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妇产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중화부과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2.75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529-567X
- 国内刊号： 11-2141/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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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治疗药物相关标志物在卵巢透明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靶向治疗药物相关标志物在卵巢透明细胞癌(OCC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08年1月—2015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OCCC患者60例,其中40例为初次手术患者,23例为复发后二次手术患者(其中3例患者的初次手术也在本院完成,故重复计数).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OCCC组织中靶向治疗药物相关标志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极光激酶A(AURKA)、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BRCA2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并分析其与患者化疗耐药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1)免疫组化SP法检测显示,在初次手术患者和复发后二次手术患者的OCCC组织中,EGFR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0%(8/40)和30%(7/23),HER2分别为22%(9/40)和35%(8/23),AURKA分别为38% (15/40)和35%(8/23),BRCA1分别为42%(17/40)和39%(9/23),BRCA2分别为20%(8/40)和22%(5/23),PD-L1分别为25%(10/40)和17%(4/23),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仅复发后二次手术患者的OCCC组织中HER2蛋白的表达与其铂类药物耐药明显相关(P=0.039);而初次手术患者及复发后二次手术患者的其他靶向治疗药物相关标志物的表达与其铂类药物耐药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3)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40例初次手术的OCCC患者中,HER2、AURKA蛋白阳性表达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4、4个月)均明显短于各自的阴性表达者(分别为10、10个月,P=0.023、P=0.018);23例复发后二次手术的OCCC患者中,HER2、AURKA蛋白阳性表达者二次手术后的中位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10、13个月)也均明显短于各自的阴性表达者(分别为44、43个月,P=0.026、P=0.044).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6个靶向治疗药物相关标志物均不是影响OCCC患者初次手术后PFS、复发后二次手术后O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HER2及AURKA表达与OCCC患者初次手术后PFS、复发者二次手术后OS明显相关,可作为判断OCCC患者预后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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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筛查在不同阶段胚胎中的临床应用结局分析
目的 探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CGH)技术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或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D/PGS)中的应用效果及不同胚胎阶段活检的临床结局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PGD/PGS治疗的381个周期,其中, PGD 320个周期,采用卵裂期活检156个周期、囊胚期活检164个周期;PGS 61个周期,采用卵裂期活检23个周期、囊胚期活检38个周期.活检标本采用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结合array-CGH技术行染色体拷贝数分析.所有移植周期均采用单胚胎移植,以活产率作为主要临床结局的评价指标.结果array-CGH技术在PGD/PGS中的明确诊断胚胎比例达96.9%~99.1%.PGD活检周期中,卵裂期活检的每移植周期活产率和每活检周期活产率分别为50.0%(58/116)、37.2%(58/156),而囊胚期活检者分别为67.5%(85/126)、51.8%(85/164),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PGS活检周期中,卵裂期活检的每移植周期活产率和每活检周期活产率均为34.8%(8/23),而囊胚期活检者均为42.1% (16/38),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array-CGH技术在PGD/PGS中的应用具有高诊断率,基于array-CGH技术的PGD/PGS可获得理想的临床活产率.在PGD周期中,囊胚期活检比卵裂期活检具有更高的活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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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神经电刺激联合内啡肽方案治疗肌筋膜源性慢性盆腔痛初步疗效分析
