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妇产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중화부과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 影响因子: 2.75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0529-567X
- 国内刊号: 11-2141/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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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时间-血糖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及体质指数与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围产结局的关系
目的:探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时间-血糖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围产结局的关系。方法收集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经过规范诊治的1796例GDM单胎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计算OGTT时间-血糖曲线对应的AUC,将1796例GDM孕妇按AUC不同分为<15.00 mmol·L-1· h-1(<15.00组)、15.00~16.79 mmol · L-1· h-1(15.00~16.79组)、16.80~17.99 mmol · L-1· h-1(16.80~17.99组)、≥18.00 mmol · L-1· h-1(≥18.00组)。另按孕前体质指数(BMI)不同分为过轻组(<18.5 kg/㎡)、正常组(18.5~24.9 kg/㎡)、超重组(25.0~27.9 kg/㎡)、肥胖组(≥28.0 kg/㎡)。对各组孕妇的围产结局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法对AUC与GDM孕妇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1)按AUC分组:随AUC的升高,<15.00组、15.00~16.79组、16.80~17.99组、≥18.00组孕妇的平均年龄呈增加趋势,孕期体质量增长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5.3±5.2)、(14.1±4.8)、(13.5±4.7)、(13.1±4.8)kg],但组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5.00组孕妇的巨大儿发生率与其他3组比较,显著下降(P=0.04);≥18.00组孕妇的巨大儿发生率与其他3组比较,显著增加(P=0.02)。<15.00组、15.00~16.79组、16.80~17.99组、≥18.00组孕妇的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8%、5.36%、7.71%、7.94%]及子痫前期发生率[分别为2.85%、4.69%、4.67%、5.08%]也呈增加趋势,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按孕前BMI分组:超重组孕妇的巨大儿发生率[12.76%(54/423)]及子痫前期发生率[5.91%(25/423)]显著高于正常组[分别为5.87%(65/1107)及3.34%(37/1107)],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孕妇子痫前期发生率[9.23%(12/130)]也显著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时间-血糖曲线的AUC与巨大儿发生的相关性:AUC与GDM孕妇的巨大儿发生有明显的关系(P<0.05,OR=1.113,95%CI为1.008~1.218);孕期体质量增长对巨大儿发生有明显的关系(P<0.01,OR=1.520,95%CI为1.279~1.806);孕前BMI对巨大儿(P<0.01,OR=1.183,95%CI为1.125~1.243)、早产(P<0.05,OR=1.059,95%CI为1.003~1.119)及子痫前期(P<0.01,OR=1.202,95%CI为1.123~1.286)的发生也均有明显的关系。结论 GDM孕妇的OGTT血糖水平及孕前BMI均对围产结局有一定影响,OGTT时间-血糖曲线的AUC作为评价血糖水平的1项指标,对GDM孕妇的巨大儿发生风险,与孕期体质量增长及孕前BMI一样有很好的临床实用价值,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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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器官脱垂患者治疗前预期目标及治疗后满意度的初步探讨
目的:探讨盆腔器官脱垂(POP)患者治疗前预期目标,分析治疗后预期目标达到程度、新发症状与治疗后满意度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症状、要求治疗的75例POP患者的临床资料。前瞻性调查患者的治疗前预期目标(即要求解决的困扰的症状);按治疗方式分为手术组和子宫托组,随访治疗后的满意度评分、新发症状,采用患者整体印象改善评分(PGI-I)评估预期目标达到程度,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PGI-I评分、满意度、新发症状的差异并分析PGI-I评分、新发症状与满意度的相关性。结果75例POP患者中,手术组47例,子宫托组28例。治疗前预期目标前3位分别为解决走路摩擦(25%,19/75)、排尿困难(23%,17/75)、阴道脱出物(19%,14/75)。随访率93%(70/75),随访时间(5±4)个月。手术组及子宫托组患者治疗后的满意度评分分别为(4.9±0.4)、(4.0±1.3)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手术组及子宫托组患者的PGI-I评分分别为(6.7±0.6)、(6.6±0.9)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86)。新发症状前3位分别为阴道分泌物增多、尿失禁、排尿困难。PGI-I评分与治疗后满意度有相关性(P=0.021),有无新发症状与治疗后满意度有相关性(P=0.001)。结论 POP患者中预期目标达到程度高及新发症状少者治疗后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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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上皮性癌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和clusterin蛋白的表达及其意义
