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术式在治疗CEAP C3～C5级下肢静脉曲张的应用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应用三种术式在 CEAP C3～C5级下肢静脉曲张治疗中的临床疗效。方法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本院收治150例（共164条肢体）CEAP C3～C5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经患者知情同意采用三种治疗方法：微波（主干）＋泡沫硬化剂（属支）治疗（A 组，56条肢体）；微波（主干＋属支）治疗（B 组，55条肢体）；泡沫硬化剂（主干＋属支）治疗（C 组，53条肢体）。比较三组患者手术结果、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并对术前、术后1年CEAP分级、静脉严重程度评分（VCSS）等指标进行评分。结果三组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下床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年，B组肢体麻木、皮肤灼伤、皮下瘀血发生率较A、C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在大隐静脉主干再通发生率较A、B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的CEAP分级及VCSS评分较术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微波处理主干联合泡沫硬化剂处理属支治疗CEAP C3～C5级下肢静脉曲张，能够提高患者的近中期疗效，减少术后复发率、肢体麻木、皮肤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整体满意程度。

高压球囊对比普通球囊治疗自体动静脉内瘘狭窄疗效的前瞻性分析

目的：比较高压球囊与普通球囊临床应用于自体动静脉内瘘（AVF）狭窄的手术成功率及疗效。方法对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本院收治的40例AVF狭窄或闭塞患者进行介入治疗，随机分为高压球囊组（RBP 24 atm）和普通球囊组（RBP 14 atm），每组各20例，比较两组血管形成术后手术成功率，扩张压力、通畅率。结果高压球囊组与普通球囊手术成功率分别为100％和80％（P＝0．035）；高压球囊组扩张压力较普通球囊组高，扩张次数较少。高压球囊组与普通球囊组的平均扩张压力分别为（15．40±0．844）atm 和（13．20±0．601）atm（P＝0．040），平均扩张次数分别为（1．25±0．099）次和（2．05±0．15）次（P＜0．001），其中18例患者需要使用﹥15 atm的球囊扩张压力，无出血等并发症。随访6个月无死亡病例，术后6个月高压球囊组和普通球囊组开放率分别为80％和50％（P＝0．047）。结论高压球囊在手术成功率、6个月开放率均优于普通球囊，45％的自体动静脉内瘘病变需要﹥15atm的扩张压力。

70岁以上患者Cockett综合征合并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腔内治疗

目的：探讨导管接触性溶栓（CDT）及球囊扩张或联合支架植入治疗70岁以上患者Cockett 综合征（CS）合并急性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09年1月至2013年6月无溶栓禁忌的84例70岁以上CS合并急性期下肢DVT患者，经CDT及球囊扩张或联合支架植入（髂静脉狭窄＞50％时）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治疗1周，84例患者临床症状均明显改善，无症状性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5例溶栓时出现轻度出血调整用药后消失；平均通畅率为（78．4±28．5）％；37例行支架植入治疗。81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30．3±11．2）个月，6例深静脉血栓复发，其中支架内血栓形成2例。治疗后6个月、1年和2年深静脉通畅率分别为（76．1±13．9）％、（74．7±12．5）％和（70．3±14．3）％；随访2年 Villalta 评分为（5．7±2．6）分，无≥15分或出现静脉性溃疡。结论CDT联合球囊扩张或支架植入治疗70岁以上的CS合并急性期下肢DVT 患者，微创、安全性高，个体化治疗可能更满意。

双腔导管取栓治疗慢性下肢动脉栓塞疗效分析

目的：总结利用双腔Fogarty导管取栓治疗慢性下肢动脉栓塞的经验。方法收集本院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利用双腔球囊导管取栓结合其他腔内技术治疗的慢性下肢动脉栓塞患者资料，回顾性分析其发病特点、影像学表现、治疗方法选择以及治疗效果。结果共治疗慢性下肢动脉栓塞31例，均以患肢静息痛或间歇性跛行就诊，平均病程25．2（7～64）天。患者均接受双腔Fogarty导管取栓及术中溶栓，同时施行置管溶栓4例，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6例，植入支架3例。取栓成功93．5％，膝下两条以上通畅流出道比率87．1％。术后患肢平均踝肱指数（ABI）水平明显提高（0．81±0．031 vs 0．33±0．030，P＜0．001），90．3％患者术后Rutherford分级提高2级以上，截肢率3．2％。平均随访23．6个月，栓塞动脉通畅率96．6％。1例（3．4％）复发而再次切开取栓获得成功。无围手术期死亡、大出血、骨筋膜室综合征及永久性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结论双腔Fogarty导管取栓是慢性下肢动脉栓塞快速、有效的治疗手段。

