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妇产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중화부과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2.75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529-567X
- 国内刊号: 11-2141/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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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腹腔镜与多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临床对照研究
目的 探索单孔腹腔镜与多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临床效果差异.方法 对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于北京协和医院行卵巢囊肿剔除术的81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行单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者40例(单孔组),行多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者41例(多孔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后24 h发热的高体温、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并发症、术后血红蛋白(Hb)下降幅度、术后24 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术后镇痛药物使用情况、术后体象量表(BIS)及美容评分(CS)、总住院时间及总住院费用.结果 两组患者的腹腔镜手术均顺利完成,均未发生并发症;术后24 h发热的高体温、术后Hb下降幅度、术中出血量、术后24 h VAS评分、总住院时间和总住院费用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手术时间单孔组患者为(50± 20)min,多孔组为(40±15)min;术后镇痛药物使用的比例单孔组为28%(11/40),多孔组为7%(4/41);CS评分单孔组患者为(22.6±2.6)分,多孔组为(17.3±2.6)分;BIS评分单孔组患者为(5.7±1.2)分,多孔组为(6.2±1.2)分;4项观察指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单孔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是安全、可行的,虽较传统的多孔腹腔镜无减轻疼痛的优势但具有突出的切口美观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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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不同体外照射技术联合三维近距离放疗的剂量学研究及临床观察
目的 比较子宫颈癌患者调强放疗(IMRT)与三维适形放疗(3D-CRT)联合三维近距离放疗(3D-BT)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治疗中的剂量、疗效与急性不良反应.方法 收集2011年1月—2015年11月解放军总医院及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收治的行三维体外照射(包括IMRT或3D-CRT)联合3D-BT同步放化疗并有完整随访资料的中晚期(Ⅱb~Ⅲb期)子宫颈癌患者共89例,其中IMRT联合3D-BT者46例(IMRT组)、3D-CRT联合3D-BT者43例(3D-CRT组),两组患者的同步化疗方案均为顺铂周疗.通过形变配准剂量累计方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IMRT或3D-CRT体外照射和3D-BT腔内照射的剂量体积,分析并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急性不良反应和预后.结果(1)放疗剂量:IMRT组、3D-CRT组患者的计划靶区(PTV)覆盖率分别为(95.4±4.7)%和(95.1±5.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89,P=0.773).与3D-CRT组患者比较,IMRT组体外照射的直肠、结肠、膀胱、小肠的30%处方剂量包绕的体积百分比(V30)、V50以及骨髓的V20均明显减少(P<0.05).直肠、结肠、膀胱和小肠接受的大剂量(Dmax)和2 cm3体积接受的高剂量(D2CC),体外照射联合腔内照射的剂量IMRT组明显低于3D-CRT组(P<0.05).(2)近期疗效:IMRT组与3D-CRT组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93% (43/46)、91%(39/4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37,P=0.626).(3)急性不良反应:IMRT组与3D-CRT组比较,消化系统[分别为63%(29/46)、84%(36/43)]、泌尿系统[分别为17%(8/46)、37% (16/43)]、血液系统[分别为57%(26/46)、79%(34/43)]的1~2级急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均明显降低(P<0.05);而两组患者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系统的3级急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比较则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4级急性不良反应.(4)预后:IMRT组1、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5.6%、89.1%,3D-CRT组分别为93.1%、86.1%;IMRT组1、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1.1%、89.1%, 3D-CRT组分别为88.4%、86.1%.两组患者1、2年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中晚期子宫颈癌患者,通过形变配准剂量累计方法评价IMRT联合3D-BT,相比3D-CRT联合3D-BT更具有剂量学方面的优势.此外,IMRT可以保证临床疗效,并可有效降低急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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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李斯特菌病19例临床分析