目的:检测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clusterin蛋白的表达,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08年1月29日至2010年2月1日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200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137例卵巢癌(卵巢癌组)、12例卵巢交界性上皮性肿瘤(交界性肿瘤组)、10例卵巢良性上皮性肿瘤(良性肿瘤组)、41例盆腔良性病变(盆腔良性病变组),以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58例健康妇女作为对照组,采用双抗体夹心法ELISA和ELISA法分别检测各组患者血浆中septin-9、clusterin蛋白的表达;分析血浆中septin-9、clusterin蛋白表达的临床意义;并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血浆中septin-9、clusterin蛋白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效能。结果双抗体夹心法ELISA法检测显示,卵巢癌组和盆腔良性病变组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蛋白表达水平(A值分别为0.35±0.09、0.36±0.09)明显高于对照组(A值为0.31±0.12,P<0.01);而交界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A值分别为0.30±0.04、0.33±0.04)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蛋白表达水平与有无肿瘤家族史(A值分别为0.38±0.10、0.34±0.08)和远处转移(A值分别为0.37±0.10、0.34±0.08)有关(P<0.05),而与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分化程度以及有无吸烟史、治疗史(包括手术、放化疗)和淋巴结转移均无关(P>0.05)。ELISA法检测显示,卵巢癌组患者外周血中clusterin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09±52)、(103±18)pg/L,P=0.021];而交界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盆腔良性病变组[分别为(88±41)、(91±23)、(94±29)pg/L]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clusterin蛋白表达水平与上述临床病理指标均无关(P>0.05)。以血浆中septin-9蛋白表达水平区分卵巢癌患者和健康体检妇女时,其AUC为0.712,当ROC曲线的界值定为0.28时,septin-9蛋白表达水平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为82.5%,特异度为50.0%;以血浆中clusterin蛋白表达水平区分卵巢癌患者和健康体检妇女时,其AUC为0.636,当ROC曲线的界值定为87.96 pg/L时,clusterin蛋白表达水平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为71.5%,特异度为41.4%。结论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和clusterin蛋白高表达,且卵巢癌有远处转移患者外周血中septin-9蛋白表达更高;血浆中septin-9和clusterin蛋白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表明septin-9和clusterin蛋白可能是潜在的卵巢癌患者的血浆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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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早期合并亚甲减及其中TPOAb阳性孕妇治疗与否对围产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孕早期合并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甲减)及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阳性孕妇治疗与否对围产结局的影响。方法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孕妇15000例,其中孕早期合并亚甲减孕妇2042例,其诊断标准为促甲状腺素(TSH)水平5.22~10.00 mU/L、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12.91~22.35 pmol/L;TPOAb水平≥34 U/L为阳性。2042例亚甲减孕妇根据是否接受左旋甲状腺素片治疗分为亚甲减治疗组(1236例)和亚甲减未治疗组(806例);同时根据2042例亚甲减孕妇TPOAb检测结果是否阳性及是否接受左旋甲状腺素片治疗,分为TPOAb(+)治疗组(1021例)、TPOAb(+)未治疗组(201例),TPOAb(-)治疗组(215例)、TPOAb(-)未治疗组(605例)。选取同期甲状腺功能正常孕妇2000例作为对照组。对各组孕妇围产结局进行分析。结果(1)孕早期合并亚甲减的发生率为13.61%(2042/15000);治疗率为60.53%(1236/2042),未治疗率为39.47%(806/2042)。