慢性盆腔痛(chronic pelvic pain,CPP)是由各种功能性、器质性原因引起的以盆腔及其周围组织疼痛为主要症状,病程超过3~6个月的一组疾病[1].CPP是女性的常见疾病,生育期女性为高发人群,文献报道的发病率为5.7%~26.6%[2].CPP一般指病因明确、与特定器官疾病相关的慢性盆腔疼痛,而病因未明确的慢性盆腔疼痛则被称为慢性盆腔痛综合征(chronic pelvic pain syndrome,CPPS),是CPP的1个分支,肌筋膜源性CPP被归类于CPPS[3].CPP由于病因复杂,诊断和治疗都较为困难,往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可导致患者生命质量下降、性功能障碍及医疗支出增加等问题.本研究针对肌筋膜源性CPP患者应用压力疼痛阈值和疼痛评分方法评价经皮神经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联合内啡肽、生物反馈及手法按摩等综合治疗方案的疗效,探讨治疗此类疾病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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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在卵巢上皮性癌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具致死性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美国的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卵巢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为21 290例,死亡病例为14 180例[1];中国的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卵巢恶性肿瘤发病率为52.1/10万,死亡率为22.5/10万[2].在卵巢恶性肿瘤中,卵巢癌为常见,高达70%.卵巢癌起病隐匿,70%患者就诊时已为晚期.目前,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以铂类药物为基础的化疗,仍为卵巢癌治疗的一线方案,卵巢癌初始化疗的敏感度较高,为60%~80%,但25%的早期患者以及近70%的晚期患者会复发[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经30年的治疗探索,卵巢癌的5年生存率始终徘徊在30%左右,并无明显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卵巢癌早期诊断困难以及化疗耐药的产生.卵巢癌复发后的化疗有效率较初治患者明显下降,尤其是无治疗间隔时间<6个月的铂类药物耐药的复发患者,二线方案的单药或者联合化疗的有效率仅为20%~30%,而超过70%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将会在5年内出现铂类药物耐药甚至多药耐药[4-5],成为影响患者生存的重要因素.肿瘤细胞存在不同的亚群,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随着化疗药物的使用,肿瘤细胞可出现生物学演变,更具有侵袭性,出现获得性耐药,如何捕获具有侵袭性的卵巢癌细胞亚群,揭示其特征性的分子谱,寻找可能的基因治疗靶点,成为逆转耐药、改善卵巢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检测技术迅速发展,取材便捷,能够动态显示肿瘤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在肿瘤的早期筛查、治疗监测、预后评估、分子分型以及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6-7].本文就CTC在卵巢癌中应用的相关研究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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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中的研究进展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是女性的常见疾病,具有激素依赖性和器官依赖性.根据2015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指南》[1],内异症分为腹膜型(peritoneal endometriosis, PE)、卵巢型(endometriosis cysts of the ovary)、深部浸润型(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DIE)和其他类型.内异症病因未明,表现多样,疼痛难以根治,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神经纤维密度升高和巨噬细胞局灶浸润在内异症相关疼痛中起重要作用,神经纤维密度升高与神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n,NT)的作用密不可分.有关NT在内异症相关疼痛中的作用机制,多数研究关注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较少关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NT-3、NT-4、NT-5等.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探讨BDNF在内异症相关疼痛中的研究进展,以期能深入了解BDNF在内异症相关疼痛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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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Wolffian附件肿瘤一例
患者27岁,2012年6月在外院行剖宫产术,术中发现右侧输卵管系膜肿物,大小为7 cm×5 cm×4 cm;术后请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理科会诊,诊断为右侧输卵管系膜低级别浆液性癌.1个月后,收入本院行右侧附件切除+左侧输卵管切除+大网膜切除+盆腔、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术,术后病理检查未发现肿瘤,行紫杉醇+顺铂(TP)方案化疗3个疗程.两年后患者腹胀,B超检查示右侧附件区囊肿,子宫后方囊性包块;盆腔CT示盆腔内多发囊性病变;血清CA125水平为15.47 kU/L.门诊以"盆腔包块"收入本院.妇科检查:宫体后方可触及大小为5 cm×4 cm包块.腹腔镜探查见左侧卵巢与阔韧带后叶及乙状结肠广泛粘连,直肠子宫陷凹见两个囊实性包块,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提示颗粒细胞瘤,改行经腹子宫全切除+左侧卵巢切除+腹膜后病灶切除术.术后病理:(直肠子宫陷凹、肠系膜)幼年型颗粒细胞瘤,子宫及左侧卵巢未见肿瘤.免疫组化法检测:CD99、钙结合蛋白(CR)、波形蛋白(vimentin)、CD56、细胞角蛋白(CK)、Wilms瘤基因1(WT-1)均强阳性(++~+++),α抑制素(α-inhinbin)、p53、CK7散在阳性(+),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10%~15%(+),突触素(Syn)呈弱阳性(±),CA125、CD117、CK20、嗜铬素A(CgA)均呈阴性(-).两次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会诊示:(右侧输卵管系膜、直肠子宫陷凹、肠系膜)恶性肿瘤,瘤细胞为短梭形,呈实性、小管样、微囊筛状排列(图1,2),诊断为恶性Wolffian附件肿瘤(Wolffican adnexal tumor,WAT).术后行TP方案化疗6个疗程.2015年9月(化疗停止7个月)患者因腹部肿物入住齐鲁医院,手术后病理诊断:小肠系膜恶性肿瘤,结合病史倾向恶性WAT.之后用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CAP)方案化疗3个疗程.2016年10月发现腹水,细胞学检查见恶性肿瘤细胞,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会诊,诊断为恶性WAT.同年11月患者收入本院肿瘤科,腹腔灌注顺铂60 mg,甲羟孕酮200 mg/d内分泌治疗,治疗3个月后腹水明显减少,2017年6月B超少量腹水但患者无自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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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孕期和产时管理降低中国死胎发生率