目的 分析妊娠期李斯特菌病孕妇的临床特点和妊娠结局.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7月至2017年4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19例确诊为妊娠期李斯特菌病孕妇的一般情况、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胎盘病理检查结果及妊娠结局等,总结其临床特征及妊娠期李斯特菌病与妊娠结局的关系.结果19例妊娠期李斯特菌病孕妇的中位年龄为29.7岁(19.0~42.0岁);妊娠中期就诊7例,妊娠晚期就诊12例;确诊前中位病程天数为4.8 d(0.5~19.0 d);初诊时的临床表现为发热(17/19)、白细胞计数增高(18/19)、腹痛(12/19)等;检出李斯特菌的标本分别为孕妇血液(11例)、产道分泌物(15例)、胎盘(1例),新生儿全血(4例)、新生儿痰(5例)、新生儿耳道分泌物(1例).19例孕妇的胎盘病理检查均提示"炎症反应",1例诊断为Ⅰ级绒毛膜羊膜炎,4例为Ⅱ级绒毛膜羊膜炎,5例为Ⅲ级绒毛膜羊膜炎,9例为Ⅳ级绒毛膜羊膜炎.19例妊娠期李斯特菌病孕妇的21例胎儿中,3例流产,8例胎死宫内,2例新生儿娩出后即死亡,4例新生儿住院后家属放弃治疗死亡,4例新生儿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19例孕妇在终止妊娠后均康复出院.结论 妊娠期李斯特菌病起病急,患病孕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高,初始经验性治疗的有效率低,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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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X8、PAX2、p53和RAS蛋白在卵巢及输卵管组织中的表达对于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起源的意义
目的 探讨配对盒基因8抗体(PAX8)、配对盒基因2抗体(PAX2)、p53和ras癌基因(RAS)蛋白在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HGSC)患者的卵巢及输卵管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对于HGSC起源的意义.方法(1)组织标本:收集2015年1月—2016年1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34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组织标本,以同期因卵巢良性疾病等行手术治疗患者的卵巢和输卵管无病变区域的组织标本10份作为对照.其中,卵巢组织标本的取材按左、右侧区分,输卵管组织标本的取材按左、右侧区分并按伞部、壶腹部、峡部解剖分段取材.34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中,上皮性恶性肿瘤29例(包括浆液性癌27例、黏液性癌1例、子宫内膜样腺癌1例)、非上皮性恶性肿瘤5例(均为性索-间质肿瘤);27例卵巢浆液性癌患者中,HGSC 23例、低级别卵巢浆液性癌(LGSC)4例.(2)组织芯片:采用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制作并赠送的组织芯片,该芯片收集了2005—2013年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诊断明确为卵巢浆液性癌的组织标本153份.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上述组织标本和组织芯片中PAX8、PAX2、p53和RAS蛋白的表达,(1)分析HGSC患者和对照妇女的卵巢和输卵管组织中PAX8、PAX2、p53及RAS蛋白的定位表达差异;(2)比较不同病理类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卵巢和输卵管组织中PAX8、PAX2、p53及RAS蛋白表达水平的差异;(3)分析PAX8、PAX2、p53、RAS蛋白在HGSC患者输卵管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其对应卵巢组织中表达水平的相关性;(4)采用单因素生存分析法对组织芯片中卵巢浆液性癌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对照妇女的正常卵巢上皮细胞中PAX8、PAX2、p53、RAS蛋白均呈阴性表达,而正常输卵管上皮分泌型细胞中PAX8、PAX2、p53、RAS蛋白均呈棕褐色强阳性表达.HGSC患者的输卵管上皮分泌型细胞中及卵巢和输卵管的癌细胞中PAX8、PAX2、p53、RAS蛋白均呈棕褐色强阳性表达.(2)上皮性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的输卵管组织中p53、RAS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非上皮性卵巢恶性肿瘤患者(P<0.05);但两者的输卵管组织中PAX8、PAX2蛋白以及卵巢组织中PAX8、PAX2、p53、RAS蛋白的表达水平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HGSC患者的卵巢组织中PAX8、PAX2和p53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LGSC患者(P<0.05),RAS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LGSC患者(P<0.05);而两者的输卵管组织中PAX8、PAX2、p53、RAS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3)PAX8、PAX2蛋白在HGSC患者输卵管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其对应卵巢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均呈明显正相关(r=0.422,P=0.045;r=0.693,P=0.000);但p53和RAS蛋白在输卵管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其对应卵巢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均无相关性(r=0.058,P=0.793;r=-0.190,P=0.384).(4)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卵巢浆液性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与PAX8、PAX2、RAS蛋白表达均明显相关(P<0.05);而与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状态、术前化疗以及p53蛋白表达均无关(P>0.05).卵巢浆液性癌患者的总生存时间与PAX8蛋白表达有关,而与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状态、术前化疗以及PAX2、p53、RAS蛋白表达均无关(P>0.05).结论 PAX8、PAX2、p53、RAS蛋白对于研究HGSC的起源定位于输卵管上皮分泌型细胞有着重要的意义,HGSC可能来源于输卵管,但需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PAX8、PAX2、p53、RAS蛋白有望作为卵巢浆液性癌患者预后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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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发现胎儿肾脏异常的17q12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三例产前诊断分析
