分级、治疗方法选择和预后评估等方面的重要参考指标[3]。随着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肝癌患者的总体疗效有一定提高[4]。肝癌合并血管、BDTT并未形成规范化、疗效确切的治疗方法，充分探讨肝癌癌栓的临床治疗方法对改善肝癌的总体疗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5]。

胆囊癌血管生成的研究进展

胆囊癌是常见的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之一。肿瘤血管生成在胆囊癌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肿瘤血管生成机制复杂，包括内皮细胞的激活和增殖，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及重塑，血管通透性的改变，新生血管的生成及重塑等[1]。肿瘤血管生成可以作为胆囊癌患者预后的评估指标[2]。抗血管生成治疗是抑制肿瘤生长的一种有效策略，目前已有多种抗血管生成剂诞生，并在肿瘤的防治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然而，对抗血管生成剂在胆囊癌血管生成中应用的临床研究较少，治疗效果尚无明确定论[3]。本文结合既往文献报道，探讨肿瘤血管生成和促血管生成因子在胆囊癌侵袭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并对血管生成抑制剂在胆囊癌治疗中的应用进行初步阐述。

《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稿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