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중국심리위생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 影响因子： 2.08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000-6729
- 国内刊号： 11-1873/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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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与社会适应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方法:选取289名大学生,采用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AEICS)测量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IDS)、Beck抑郁问卷(BDI)、焦虑自评量表(SAS)、国际大学生调查问卷(ICS)中的主观幸福感分量表、自尊量表(SES)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测量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其中IRIDS测量人际适应,BDI、SAS、ICS测量情绪适应,SES和GSES测量自我适应).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关系.结果:大学生的AEICS得分与人际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得分均呈负相关(r=-0.19 ～-0.62,均P＜0.01).自我适应在自我同一性与人际适应、自我同一性与情绪适应之间均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53和0.58).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可以预测其社会适应,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直接预测其自我适应,并通过自我适应间接影响其人际适应和情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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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民族认同、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目的:考查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民族认同、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高校开展少数民族预科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某民族预科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生430名,使用少数民族认同问卷中的本民族认同分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ASLSS)进行施测.结果:ASLSS得分与本民族认同分问卷得分、SSRS得分均呈正相关(r=0.47、0.48,P＜0.01).以民族认同得分作为自变量,社会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民族认同感分别能够解释社会支持14％和生活满意度22％的变异量;以社会支持得分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社会支持能解释生活满意度23％的变异量.社会支持得分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支持得分在民族认同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8.12％.结论:民族认同和社会支持与少数民族预科生生活满意度存在相关,增强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民族认同和社会支持感可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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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评价方法(综述)
服药依从性是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资料进行检索复习,总结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主要评价方法,可分为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评价方法两大类.主观评价方法从态度(药物态度量表、服药影响因素评定量表、药物依从性评定量表)和行为(Morisky量表、日常服药量表、简明依从性评定量表)两方面进行评价,客观评价方法包括服药记录、药片计数、处方药记录、电子监测、生物检测等,尽管对服药依从性实质是“患者的服药行为与医嘱的一致性”已有广泛认同,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法也不断发展,但这些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根据实际情况同时采用主观与客观评价方法进行调查可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发展效度、信度令人满意而又简单易操作的评价方法作为“金标准”是今后方法学发展上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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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的编制
目的:编制一套适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管理量表,并对其进行条目筛选.方法:基于前期定性研究中有关患者自我管理的经历以及文献中自我管理量表中的条目,形成了75个条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Schizophrenia Self-Management Instrument Scale,SSMIS)草本.经专家及患者审核,保留48个条目,形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初稿.选取在北京市海淀区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随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00名,采用离散程度法、t检验法、相关系数法及因子分析法进行条目筛选.结果:经4种客观条目分析方法以及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并结合专业意义进行综合分析,终共删除15个条目,保留33个条目.将保留的33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分为6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70％.将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服药依从、药物的管理、精神症状的管理、维持日常生活及社会功能、利用资源及支持以及自我效能.将6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较好(x2/df=4.35,GFI =0.81,RMSEA=0.10).结论:经过严格的条目筛选后,保留的条目符合代表性好、独立性强、敏感性高、区分性好的原则,达到了编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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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工作记忆特点