目的 通过分析17q12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胎儿的临床资料,探讨该综合征的产前临床表型及产前诊断方法.方法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行产前超声检查发现胎儿结构异常的孕妇7516例,其中超声发现胎儿单侧或双侧肾脏结构异常者655例(8.71%,655/7516).7516例孕妇中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技术产前诊断者共1370例,其中3例0.40%(3/7516)孕妇的胎儿诊断为17q12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3例孕妇及其胎儿均行产前诊断及核型分析,并通过亲代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或CMA进行亲代验证.结果3例孕妇的胎儿均于孕中期超声检查提示"双侧肾脏结构的异常",异常包括肾脏回声增强、多发囊肿及肾盂增宽,其中1例"双侧多发肾囊肿"、2例"双侧肾回声增强".3例胎儿的染色体核型分析均正常,CMA检测提示均存在17q12染色体区域1.4~1.6 Mb的缺失.亲代验证结果显示,3例发生17q12染色体微缺失的胎儿中,2例为新发突变,1例遗传于母亲.经遗传咨询,3例孕妇均选择终止妊娠.结论 根据产前胎儿肾脏超声检查的特异性表现,通过产前诊断、染色体核型分析及CMA检测,可在产前诊断超声发现胎儿肾脏异常的17q12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少部分17q12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患儿甚至遗传于表型正常的亲代,产前遗传咨询往往会相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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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手术终止早期Ⅱ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的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宫腔镜手术终止Ⅱ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SP)的疗效、安全性以及预防性子宫动脉栓塞术(UAE)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6年6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采用宫腔镜手术终止妊娠的早期Ⅱ型CSP患者104例,均由专人进行完成宫腔镜手术,分为联合UAE(UAE组,67例)和不联合UAE(非UAE组,37例),同步采用腹腔镜或腹部超声监护.比较两组的初始治愈率、宫腔填塞率、子宫穿孔率、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含量变化值、妊娠包块消退时间和血β-hCG水平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以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UAE组和非UAE组患者的中位孕周、中位妊娠包块直径、中位子宫瘢痕处子宫肌层厚度和中位术前血β-hCG水平分别为47和47 d、30和30 mm、2和2 mm、36524和32226 U/L,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104例患者中100例顺利完成宫腔镜手术,4例改为腹式手术.UAE组和非UAE组分别有94%(63/67)和92%(34/37)经初次宫腔镜手术治愈,宫腔镜手术的初始治愈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44).两组子宫穿孔率、宫腔填塞率、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含量变化值、血β-hCG恢复正常时间和妊娠包块消退时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住院时间中位数分别为5、7 d,住院费用中位数分别为9108、13654元,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两组分别有4例(6%,4/67)和2例(5%,2/37)发生严重并发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06).结论 对于宫腔镜手术经验丰富的术者,宫腔镜手术可安全有效终止妊娠包块直径≤30 mm、孕周<7周的Ⅱ型CSP;预防性UAE的作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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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424和miR-503介导的MAPK信号通路调节卵巢上皮性癌细胞增殖及迁移的作用及其机制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占卵巢恶性肿瘤之首.卵巢癌的转移是其生物学特性的重要部分,大多数卵巢癌相关死亡是源自肿瘤转移[1].微小RNA(miRNA)具有高度保守性和组织特异性,是转录后调节的重要因子[2].随着对miRNA研究的深入,关于miRNA簇的功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发现,进展期卵巢癌患者的血清和癌组织中miRNA-424(miR-424)、miRNA-503(miR-503)显著高表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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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憩室孕妇妊娠结局的分析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憩室(cesarean scar diverticulum, CSD),又称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cesarean scar defect),是子宫下段的继发性缺陷,是既往剖宫产术子宫切口处瘢痕愈合不良形成的局部肌层缺失状态,在原子宫切口位置形成空腔,与子宫腔相通[1].目前,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的风险已受到广泛关注,然而CSD孕妇再次妊娠时的围产结局却鲜有提及.本文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CSD孕妇的再次妊娠情况进行总结,以分析CSD对孕妇再次妊娠的影响,并探究此类孕妇妊娠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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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Dieker综合征新发染色体突变胎儿二例产前诊断
Miller-Dieker综合征(Miller-Dieker syndrome, MDS)是一种罕见的致畸、致死性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患儿大多在2岁前死亡,只有极少数的患儿可存活至成年,其临床特征包括无脑回和(或)巨脑回畸形,面部结构异常、生长发育迟缓、严重智力低下等[1].由于MDS患儿预后极差,因此其产前诊断非常重要;但胎儿大脑沟回形成的时间较晚,孕24周前不易诊断无脑回、巨脑回畸形[2].本文总结了中孕期确诊的2例MDS新发突变胎儿的临床资料,并总结文献报道的MDS胎儿无脑回和(或)巨脑回畸形及其他非特异性的超声检查表现,旨在为尽早筛查和确诊MDS胎儿提供临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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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complicating pregnancy,HDCP)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以妊娠20周后血压升高[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 1 mmHg=0.133 kPa]、蛋白尿和水肿为特征,并可伴有全身多器官损害,严重时可影响母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研究发现,HDCP与心血管疾病具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如慢性高血压、肥胖、脂肪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等[1].目前认为,高龄、孕前超重[体质指数(BMI)≥24 kg/m2]、糖代谢异常、慢性肾脏疾病的孕妇更容易发生HDCP[2].