(2)亚甲减未治疗组孕妇流产(5.71%,46/806)、早产(6.20%,50/806)、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3.90%,112/806)、妊娠期糖尿病[GDM;6.58%(53/806)]、胎儿生长受限[FGR;12.28%(99/806)]及出生低体质量儿(10.17%,82/806)的发生率均高于亚甲减治疗组分别为3.96%(49/1236)、4.21%(52/1236)、10.76%(133/1236)、4.13%(51/1236)、8.90%(110/1236)、7.52%(93/1236)及对照组[分别为3.60%(72/2000)、4.00%(80/2000)、10.70%(214/2000)、3.80%(76/2000)、9.60%(192/2000)、7.50%(150/2000)],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胎盘早剥、孕妇贫血、胎儿窘迫的发生率在亚甲减治疗组、亚甲减未治疗组及对照组之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TPOAb(+)未治疗组孕妇流产(11.44%,23/201)、早产(12.44%,25/201)、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2.89%,46/201)、GDM(8.46%,17/201)、FGR(19.90%,40/201)及出生低体质量儿(16.42%,33/201)的发生率均高于TPOAb(+)治疗组[分别为4.02%(41/1021)、4.21%(43/1021)、10.77%(110/1021)、4.11%(42/1021)、8.72%(89/1021)、7.35%(75/1021)]和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POAb(+)治疗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虽高于对照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TPOAb(-)治疗组孕妇流产(3.72%,8/215)、早产(4.19%,9/215)、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0.70%,23/215)、GDM(4.19%,9/215)、FGR(9.77%,21/215)及出生低体质量儿(8.37%,18/215)的发生率分别与TPOAb(-)未治疗组[分别为3.80%(23/605)、4.13%(25/605)、10.91%(66/605)、5.95%(36/605)、9.75%(59/605)、8.10%(49/605)]及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孕早期合并亚甲减可增加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GDM、FGR及出生低体质量儿的发生率;(2)左旋甲状腺素片治疗可有效降低孕早期合并亚甲减孕妇及其中TPOAb(+)孕妇的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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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神经侵袭对早期子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嗜神经侵袭(PNI)在早期(Ⅰa2~Ⅱb期)子宫颈癌患者中的发生情况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选择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四川省肿瘤医院妇瘤科接受子宫广泛性切除+盆腔(或加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病理诊断为早期子宫颈癌的238例患者,镜下观察子宫颈及宫旁组织是否存在PNI现象,明确早期子宫颈癌患者不同临床病理指标与PNI发生的关系,并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238例早期子宫颈癌患者中,发生PNI 22例,发生率为9.2%(22/238)。其中,Ⅰa2~Ⅱa2期210例,发生PNI 18例,发生率为8.6%(18/210);Ⅱb期28例,发生PNI 4例,发生率为14.3%(4/28),两者PNI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1)。早期子宫颈癌患者PNI的发生与肿瘤直径、间质浸润深度、宫旁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P<0.05);而与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病理分级以及手术切缘是否阳性无关(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早期子宫颈癌患者的无瘤生存时间(DFS)与肿瘤直径、间质浸润深度、宫旁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淋巴结转移、手术切缘阳性、PNI明显相关(P<0.05),而其总生存时间(OS)与间质浸润深度、宫旁浸润、手术切缘阳性、PNI明显相关(P<0.05);在早期子宫颈癌患者中,PNI阳性患者的DFS和OS较PNI阴性患者均明显缩短,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2,P=0.008)。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宫旁浸润、间质浸润深度是影响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P<0.05),淋巴结转移仅是影响患者DFS的独立因素(P=0.024);而PNI不是影响患者DFS或OS的独立因素(P>0.05)。结论早期子宫颈癌存在PNI现象,PNI的发生与肿瘤直径、间质浸润深度、宫旁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是影响患者DFS和OS的不良因素,可作为早期子宫颈癌术后选择辅助性放化疗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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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RI对重度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宫骶韧带和主韧带形态学特征的研究