目的:探讨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的工作记忆特点.方法:选取49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诊断标准的ADHD成人,以及44名性别、年龄、总智商相匹配的正常对照,进行不同任务负荷n-back任务,比较两组人群反应时(RT)、正确率和个体内反应时标准差(ISD).结果:成人ADHD患者及正常对照被试在完成3种n-back任务时,其反应时和个体内反应时标准差均随工作记忆负荷增加而增大(P＜0.01),而正确率随工作记忆负荷增加而减小,呈现等级变化规律;两组比较,在完成中等工作记忆负荷的l-back任务时,ADHD成人患者的反应时明显长于正常成人[(501.5±97.1)ms vs.(461.7±74.7)ms,P＜0.05],且其变异性也大于对照组[(164.5 ±43.9)msvs.(145.4±45.2) ms,P＜0,05].但两组在完成3个任务的正确率上未见统计学差异.结论:ADHD成人患者可能存在语言工作记忆能力损害,在中等记忆负荷任务上受损严重,反应慢且其注意力波动大,这可能与其工作记忆容量下降整体输出不足及注意力维持能力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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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家庭治疗干预青少年家庭内暴力行为的开放试验
目的:初步检验系统家庭治疗对青少年家庭内暴力行为的疗效及对其家庭环境的影响.方法: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选取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以家庭内暴力行为为主要问题的青少年79例,其中男41例,女38例;年龄10～18岁,平均(16±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2.7)年,平均家庭年收入为(2.5±1.3)万元.采用系统家庭治疗5次,每两周1次,每次1.5h.在治疗前后施测外显攻击量表(MOAS)、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和家庭环境量表(FES),分析系统家庭治疗的MOAS减分率及和家庭功能、婚姻质量、家庭环境的关系.结果:治疗后,青少年的MOAS总分及体力攻击、财产攻击、言语攻击因子分均低于治疗前[如,MOAS总分(5.7±1.4)vs.(8.9±1.5),均P＜0.05];青少年的FAD总分及情感介入、角色、问题解决因子分均低于治疗前[如,FAD总分(1.8±0.4)vs.(2.7±0.5)],而ENRICH总分及婚姻满意度、解决冲突方式、角色平等性与亲友的关系因子分均高于治疗前[如,ENRICH总分(387.5±35.4) vs.(331.3±33.5),均P＜0.05];青少年的FES矛盾性分量表分低于治疗前[(2.2±0.8)vs.(6.5±2.2)],而情感表达分量表分高于治疗前[(6.5±2.3)vs.(3.6±1.2),均P＜0.05].结论:系统家庭治疗对改善青少年家庭环境、减少青少年家庭内的暴力行为有协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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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突破保密的态度和决策
目的:了解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对突破保密的伦理原则的态度以及咨询师在不同情境下保密突破的决策.方法:对100名心理咨询师,采用自编“心理咨询师突破保密的态度和决策问卷”,考察可能影响心理咨询师对待保密原则的态度和决策的因素.结果:“来访者有高伤害他人风险”、“来访者有高受伤害风险”时,从业时间短的咨询师(5年以下)突破保密态度得分高于从业时间长的咨询师(5年以上)[(1.2±0.8)vs.(1.1±0.3),(1.4±1.0) vs.(1.2±0.5);均P＜0.05];“来访者有高受伤害风险”时,接受督导的咨询师突破保密态度得分低于未接受督导的咨询师[(1.2±0.6)vs.(2.0±1.7);P＜0.01],而“未成年来访者家长要求了解咨询细节”时,接受督导咨询师突破保密态度得分高于未接受督导咨询师[(5.3±1.8)vs.(4.2±2.1),P =0.052];咨询师在来访者主动计划犯罪时突破保密的决策得分低于来访者知道犯罪计划时的得分[(1.7±1.2)vs.(2.8±2.0),P＜0.01];当法庭要求报告相关情况时,咨询师在来访者因家暴犯罪接受调查时突破保密的决策得分低于来访者因无关犯罪接受调查时的得分[(2.0±1.6)vs.(3.5±2.2),P＜0.01].结论:咨询师的保密态度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从业时间、是否接受督导及来访者具体情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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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分析
目的:分析认知融合问卷(CFQ)中文版在一般人群中施测的信效度,为研究认知融合提供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方法:将CFQ译为中文版,包含13个条目.选取两个样本共1022位受试进行施测,样本l(n1=789)用于条目-总分相关系数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2(n2 =233)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效度和信度检验.用自评抑郁量表(SDS)、自评焦虑量表(SAS)来检验效标效度.间隔2周后,从样本2中随机选取82人进行重测.结果:条目-总分相关系数显示认知解离分问卷(CFQ-D)的4条目均＜0.3,予以删除,仅保留认知融合分问卷(CFQ-F)的9条目.修订后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1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60.3％.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单因素模型拟合良好(x2/df=2.01,NFI =0.97,IFI=0.99,CFI =0.99,RMSEA =0.06).效标效度检验显示,CFQ-F与SDS和SAS得分均呈正相关(r=0.50、0.55,均P＜0.01).CFQ-F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重测信度0.67.结论:认知融合问卷(CFQ)应只保留认知融合分问卷(CFQ-F).CFQ-F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在我国用于认知融合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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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家庭治疗师对系统家庭治疗应用的评价
目的:比较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德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应用的特点和屏障,为系统家庭治疗在国内的推广和本土化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选取82名中国和76名德国系统家庭治疗师,使用自编系统家庭治疗临床应用情况调查表来调查专业和工作背景、临床工作情况、心理治疗培训情况、系统家庭治疗推广情况及应用系统家庭治疗的体会和评价,以频数统计、内容编码等方式分析数据并作比较.结果:中国治疗师中具有医学背景者占77％,而德国治疗师具有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工作背景者占76％.德国治疗师接受督导者多于中国治疗师(76％ vs.38％,P＜0.01).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家庭治疗在工作中的推广程度(中位数=4.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3.0,P＜0.05);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思维对其日常“工作的帮助(中位数=6.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5.0,P＜0.01).中德治疗师常见的培训动机是工作需要”(n =41、61);中德治疗师共同评价临床应用突出难点是治疗技术和方法本身的复杂性(n=67、65)、而中国治疗师提到的另一常见难点是咨客不合作(n=50);系统家庭治疗对两国治疗师个人生活的影响归为8个主类别,中德治疗师常见的影响是“对问题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n =28、25),中国治疗师另一个突出影响是“接纳多样性”(n=25),而德国治疗师是“以资源取向和欣赏的态度看待人和事”(n=22).结论:两国治疗师的临床应用体会体现出了文化差异,在治疗中应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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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进食障碍开放式团体心理治疗疗效的定性研究