慢病毒介导的miPSC－EC YAP基因过表达及稳定感染细胞系的建立

目的：建立稳定过表达Yes 相关蛋白（YAP）的小鼠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源的内皮细胞（miPSC－EC）系，为 miPSC－EC 过表达 YAP 基因的体内外实验研究奠定基础。方法将模板质粒（pCMV－Flag－YAP2－5SA）改建成慢病毒表达质粒（pPGK－2Flag－YAP2－Puro）；将慢病毒表达质粒与包装质粒组成共包装系统转染293FT细胞；包装慢病毒，收集病毒原液，超滤浓缩，测定滴度。诱导miPSC分化为EC，观察其形态特征，并行组织化学鉴定。包装好的慢病毒感染miPSC－EC，嘌呤霉素筛选稳定感染的细胞系 miPSC－EC／YAP，并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验证。结果慢病毒表达质粒（pPGK－2Flag－YAP2－Puro）构建成功，并成功包装 YAP 基因过表达慢病毒，滴度达到1．2×109 TU／ml。miPSC诱导分化所得细胞符合EC 形态特征，几乎都表达EC 标志CD31。转染YAP的miPSC－EC 中YAP mRNA表达水平较未转染细胞明显升高，YAP蛋白高表达（未转染细胞中YAP蛋白几乎不表达）。结论成功构建YAP基因慢病毒过表达载体，诱导miPSC分化为EC，成功建立YAP基因稳定感染细胞系miPSC－EC／YAP。

仰卧位腘动脉逆行入路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

目的：评价采用仰卧位腘动脉穿刺入路对闭塞段行双向开通的可行性及近期疗效。方法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18例股腘动脉闭塞性病变患者，在顺行开通困难时采用仰卧体位下腘动脉逆行入路进行开通手术。病变长度（23．6±11．3）cm。Rutherford分级3～5级。腘动脉逆行穿刺时，患者取仰卧位膝关节外旋，在经近侧血管鞘造影的指引下完成穿刺并置入血管鞘。一旦逆行通过闭塞段进入真腔以后，再顺行置入球囊预扩、释放支架。结果18例患者仰卧位腘动脉穿刺成功率为100％，无穿刺点出血、血肿、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等并发症。 ABI由术前的0．42±0．15上升为术后的0．83±0．13（P＜0．001）。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平均随访时间（15．2±9．8）个月，12例（66．7％）股腘动脉通畅，闭塞6例。6、12及24个月初始通畅率分别为100％、83．1％及60．6％，4例症状严重的再发闭塞患者接受二次治疗。结论在进行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腔内治疗过程中，如果顺行开通困难，采用仰卧位腘动脉入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措施。

血管腔内超声在复杂主动脉夹层治疗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血管腔内超声（IVUS）在复杂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手术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15例在IVUS辅助下实施复杂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手术的患者资料，分析IVUS在真假腔鉴别、继发破口定位、内脏动脉与真假腔关系判断等方面的作用。研究以复杂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结果作为对照。结果与DSA相比，IVUS对夹层真假腔辨别、内膜破口和内脏动脉血供来源的检出率都较高（1±0 vs 0．73±0．46）、（2．1±0．9 vs 1．7±0．7）和（96．7％ vs 8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复杂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手术中，在真假腔鉴别、继发破口定位、以及内脏动脉与真假腔关系判断等方面，IVUS优于常规DSA。

不同止血方式在腹主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不同止血方式在腹主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2014年6月至2014年11月因腹主动脉瘤入院患者临床资料，共45例，穿刺肢体64条，其中ProGlide 联合Angioseal缝合股动脉穿刺孔19条；ProGlide交叉缝合股动脉穿刺孔20条；股动脉开放缝合25条。比较术中止血时间、出血量、制动时间、以及术后舒适度和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Proglide 联合Angioseal组止血时间低于Proglide 交叉缝合组和常规切开组（P＜0．05）；出血量、下肢制动时间和术后舒适度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优于切开组（P＜0．05）。各组均无大血管并发症发生，在皮下淤血或血肿等小血管并发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管闭合器能有效缩短止血时间、出血量、制动时间及减轻术后疼痛；Proglide联合Angioseal闭合大孔径穿刺口与Proglide交叉缝合相比可能更有优势。