目的:通过MRI技术评估重度盆腔器官脱垂(POP)患者宫骶韧带和主韧带的形态结构,分析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选择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Ⅲ~Ⅳ度POP患者26例为POP组,选择同时期健康女性志愿者18例为对照组,对两组妇女行盆腔MRI检查,并建立MRI三维重建模型,细化描述并比较左、右侧宫骶韧带和主韧带在MRI上的形态学特征及其起止点附着部位。结果 POP组患者中,有25例左侧宫骶韧带起点位于骶棘韧带-尾骨肌复合体[58%(15/26)]或尾骨肌[38%(10/26)],止点位于子宫颈和阴道[58%(15/26)]或子宫颈[38%(10/26)];有24例右侧宫骶韧带起点位于骶棘韧带-尾骨肌复合体[31%(8/26)]或尾骨肌[62%(16/26)],26例右侧宫骶韧带止点均位于子宫颈和阴道[62%(16/26)]或子宫颈[38%(10/26)]。两组妇女左、右侧主韧带均起自同侧骨盆侧壁坐骨大孔顶端的骶髂关节处。POP组患者中左侧主韧带止点1例(4%,1/26)完全与膀胱相连,10例(38%,10/26)部分与膀胱相连;右侧主韧带止点14例(54%,14/26)部分与膀胱相连;余左、右侧主韧带止点均位于子宫颈和(或)阴道。18例对照组妇女中有17例左侧宫骶韧带起点位于骶棘韧带-尾骨肌复合体(10/18)或尾骨肌(7/18),止点均位于子宫颈和阴道(12/18)或子宫颈(6/18);右侧宫骶韧带起点均位于骶棘韧带-尾骨肌复合体(10/18)或尾骨肌(8/18),止点均位于子宫颈和阴道(13/18)或子宫颈(5/18);左侧主韧带有8例(8/18)部分与膀胱相连,右侧主韧带有15例(15/18)部分与膀胱相连,余左、右侧主韧带止点均位于子宫颈和(或)阴道。两组妇女宫骶韧带和主韧带左、右侧起止点分布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RI对POP患者在体宫骶韧带和主韧带起止点、走行方向的观察与临床解剖一致。左、右侧宫骶韧带起止点及左、右侧主韧带止点均非完全对称,变异程度很大,部分主韧带可完全或部分与膀胱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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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升麻提取物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GnRH-a治疗期间低雌激素症状及生命质量的影响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是生育年龄妇女的常见病,主要引起疼痛及不孕[1]。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作为主要药物广泛应用于内异症的治疗中[2-3],但其造成的低雌激素水平可以导致明显的围绝经期症状,如潮热、出汗、睡眠障碍、情绪改变等,长期应用还有骨密度降低的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依从性和生命质量。目前,对减少GnRH-a副作用的传统策略是反向添加治疗,即反加雌激素,但反加雌激素治疗也存在问题,如治疗期间需要监测雌激素,依从性不高,而且短期的激素反加治疗对骨密度的长期保护作用不明显[4]。因此,开发新的、能减少GnRH-a治疗期间副作用而本身副作用少的新药,是保证患者良好依从性的关键。黑升麻提取物(其他名称:莉芙敏片)为药用植物黑升麻中的标准提取物制成的制剂,可以有效缓解绝经综合征,特别是缓解潮热、出汗等症状,得到临床的认同[5-7]。目前,国内对莉芙敏片缓解GnRH-a治疗中的副作用研究较少,对于莉芙敏片缓解内异症患者药物治疗中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评价则无相关报道[8]。本研究通过采用内异症生命质量量表(endometriosis health profile-5,EHP-5)及围绝经期生命质量评分量表(menopause rating scale,MRS),比较内异症患者应用GnRH-a的同时或者1个月后加用莉芙敏片治疗,对生命质量以及对低雌激素症状的影响,探讨莉芙敏片在减少GnRH-a治疗副作用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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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诊治Robert子宫十例成功分娩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Robert子宫是较罕见的不对称阻塞型完全中隔子宫畸形,于1970年由Robert[1]首报,故以Robert子宫命名。在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和欧洲妇科内镜学会(ESGE)联合制定的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的分类方法中为完全中隔子宫的亚型(U2b亚型)[2]。Robert子宫的宫腔内的隔板偏于宫腔一侧,将该侧宫腔完全封闭,使之成为与阴道或对侧宫腔不相通的盲腔;封闭的宫腔可积存分泌物或血液,有不同程度的原发性痛经,青春期痛经严重,成年后影响生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与附属安贞医院、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于2005年2月至2014年5月共诊治Robert子宫10例(分别为6、3、1例),其中1例成功分娩,现报道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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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大鼠输卵管中特络细胞超微结构损伤的研究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是1种引起育龄期妇女不孕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其引起不孕的机制复杂,涉及盆腔微环境改变、免疫功能异常及盆腔粘连等因素。近发现,内异症中可出现输卵管蠕动功能异常[1],慢性输卵管炎、积水等病理改变[2-3],均提示输卵管因素是内异症性不孕的重要病因之一。近年,特络细胞(telocyte,TC)作为1种新型的间质细胞被发现,其在正常人体的心、肺、肾、子宫及输卵管中广泛存在[4-8],特征是极其细长的细胞突起,称为端支或远足(telopode)[9]。目前认为,TC参与信号传导、免疫调节、干细胞介导的组织修复、机械支持、内环境稳定、神经传递等功能,但在疾病中的改变以及作用仍未知。因此,本研究通过建立SD大鼠输卵管内异症模型,采用透射电镜观察输卵管内TC的超微结构改变,并采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定量检测炎症因子--环氧合酶2(COX-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表达,旨在探讨TC损伤对输卵管结构及生殖功能的影响,以及其在输卵管性不孕症中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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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水解酶22对子宫颈癌CaSki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子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目前尚缺乏对其确切有效的基因治疗手段[1]。