目的:探讨住院进食障碍开放式团体治疗的疗效和起效因素.方法:本研究使用访谈式定性研究方法.采用半定式问卷对10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手册第4版(DSM-Ⅳ)进食障碍诊断的住院患者进行访谈,使用主体框架法并借助定性分析的MAXQDA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住院进食障碍患者开放式团体治疗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核心症状及伴随症状,还能促进患者家庭及社会功能的改善.这种疗效,主要是通过给患者提供知识支持、情感支持、降低阻抗激发治疗动机来实现的.这种团体治疗的独特性(患者组长,开放式,住院期间进行)对于治疗效果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住院进食障碍患者开放式团体治疗是进食障碍患者住院综合治疗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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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科床位资源的理论配置
目的:在考虑精神障碍住院治疗“急慢分治”需求的前提下,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科床位配置方案,为制定全国性精神卫生服务资源配置规划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文献复习、专家咨询,获得目前使用住院服务的主要精神障碍(精神病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重性抑郁障碍和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和急慢性住院治疗的比例、平均住院日的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精神科床位配置计算公式,计算精神科床位配置方案.结果:全国精神科床位的低配置(满足可能有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性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急、慢性住院治疗需要)为262562张(床位密度1.97张/万人口),其中急性床位1 12206张,慢性床位150356张;中等配置(在低配置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有严重自杀倾向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有明显精神行为症状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急性住院治疗需要)需618461张(4.64张/万人),其中急性468105张,慢性150356张;较高配置(在中等配置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可能致残的精神病性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急、慢性住院治疗需要)需1141340张(8.56张/万人),其中急性692517张,慢性448823张.结论:精神科床位资源配置应分阶段进行,首先满足低配置,逐步加强床位建设.在各档配置中首先应满足急性住院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慢性治疗床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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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精神卫生监测的发展概况(综述)
公共卫生监测(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是指“连续、系统地收集有关卫生问题的资料,经过分析、解释后及时反馈和利用信息的过程”[1].早期的监测主要关注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死亡,故称为疾病监测(surveillance of disease).随着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监测的范围逐渐向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由疾病本身扩大到与健康相关的各种要素和事件(如行为、卫生服务),从而形成了现在的不断发展中的公共卫生监测[1-2].本文从内容、组织和监测资料的利用3个方面介绍国际精神卫生监测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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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歧视感知量表中文版测评社区人群病耻感的信效度
目的:考察贬低-歧视感知量表(PDD)测评社区入群病耻感的信效度.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于2011年7月-12月对抽取的天津市1621位18岁及以上社区居民进行贬低-歧视感知量表及心理健康知识问卷调查,按照40％的比例随机抽取被试完成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轴Ⅰ诊断临床定式检查患者版(SCID-I/p)的定式访谈,共有668人完成精神科诊断访谈,401人不存在任何精神障碍诊断,267人有精神障碍诊断.使用Cronbach α系数及条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量表的内部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PDD量表的因子结构;在无任何DSM-Ⅳ轴Ⅰ障碍诊断的人群中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DD总分的相关因素.结果:PDD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0.各条目与总分呈相关系数在0.31～0.56之间.设定2个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两因子分别为肯定语句条目与否定语句条目.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在5个模型中,用潜在方法因子调整肯定与否定语句带来的方法效应时,单一因子(感知的贬低-歧视)模型4与2个独立的因子(感知的贬低,感知的歧视)模型5拟合程度好(GFI =0.96,TLI =0.83,CFI=0.88,RMSEA=0.06; GFI=0.97,TLI=0.84,CFI=0.89,RMSEA=0.06).在无任何DSM-Ⅳ诊断人群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PDD量表总分与城乡、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年龄、平均收入及教育程度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仅有心理健康知识问卷得分进入回归方程(β=-0.40,R2=0.02).结论:贬低-歧视感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回归分析结果符合构建此量表的“修正标签”理论,可用于国内社区人群精神疾病病耻感研究.
| 年 | 期数 |
| 2019 | 01 |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z1 z2 |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z1 |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z1 |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01 | 01 02 03 04 05 06 |
| 2000 | 01 02 03 04 05 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