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MMR)与围产儿死亡率(perinatal mortality rate,PMR)是以往评估产科质量唯一、且十分重要的指标,自1990至2015年,全球的总MMR下降了44%(从385/10万降至216万/10万)[1];中国的MMR从1990年的88.8/10万降至2015年的20.1/10万,成绩显著,2016年中国的MMR降至19.9/10万,与发达国家的MMR接近;PMR下降至7.5‰[2].孕产妇死亡已经成为少见的临床事件,MMR水平的高低已不能完全代表某家医院、某个地区的产科临床质量.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的资料显示,全球仍有480万围产儿死亡,其中,260万例为死胎(stillbirth),中国死胎的发生率为1%~4%[3-5],与孕产妇死亡相比,死胎的发生更为常见,且死胎是导致孕产妇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原因.目前,死胎发生率的高低,已经成为判断产科质量、评估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新指标[6],值得产科医务工作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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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的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组织增生而形成的良性肿瘤,是女性常见的良性肿瘤.子宫肌瘤的发病率难以准确统计,估计育龄期妇女的患病率可达25%,根据尸体解剖统计的发病率可达50%以上.目前,国内尚无有关子宫肌瘤的诊治共识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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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会议侧记
第13届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会议(World Congress on Endometriosis,WCE)于2017年5月17—2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此次大会就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临床诊断、治疗以及内异症不孕等主要的科学问题进行了展示、讨论和交流.此次大会的内容特点包括:内异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内异症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重视内异症患者的免疫异常和合并症;关注患者的生命质量特别是性生活异常;关注内异症不孕的基础和辅助生殖治疗;内异症的药物和手术治疗依然是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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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指南专家解读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是常见的妇产科问题之一,是一组综合征、一种慢性病.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分别于2007年和2015年先后发布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华妇产科杂志》2007年第9期)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指南"(《中华妇产科杂志》2015年第3期),推动了内异症的规范化诊治.参与2015年"指南"的专家从原来的15位增加到30位,兼顾了各方面的技术发展,特别是在疼痛、包块和不孕的处理上都有新意,也对手术、深部浸润型内异症(DIE)、恶变及术后管理都有深入的阐述.鉴于此,我们又组织了一些专家进行有重点的、细腻化的解读,供同道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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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11家医疗机构2204例死胎的临床分析
目的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11家医疗机构死胎的发生率及其原因,探讨合适的干预措施.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广东省11家医疗机构死胎的临床资料,分析死胎发生的孕周、原因、母体情况等.结果(1)死胎的总体情况:11家医疗机构的总分娩量为103472例,其中死胎2204例,死胎的发生率为2.13%;其中治疗性引产所致死胎738例(0.71%,738/103472),自然死胎1466例(1.42%,1066/103472).2204例死胎中,孕<28周的死胎占55.63%(1226/2204),孕28~37周的死胎占28.45%(627/2204),孕≥37周的死胎占15.92%(351/2204),不同孕周死胎的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不同孕周死胎的原因:孕<28周的死胎中,治疗性引产导致死胎者所占的比例大(53.34%,654/1226);孕28~37周的死胎中,以子痫前期导致的死胎为主(40.67%,255/627);孕≥37周死胎的原因主要为脐带因素(19.37%,68/351)、产程异常(17.09%,60/351).(3)死胎的宫内生长受限(FGR)情况:孕<28周死胎中FGR的发生率(23.49%,288/1226)高于孕28~37周(18.02%,113/627),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非治疗性引产产程中死胎共299例,产妇的分娩年龄≥35岁(高龄)和<35岁者,其发生率分别为63.88%(191/299)、36.12%(108/299),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46,P=0.000);因母体因素、产程因素及胎位因素导致的死胎中,在≥35岁产妇中的发生率均高于<35岁产妇[分别为61.11%(33/54)与38.89%(21/54);65.82%(52/79)与34.18%(27/79);66.67%(26/39)与33.33%(13/39)],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323、4.067、3.002,P=0.002、0.001、0.013).