膝下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血管腔内治疗诊治分析

目的：评估经皮血管腔内血管成形术（PTA）治疗膝下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4月至2013年11月本院78例（103条患肢）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分析PTA后的踝肱指数（ABI）、术后并发症及一期通畅率的情况。结果经PTA治疗后，患者出院前的ABI（0．83±0．13）较术前（0．35±0．12）明显好转，术后随访3、6、12及24个月，其 ABI 分别为0．78±0．15、0．72±0．13、0．63±0．14及0．51±0．19；术后3、6、12及24个月一期通畅率分别为93．6％、87．3％、81．2％及73．0％；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术后3、6、12及24个月一期通畅率分别为92．8％ vs 93．9％、83．3％ vs 89．5％、72．7％ vs 83．9％及59．3％ vs 74．1％（P＜0．05）。结论血管腔内治疗短期内可以明显改善患肢的血流灌注，挽救肢体，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其远期的临床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两种不同手术方式治疗原发性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对比研究

目的：比较TriVex旋切术联合腔内激光与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联合股浅静脉戴戒术治疗原发性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PDVI）的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将2010年2月至2014年7月本院收治CEAP分级为C4级以下108例PDVI患者（137条患肢），分为观察组（TriVex 旋切术联合腔内激光治疗）和对照组（传统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联合股浅静脉戴戒术），对比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和术后并发症。结果患者肢体症状均不同程度缓解，有效率100％，两组手术方式均能明显改善症状和有效控制血液反流；观察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切口数和术后淋巴水肿比较结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切口感染、皮下瘀斑、硬结、皮肤麻木及深静脉血栓形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两种手术方式均是治疗PDVI安全、有效的手段，但TriVex旋切术联合腔内激光治疗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值得推广开展。

升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干预的时机和技术要点

升主动脉夹层起病急、凶险，未经有效治疗的患者病死率可高达100％，多需紧急进行外科干预。干预方式主要以升主动脉置换为基础的开放手术为主，手术创伤大，死亡率、并发症率可高达30％［1］，尤其是对于年龄大、一般情况差的患者，传统主动脉置换术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更高；此外，约20％～30％患者不适宜接受传统开放手术治疗［1］。

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封堵左锁骨下动脉的考量

随着腔内技术的不断发展，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自1991年第一次被报道［1］以来，已逐渐成为治疗胸主动脉病变不可或缺的手段。目前大部分腔内耗材都要求TEVAR近端锚定区长度至少在15 mm ，临床上常常通过覆盖主动脉弓的分支动脉来达到延长锚定区的目的［2］，其中左锁骨下动脉是常被累及的分支。有研究显示，大于40％的TEVAR累及主动脉弓锚定区0～2区，但血流的减少同时带来了不少风险［3，4］。 Rizvi 等［5］的一项 Meta 分析发现TEVAR 封堵左锁骨下动脉造成6％的上肢缺血、4％的脊髓缺血、2％的椎基底动脉缺血／局部缺血，2％的前循环脑梗死以及6％的死亡率。2009年，美国血管外科学会发布指南推荐当需要封堵左锁骨下动脉时，建议进行左锁骨下动脉血运重建［6］。因为指南较低的推荐级别（2C级）加上近年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封堵锁骨下动脉及重建锁骨下动脉的策略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复合手术处理主动脉夹层弓部病变策略

急性主动脉夹层（acute aortic dissection，AAD）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心血管急危重症。美国心脏协会统计，其发病率为2．0～3．5人／万人［1］。在Dake ［2］首次报道腔内治疗主动脉夹层后，腔内技术日趋成熟，使得这类疾病成功救治率明显上升。然而目前针对主动脉夹层累及主动脉弓部三大分支血管的处理尚属难点。传统开放性手术重建弓部分支血管创伤大，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高，但远期疗效确切。近年关于复合手术及全腔内手术处理主动脉夹层弓部病变报道逐渐增多，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但远期效果尚不清楚。复合手术因其创伤小，能克服全腔内手术中的限制，是目前运用广泛的处理弓部病变的手术方式。在全腔内技术尚未成熟前，复合手术处理主动脉夹层弓部病变依然具有重要地位。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全程腔内根治性修复术：概念与方案

近二十年来，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已得到国内外广泛应用［1－5］，多种指南以及多个临床中心的报道中该技术应用的核心步骤是采用覆膜支架及相关辅助器具从主动脉腔内消除主动脉近端的裂口（假腔入口或主裂口），而其他裂口旷置观察［6－8］。