泛素水解酶22(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22, USP22)是去泛素化酶的1种,广泛存在于肌肉、肝脏、肺等组织中。近年的研究表明,USP22基因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异常高表达,沉默USP22基因表达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效果[2]。但目前尚缺乏USP22基因与子宫颈癌发生、发展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采用具有沉默USP22基因表达功能的小分子干扰RNA(siRNA),对子宫颈癌CaSki细胞进行基因治疗,观察USP22-siRNA对CaSki细胞中USP22基因表达的影响,以及对CaSki细胞增殖和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并探讨USP22-siRNA作用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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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腺肌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AM)是指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侵入子宫肌层,可在子宫肌层内弥漫性生长,也可呈局限性增生;是常见的妇科良性疾病,发病率为8%~62%[1],主要表现为痛经、月经过多和不孕,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AM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近年来AM发病机制及相关因素的研究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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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治疗的研究进展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 GTD)是一组源于胎盘滋养细胞异常增殖的疾病,包括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良性病变即葡萄胎,包括完全性葡萄胎和部分性葡萄胎;而恶性病变又称为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m,GTN),包括侵蚀性葡萄胎、绒毛膜癌(绒癌)、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placental site trophoblastic tumor,PSTT)和上皮样滋养细胞肿瘤(epithelial trophoblastic tumor,ETT)[1]。GTN发生于育龄期妇女,因其对化疗高度敏感,而且可以通过检测血清hCG水平来监测疾病的进展以及对治疗的反应,迄今几乎100%的低危型患者和80%~90%的高危型患者通过化疗达到治愈[2],但是仍有一部分患者对一线化疗耐药或者病情缓解后复发。研究表明,无转移低危型、有转移低危型以及高危型GTN患者,对一线化疗耐药的发生率分别为10%~20%、30%~50%和20%~30%,从而需要接受补救性化疗[3]。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报道了多种补救性化疗方案,但是各种化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副反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就耐药性GTN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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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遗传学机制的研究进展
先天性心脏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是胎儿期心血管发育异常、发育障碍或出生后应该退化的组织未能退化所造成的心血管畸形,是控制心脏发育的基因产生突变以及这些基因在时间(发育阶段)和空间(组织特异性)调控表达异常引起的。CHD是人类常见的出生缺陷疾病,是婴幼儿非感染性疾病中主要的死亡原因[1]。据国外文献报道的数据显示,CHD的发病率为(5.4~16.1)/1000[2],而国内文献报道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中,CHD的发病率为25.1/10000[3]。CHD可因心脏结构和血流动力学异常而导致身体运动耐力下降、脑发育延迟、肺动脉高压、心脏扩大、心功能衰竭、艾森曼格综合征、血栓栓塞、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心律失常以及死亡[4-6]。近年来,随着对心脏发育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发现了一系列参与心脏发育转录调节、信号传导和形态发生的关键基因,随后遗传学分析证实多个基因参与了CHD的发病[7]。随着对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的成功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遗传因素在CHD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识别遗传缺陷对CHD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从近年来的CHD分子遗传学机制方面,对染色体异常、单基因突变、基因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CNV)以及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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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早期子宫内膜样癌药物治疗的进展及前景