(5)发生在产程中的299例死胎中,剖宫产者占33.78%(101/299),其中紧急剖宫产或在产程中中转剖宫产76例.结论(1)11家医疗机构的死胎发生率较高,不同孕周导致死胎的主要原因不同,应针对不同孕周制定不同的干预方法以降低死胎的发生率,孕<28周时应加强治疗性引产的监管,孕≥28周应加强孕妇管理,降低可避免自然死胎的发生.(2)孕期应加强胎儿体质量的管理,对有FGR的胎儿重点监测,避免死胎的发生.(3)高龄产妇死胎的发生率高,应加强高龄产妇的高危因素的管理,是降低死胎发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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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胎的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死胎的高危因素.方法 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住院分娩的死胎176例,回顾性分析其一般情况、高危因素、不同年份及妊娠时期死胎的高危因素.结果(1)死胎的总体发生率为0.178%(176/98785),孕期中死胎发生的高峰时期为孕28~28周+(610.8%,19/176),第2个高峰时期为孕29~29周+(610.2%,18/176),第3个高峰时期为孕37~37周+(69.1%,16/176),孕39周后维持在较低水平.(2)导致死胎的前5位高危因素依次为:母体感染(18.2%,32/176)、原因不明(13.6%,24/176)、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3.1%,23/176)、脐带扭转(12.5%,22/176)、胎儿结构异常(10.2%,18/176).(3)2010至2012年,原因不明、脐带扭转、感染是导致死胎的前3位高危因素;2013年起,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感染和胎儿结构异常为前3位高危因素.(4)早期(孕20~27周+6)死胎占21.6%(38/176),其中原因不明(47.4%,18/38)、胎儿水肿(13.2%,5/38)、母体感染(13.2%,5/38)和脐带扭转(5.3%,2/38)为前4位高危因素;晚期(孕≥28周)死胎占78.4% (138/176),其中母体感染(19.6%,27/138)、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5.9%,22/138)、脐带扭转(14.5%,20/138)和胎儿结构异常(12.3%,17/138)为前4位高危因素.结论 重视母体妊娠期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处理,尤其是感染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加强产前胎儿监护,适时终止妊娠;规范死胎的处理流程,积极寻找相关的危险因素,均可能有利于降低死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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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649例死胎的临床分析
目的 分析妊娠晚期死胎发生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的22家医疗保健机构649例妊娠晚期死胎的临床资料,分析妊娠晚期死胎的发生率、产妇的基本情况、产前检查情况及死胎发生的原因.结果(1)2011年10月至2016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妊娠晚期死胎的发生率为0.293%(649/221845),其中,外地户籍产妇的死胎率(0.349%, 342/97939)高于本市户籍者(0.248%,307/1239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178,P<0.01);多胎妊娠产妇的死胎率(2.087%,89/4264)高于单胎妊娠者(0.257%,560/2175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48,P<0.01);男性胎儿死胎率(0.300%,347/115632)与女性胎儿死胎率(0.284%,302/10620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70,P>0.05).(2)未行产前检查、产前检查次数1~4次及初次产前检查孕周>13周的死胎产妇中,外地户籍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4.0%(21/25)、80.7%(125/155)及66.0%(165/649).妊娠晚期死胎发生的原因依次为:胎儿因素30.7%(199/649)、母体因素28.0%(182/649)、脐带因素20.0%(130/649)、死因不明17.6%(114/649)、胎盘因素3.7%(24/649).在可明确的死因中,出生缺陷、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脐带缠绕或扭转是主要的因素,分别占妊娠晚期死胎总数的22.8%(148/649)、17.4%(113/649)、17.3%(112/649).结论 流动人口孕妇是妊娠晚期死胎发生的重点人群,尤其应加强围产期宣教及孕产期保健管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的防控,加强产前保健,积极治疗妊娠期并发症及合并症,提高孕期和产时监护的手段及质量均是降低妊娠晚期死胎发生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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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间105例胎死宫内孕妇的临床分析
目的 探讨近17年间胎死宫内的诱因及相关预防方法.方法2000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总分娩量为65621例,其中胎死宫内的孕妇105例;105例胎死宫内的孕妇中,单胎妊娠者82例,双胎妊娠者23例.对所有胎死宫内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单胎妊娠孕妇:单胎妊娠孕妇胎死宫内的主要诱因为母体并发症或合并症(51.2%,42/82),其中重度子痫前期者占39.0%(32/82),糖尿病合并妊娠者占7.3%(6/82);其次为脐带因素(15.9%,13/82),包括脐带过度螺旋、脐带缠绕及脐带真结等.单胎妊娠孕妇中自感胎动异常(减少或消失)者共54例(65.9%,54/82).(2)双胎妊娠孕妇:双胎妊娠孕妇胎死宫内的主要诱因为单绒毛膜双胎的相关并发症,占52.2%(12/23).双胎妊娠孕妇中自感胎动异常者共7例(30.4%,7/23).结论 对孕期合并症应及早发现、积极处理,并尽早确定双胎妊娠的绒毛膜性,重视孕妇胎动异常的主诉,加强孕期个体化管理,可以减少胎死宫内的发生.
| 年 | 期数 |
| 2019 | 01 02 |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1999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
| 199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