尽管HDCP一直是产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清楚,因而限制了对于HDCP疾病本质的认识及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3].2012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制定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4],提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可能引起的病变包括妊娠期高血压或子痫前期.同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学组制定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12版)》[5],又于2015年进行了修订[6],修订后的HDCP诊治指南包括疾病的分类、诊断、处理、预防、管理,然而,相关内容均未涉及OSA.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HDCP与OSA关系十分密切,本文就两者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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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成纤维细胞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纤维化形成中的作用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是子宫内膜异位至子宫腔以外的1种良性疾病.在内异症的发病过程中,异位内膜除了经历黏附、侵袭、血管生成等重要的病理过程,还能在激素作用下发生周期性剥脱及增生,存在与纤维化性疾病类似的损伤修复过程,而且通过对病理组织观察发现内异症有1个重要的组织学特点即异位病灶周围存在大量致密的纤维组织,这与纤维化性疾病具有相同的特征性表现.因此认为,内异症可能是1种纤维化性疾病,而纤维化形成也是内异症发病中重要的病理过程.肌成纤维细胞作为组织损伤修复中关键的细胞,能通过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激活纤维化信号通路等机制参与纤维化形成,目前在肝硬化、肾间质纤维化、心肌纤维化等病理过程中已经证实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内异症中肌成纤维细胞的来源及其在内异症纤维化形成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阐明内异症纤维化形成机制、寻找抗纤维化治疗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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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腹主动脉旁延伸野放疗的研究进展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而淋巴结转移是其主要的转移方式.尽管淋巴结转移不参与临床分期,但当患者伴有淋巴结转移时往往提示预后不良.放疗作为子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适用于所有期别,尤其是局部晚期患者.子宫颈癌延伸野放疗(extended-field radiation therapy,EFRT)又称扩大野放疗,是指照射野上界在腹主动脉分叉以上的放疗,主要用于腹主动脉旁淋巴结(para-aortic lymph node,PALN)或高位髂总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旨在控制或杀灭PALN引流区的转移病灶,减少区域复发及远处转移,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延长总生存时间.本文就EFRT在子宫颈癌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为临床工作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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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预防专家共识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围手术期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的首要因素.妇科手术后的VTE并不少见,但是在我国仍未引起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广泛关注,更未形成相应的预防指南.因此,根据我国现有的妇科手术后VTE的防治经验,并参考国内外的诊治指南,主要包括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第9版指南、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ACOG) 2007年指南,针对术前未罹患VTE的患者,经过国内专家讨论后制定了我国妇科手术后DVT及PE的预防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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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3D打印技术手术前诊断女性生殖道畸形附一例报告
手术前诊断女性生殖道畸形,尤其是复杂的生殖道畸形甚至是合并泌尿系统的多发畸形,通常比较困难.三维(three dimension,3D)打印技术是1种新兴的技术,有助于创建精确的解剖学模型.其基本原理是从CT或MRI创建数据集,CT或MRI扫描图像的数据以DICOM格式保存,并输入至图像处理软件;之后将这些软件处理后的图像数据,传输入3D打印系统,应用打印材料实现原始解剖的3D复制.在医疗保健领域,早在1997年,3D打印技术早被应用于整形外科口腔颌面部的手术.3D打印技术的使用目前已经扩展到血管外科、骨科、肿瘤学等专业,被用于术前病变的解剖学评估,以及个体化定制预制骨模型或创建患者专用的植入假体,妇科领域的应用尚较为有限.本研究尝试基于薄层MRI数据进行3D图像重建并完成3D打印模型,以协助术前诊断复杂生殖道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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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必须重视的手术并发症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其中PE是手术后患者猝死的重要原因.在无预防措施的内科和外科患者中,DVT的发生率高达10%~40%,而由DVT继发的PE导致了10%的住院患者死亡和40%的妇科手术后的死亡事件[1-2].人群中的研究显示,40.9%的PE患者在7 d内死亡, 45.4%的PE患者在30 d内死亡[3].在西方国家, VTE已得到高度重视,并形成了筛查与预防的相应指南.然而在我国,妇科手术后VTE的发病特点的"盖头"近10年才逐步揭开,《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及肺栓塞预防专家共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妇科手术后VTE的筛查与预防不再无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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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期数 |
2019 | 01 02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1999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
199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