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明显上升,且趋于年轻化,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子宫内膜癌分为Ⅰ型及Ⅱ型。Ⅰ型子宫内膜癌为雌激素依赖型,占子宫内膜癌的75%~85%,常发生于长期无排卵的患者[1],其病理类型为子宫内膜样癌,ER、PR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对孕激素治疗有反应,年轻子宫内膜腺癌患者绝大部分属于此型,由于病变多局限于子宫内膜,患者的预后好[2]。一直以来,早期子宫内膜样癌(early endometriod adenoncarcinoma,EEC)的标准手术治疗方案为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或加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术,尽管此种手术治疗方案对EEC的治愈率高,却使年轻未育的患者丧失了生育功能。2014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首次增加了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子宫内膜样癌患者”的治疗建议,该建议指出:对于经过严格筛选的希望保留生育功能的EEC(Ⅰa期)患者(高度选择性),可考虑选用持续孕激素疗法,此方法也适用于经过严格筛选的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endometrial atypical hyperplasia,EAH)患者。本文主要是对雌激素依赖型的EEC及其癌前病变(即EAH)采用药物治疗的现状、进展及前景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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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对不同分化程度的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对不同分化程度的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方法选取高分化子宫内膜癌细胞系Ishikawa和低分化子宫内膜癌细胞系AN3CA细胞。(1)活细胞计数(CCK-8)法检测二甲双胍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通路抑制剂——AG1478作用后Ishikawa和AN3CA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实验分为3组,二甲双胍组:加入不同浓度(分别为0.01、0.1、1、5、10 mmol/L,为终浓度,下同)的二甲双胍100μl;AG1478组:加入不同浓度(分别为1、5、10、15μmol/L)的AG1478100μl;二甲双胍+AG1478组:加入不同浓度(分别为0.1、1、5 mmol/L)的二甲双胍和不同浓度(分别为1、5、10μmol/L)的AG1478100μl。各组细胞继续培养24、48、72 h后检测其增殖能力的变化。(2)逆转录(RT)-PCR技术检测不同浓度(分别为0.01、0.1、1、5、10 mmol/L)二甲双胍作用24 h后Ishikawa和AN3CA细胞中EGFR mRNA表达水平的变化。(3)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二甲双胍(1 mmol/L)作用不同时间(分别为2、4、6、8 h)后Ishikawa和AN3CA细胞中总EGFR、磷酸化EGFR(p-EGFR)和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ERK1/2)、磷酸化ERK1/2(p-ERK1/2)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结果(1)CCK-8法检测显示,不同浓度的药物作用不同时间后,二甲双胍组、AG1478组、二甲双胍+AG1478组对Ishikawa和AN3CA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均呈明显的时间-剂量依赖性(P<0.05);但二甲双胍对Ishikawa细胞增殖的抑制率明显低于AN3CA细胞(P<0.05),而AG1478、二甲双胍+AG1478对Ishikawa细胞增殖的抑制率明显高于AN3CA细胞(P<0.05),且二甲双胍与AG1478联合应用的抑制率明显高于单一药物(P<0.05)。(2)RT-PCR技术检测显示,不同浓度(分别为0.01、0.1、1、5、10 mmol/L)的二甲双胍作用24 h后,Ishikawa细胞中EGFR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74±0.03、0.61±0.04、0.46±0.03、0.31±0.03、0.23±0.03,AN3CA细胞中EGFR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79±0.20、0.61±0.03、0.50±0.05、0.32±0.03、0.26±0.04,其抑制作用均呈明显的浓度依赖性(P<0.01)。(3)western blot法检测显示,与未经二甲双胍作用的细胞比较,二甲双胍分别作用2、4、6、8 h后,Ishikawa及AN3CA细胞中总EGFR和总ERK1/2蛋白的表达水平变化不明显,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p-EGFR及p-ERK1/2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呈明显的时间依赖性(P<0.01)。结论二甲双胍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其抑制作用与癌细胞的分化程度相关;二甲双胍增强AG1478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可能通过抑制p-EGFR蛋白从而抑制p-ERK1/2蛋白的表达,进而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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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及再次妊娠的风险评估