股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腔内治疗进展

下肢动脉依据其部位及功能分为流入道和流出道血管，股动脉作为流出道的末端以及流入道的起始，对其处理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股动脉狭窄闭塞是股动脉疾病为常见的［1］。目前关于股动脉狭窄的外科治疗主要有人工血管转流术、内膜剥脱术、血管腔内治疗等。近年来腔内治疗凭借其微创、快速康复、安全、手术时间短等优势发展迅速，再加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多为老年患者，更进一步促进腔内治疗的发展。尽管血管腔内治疗有其自身弊端，如相关文献报道对于股动脉支架植入后6个月内再狭窄率约20％～50％［2－4］，但考虑到病变血管类型及部位、再狭窄及闭塞程度以及对患者的整体损伤等因素，血管腔内治疗仍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目前对股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类型及相关的腔内治疗方法有很多，现结合文献及本中心对股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腔内治疗经验加以论述。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研究进展

颈动脉管腔狭窄率一直作为评估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程度的指标，并依据颈动脉狭窄率来判断是否需要临床干预［1］。然而，国外学者证实，发生缺血性事件主要取决于颈动脉粥样斑块的稳定性，即决定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预后的因素是斑块的质而不是量［2，3］。目前，针对斑块易损性的研究仍无统一的客观标准。对斑块易损性质的准确诊断主要还是依靠病理诊断。近几年，许多临床医生、影像科医生及病理科医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Notch信号途径与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关系

Notch信号通路在心血管系统的胚胎发育过程、损伤血管的修复以及血管病理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VSMCs）整个细胞周期中，都有多个Notch受体的表达，Notch在VSMCs的增殖、迁移与凋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VSMCs 构成血管壁组织结构的主要细胞成分，具有维持血管正常形态、血管张力的功能，VSMCs的结构及功能的改变会导致其增殖与迁移，是导致高血压、动脉硬化性疾病和血管狭窄性疾病等多种血管疾病的细胞病理学基础。

镁合金在外周血管疾病的应用研究进展及Mg－6％Zn合金的特点

近年来，无机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以及医用金属材料等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相对于无机和高分子材料等而言，生物医用金属材料具备优良的理化性能和生物相容性，部分金属合金材料还具有可控的生物可降解性［1］，理论上可能更适合作为人体组织的植入材料，在临床诊疗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就近年来对镁合金在血管疾病方面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对新型的可降解镁锌合金研发及应用前景做一综述。

腔内治疗腰椎减压融合术后腹主动脉破裂1例

患者，女，64岁。因“腰椎减压＋融合术后腹痛伴血压下降2天”于2015年8月11日入院。患者曾于2015年8月9日在外院行腰椎减压＋融合术，术中出血2000 ml并输血抢救，后转入本院。入院后低血压，发生两次呼吸心跳骤停，查体：明显腹膨，腹部张力高。急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提示腹主动脉下段后方明显造影剂外泄，判断为主动脉破裂出血（见图1）。入院诊断：①腹主动脉破裂；②失血性休克；③腹腔间隙综合征；④多器官功能障碍；⑤心肺复苏术后；⑥肺部感染；⑦低蛋白血症；⑧重度贫血；⑨腰椎减压＋融合术后。

术中无血管造影的介入治疗髂动脉重度狭窄1例

患者，女性，68岁。因“右下肢间歇性跛行4年余，跛行距离约150米，伴右下肢发凉及酸胀感”于2015年6月1日入院。查体：双下肢无色素沉着及溃疡，右下肢皮温低于左下肢，右侧股动脉搏动弱，右侧腘动脉、胫后动脉及足背动脉均未触及搏动，左下肢动脉搏动均未见明显异常。右侧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 ABI）为0．64，左侧1．11。下肢多层螺旋CT血管造影（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 MSCTA ）检查：右侧髂外动脉近段管腔局限性重度狭窄（图1）。患者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等疾病。

复合手术治疗颈内动脉C1远段巨大动脉瘤1例

患者，女性，70岁。因“反复头晕10余年，加重1周”于2015年8月10日入院。查体：右侧乳突部位可见局部皮肤隆起，可触及搏动，边界不清，活动性差。既往有高血压病史，无冠心病、糖尿病病史。头颈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 CTA ）检查：右侧颈内动脉间发现一个4 cm×5 cm 瘤样扩张，位于C1远段，近段迂曲成角约90°（见图1）。术前造影检查：颅内Wills 环完整，右侧颈内动脉瘤位于C1段远端，患者不能耐受球囊阻断实验。