剖宫产是常见的终止妊娠的手术方式,我国的剖宫产率更是达54%[1]。剖宫产术后的子宫瘢痕可造成一些远期并发症,包括再次妊娠时的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SP)、胎盘植入、子宫破裂,此外,还可能导致阴道不规则流血、慢性腹痛、不孕症等。随着剖宫产次数的增加(第2、3、4、5、6次及以上)择期剖宫产的并发症明显增加,再次妊娠时胎盘植入的发生率分别增加0.3%、0.6%、2.1%、2.3%、6.7%,需行子宫切除以止血的比例分别是0.4%、0.9%、2.4%、3.5%、9.0%,前置胎盘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2]。而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开放,更多的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面临着再次妊娠的问题,所以,剖宫产术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风险评估是我国乃至全球临床面临的重要问题,再次妊娠中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子宫瘢痕能否耐受妊娠、有无子宫破裂的风险,而目前的研究发现,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cesarean scar defect, CSD)是导致子宫破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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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生殖妇产医院引进妇产科和生殖研究方向骨干启事
河北生殖妇产医院是经河北省卫生计生委批准设置的河北省规模大、设施先进,集临床、教学、科研、健康教育于一体的大型生殖妇产专科医院。由乐仁堂集团投资6.5亿元与河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生殖医学中心)、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合作共建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编制床位500张。医院预计于2015年6月完工,7月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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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科内镜培训班招生通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三级甲等教学医院,在积累了近30年妇科内镜手术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妇科内镜事业的发展、规范内镜手术操作、扩大内外交流,于2006年成立妇科内镜培训中心,并被卫生部认证为四级妇科内镜手术培训基地。中心聘请教授、副教授16名担任指导教师,负责人体手术演示、模拟训练、动物手术指导、课程讲授与结业考核等。指导教师中8位教师从事内镜工作10年以上,累计完成内镜操作数百例,妇科内镜专业技术水平较高;授课教师的课件均为多媒体,结合影像教学,图文并茂,易于接受和掌握。为保证培训质量,确保每位学员有充分的实践机会,本培训班实行限额招生,每年6~8期,每期4~6周,每期拟招收学员8~12名,现已毕业学员近700余名。学员考试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并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项目编号:2015-05-03-002(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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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统一命名和定义的中国专家共识
女性生殖器官畸形较为复杂,分类尚不完善。目前,部分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的命名并不统一,存在着一病多名的现象。命名不够准确、一名多义,会造成错用和混淆,引用中会产生歧义。因此,统一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的命名十分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通过回顾性分析近10年的相关中文文献,对一些重要的、容易产生歧义的命名提出了统一的意见,并给出了必要的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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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妊娠临床处理指南(第二部分)双胎妊娠并发症的诊治
“双胎妊娠临床处理指南(第二部分)”主要针对双胎妊娠并发症的诊断和处理,包括双绒毛膜性双胎并发症,如双胎生长不一致、一胎结构异常、一胎胎死宫内;单绒毛膜性双胎特殊并发症,如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 TTTS)、选择性胎儿宫内生长受限(selective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sIUGR)、双胎反向动脉灌注序列(twin reversed arterial perfusion sequence,TRAPS)、双胎贫血-多血序列征(twin anemia polycythemia sequence,TAPS)等。由于双胎妊娠并发症,尤其是单绒毛膜性双胎并发症整体发病率较低,缺少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很多相关的临床研究结论来自于专家共识及经验性结论,对某些并发症的处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指南所推荐内容来自于迄今为止所发表的高级别的文献证据,需要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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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妇产科杂志》专业领域内公知公认的缩略语直接使用的说明
为了更方便、简洁地使用本专业领域内的名词术语及其缩略语,本刊特公布公知公认的部分缩略语,作者在撰写文章时可以直接使用以下缩略语,而不必再注明其全称。未公布的名词术语,请按照如下规则进行缩写:原词过长(一般为超过4个汉字)且在文中多次出现者,若为中文缩略语可于第1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在括号内写出缩略语,如: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若为外文缩略语可于第1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如: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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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