覆膜支架在颈动脉爆裂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1例

患者，女性，63岁。因“舌鳞状细胞癌”于2013年11月13日在外院行“舌部分切除术＋舌瓣转移修补术＋舌成形术”，术后6个月发现右颈部包块，行针吸活检提示转移性癌细胞，于2014年7月8日行“右颌下肿物切除＋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多次接受大剂量放疗，右颈部皮肤逐渐破溃，持续不愈合，软组织缺损变大，来本院烧伤科就诊时见颈部放射性溃疡，大小约12 cm ×12 cm ×8 cm （见图1）。因软组织缺损距离右侧颈动脉较近，为保护右颈动脉就诊于本院血管外科。完善颈部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检查：可见溃疡底部清晰的颈动脉，溃疡基底中心位于颈动脉分叉，且上下累及颈总动脉中远端及颈内、颈外动脉起始部分（见图2）。诊断：软组织缺损（右颈部）、颈动脉爆裂综合征（carotid blowout syndrome ， CBS ）、颈部软组织感染、舌鳞状细胞癌、右颈部转移性鳞状细胞癌。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医源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1例

患者，男，83岁。因体检发现腹主动脉瘤于2014年2月2日入院。既往无外伤史；有高血压病史12年，血压控制可；有高血脂病史7年，曾服他汀类药物；有冠心病、室性早搏病史10年，心功能检查Ⅰ级。入院查体：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无压痛反跳痛，脐周偏左可触及一搏动性包块，跳动频率与心跳一致，质韧，边缘欠清。腹部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发现肾下腹主动脉瘤，瘤体上极距左肾动脉约3 cm （见图1a ）。

导管溶栓治疗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尿激酶不同给药方式效果比较的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导管溶栓治疗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中尿激酶的不同给药方式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自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收治40例急性DVT患者，采用导管溶栓治疗，按照病程随机分为A、B两组：A组0～7天组，B组8～14天组，尿激酶总量为80万U／日。按照给药方式每组分成两个亚组：A1、B1组采用快速注入，A2、B2组采用24小时持续泵入的方法，期间使用肝素抗凝治疗。术后比较各组的溶栓率、主干血栓清除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患肢消肿率情况。结果 A1、A2、B1、B2每组各10例患者，患肢的溶栓率及消肿率比较，A、B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1、A2／B1、B2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肢的主干血栓溶解时间无论A、B 组间还是A1、A2／B1、B2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4例发生出血并发症（穿刺点及切口处），加压包扎后痊愈。结论患肢血栓溶解的效率、消肿率与病程有密切的关系，病程越短，效果越好。但两种不同的给药方式在血栓溶解效率及主干血栓清除率及患肢的消肿率方面并无明显地统计学差异。

腔内和手术治疗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目的：对比分析腔内治疗和传统手术治疗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SSS）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7月至2014年7月本院112例SSS患者的病例资料。72例采用腔内治疗；40例采用传统动脉旁路手术治疗。结果腔内治疗组手术成功率95．8％（69／72），传统手术组成功率100％（40／40）。腔内组和手术组在手术时间、住院天数、血肿、肾功能不全、伤口感染、围手术期发生死亡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93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60个月，随访期内两组患者在改善椎动脉盗血、通畅率、患／健侧收缩压比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腔内治疗SSS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在改善椎动脉盗血、术后通畅率、患／健侧收缩压比方面疗效相当，但是腔内治疗在围手术期并发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方面优于传统动脉旁路术。

主动脉夹层治疗的现况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指主动脉内膜破裂，血液从内膜破裂口进入血管中层，使主动脉壁分离，形成真假两腔的一种病理改变。 l761年，Morgani 首次描述了主动脉夹层的特点，1820年，Lacnnce 命名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aortic dissection aneurysm，ADA）。随后研究发现，动脉瘤是部分夹层慢性期的表现，并非所有夹层都有动脉瘤变。虽然之后有胸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分离等命名，但都不能概括疾病的全部，目前统一称为主动脉夹层。1934年，Shenan 全面复习并分析了300例主动脉夹层的尸检结果，对AD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定义。 AD是一种起病急骤，预后相当凶险的主动脉疾病，目前仍是心血管系统处理为棘手的疾病之一。

《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杂志稿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