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Surgery 중국실용외과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主办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实用医学杂志社
- 影响因子： 1.82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005-2208
- 国内刊号： 21-1331/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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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血管活性肠肽瘤的诊断和治疗
目的 探讨胰血管活性肠肽瘤(VIPoma)的诊断与治疗经验.方法 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术前、术后病人血VIP浓度及其它消化道激素水平;应用免疫组化染色了解肿瘤组织中VIP的表达;肿瘤细胞原代培养,了解培养液中VIP的浓度;应用生长抑素治疗,观察临床疗效.结果 (1)肿瘤切除后,水泻、低血钾和胃酸缺乏三联征(WDHA)消失;(2)术后血VIP浓度呈动态下降;(3)肿瘤细胞原代培养液VIP浓度明显增高;(4)肿瘤组织免疫组化染色VIP有较强表达;(5)生长抑素对改善WDHA症状有显著作用.结论 典型的临床症状及血浆VIP测定是VIPoma诊断的关键,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生长抑素对控制症状有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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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膜支架腔内植入升主动脉治愈全主动脉夹层
目的 开展带膜支架腔内植入升主动脉治疗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研究.方法 报告采用带膜支架腔内植入治愈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1例.结果 从左颈总动脉送入导丝和带膜支架至升主动脉封闭撕裂口.此前先建立左锁骨下动脉至左颈总动脉的内转流通道.二枚带膜支架重叠放置成功封闭升主动脉撕裂口,术后复查彩超示胸腹主动脉夹层消失,假腔内血栓形成,病人痊愈出院.结论 带膜支架腔内植入是治疗DeBakey Ⅰ型主动脉夹层的有效方法 .通过颈总动脉送入支架和预先建立颈总动脉内转流通道可保证手术的成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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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鉴别诊断及治疗
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FNH)是一种肝脏良性病变,多无临床症状.因易与肝细胞腺瘤、高分化肝细胞癌及肝结节性再生性增生等肝占位病变混淆而倍受重视,国内报道很少,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1996～2000年收治的6例FNH临床资料,探讨FNH合理的诊治方案.1 临床资料本组男4例,女2例.年龄25～45岁,平均34.7岁.6例病人均无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发现4例,术中探查发现1例,查体时触及上腹包块1例.既往均无肝炎、肝硬化病史,无恶性肿瘤病史,无类固醇激素和口服避孕药应用史.血清学和影像学检查资料见表1,术中所见及病理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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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内甲状腺肿的外科治疗
目的 探讨胸内甲状腺肿的诊断方法 及手术方式.方法 收集1958～2000年间经病理证实为胸内甲状腺肿65例.结果 主要依靠临床症状、X线、同位素扫描、CT检查诊断.肿物下极在主动脉弓上缘水平以上者41例(63.1%),在此水平以下者24例(36.9%).均行手术治疗,手术径路分为颈部领式切口41例(63.1%),低位领式切口加胸骨正中切开11例(17.0%),开胸18例(12.3%),颈胸联合切口3例(4.6%),胸骨正中切开2例(3.0%).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5.4%,其中喉返神经损伤发生率7.7%;死亡率为1.5%.结论 手术切除是胸内甲状腺肿的首选治疗方法 ,喉返神经损伤是术后主要并发症,应注意预防其发生.并依据肿物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术径路,宜先行衣领式切口,估计操作困难,病变达主动脉弓下者,应行胸骨切开或开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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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肝脏支持系统在肝脏移植围手术期的应用
目的 总结人工肝脏支持系统(ALSS)应用于人体原位肝脏移植围手术期的经验体会.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3年4月至2001年5月连续实施的55例肝脏移植中9例病人在移植前后进行ALSS治疗的临床资料.结果 55例肝脏移植中有9例病人在移植前和(或)后进行了36例次的ALSS治疗.其中移植前有8例病人进行共24例次的ALSS治疗.原发疾病为慢性重型肝炎4例,终末期肝硬化4例.治疗后病人病情好转,肝功能等各项指标显著改善,顺利实施肝脏移植.移植术后3例病人出现排斥反应,在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同时辅以共12例次的ALSS治疗,此后肝功能趋于好转,排斥反应得以扭转.结论 ALSS能纠正机体术前的内环境失衡,为供肝等待和增加手术耐受创造条件,应作为肝脏移植前积极准备的重要部分;ALSS为术后移植物功能发挥欠佳者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恢复功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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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近20年的诊治进展和发展趋势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20年来,肝癌的诊治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早期诊断HBV或HCV血清学指标阳性,有慢性肝炎或肝硬变史,年龄在35岁以上的男性可视为肝癌的高危人群,对其定期监测是早期发现肝癌的主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开始应用的甲胎蛋白(AFP)目前仍是肝癌定性诊断的佳标志物,但阳性率仅约60%～70%,AFP异质体和AFP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和应用,有效地提高了AF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提高了AFP低浓度阳性肝癌的检出率.近年来对其它肝癌标志物进行了研究,如γ-谷氨酰转肽酶(γ-GT)、α-L-岩藻糖苷酶(AFU)、α1-抗胰蛋白酶(AAT)、异常凝血酶原(AP)、M2型丙酮酸激酶(M2PYK)、碱性磷酸酶同工酶Ⅰ(ALP-Ⅰ)等,多种肝癌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具有互补性,有利于AFP阴性肝癌的诊断.有报道以AFU、γ-GTⅡ及AAT联合诊断肝癌的阳性率为91.7%,AFP、γ-GTⅡ、AAT及ALP-Ⅰ联合检测,肝癌的阳性率为98%.多种肝癌标志物的联合检测提高了肝癌诊断的敏感度,但同时也降低了特异度,临床应用也过于繁杂,尚未得到推广应用.B超因其敏感、经济和方便的优点仍被认为是普查和随访定位诊断的首选方法.近20年来,一些新技术如CT、MRI、DSA等的出现,提高了肝癌的早期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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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血管外科近20年的进展和发展趋势
1 20年来我国血管外科的发展1.1 临床进展主动脉外科、腔静脉外科、周围动脉外科、周围静脉外科技术大范围开展.1993年,景在平在国内提出了腔内血管外科的概念[1],随着血管镜技术[2]、腔内隔绝等技术的不断引进[3],并联用了PTA、支架成形等介入技术,腔内血管外科在国内开始拓展很快.目前已应用到从主动脉到外周静脉的几乎所有血管外科范畴.在近两届全国血管外科会议上,腔内血管外科技术成为讨论的热点.1.1.1 诊断技术大毫安X线造影机、高分辨率超声、高速螺旋CT和电子束CT、高场MR等的不断应用于临床,相关高档图像重建软件的不断开发,放射影像学医师及血管外科医师对影像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血管外科诊治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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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10例报告
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mesenteric venous thrombosis,MVT)因缺乏特异的症状和体征,早期及术前诊断较为困难.我院自1994～2001年共收治10例.报告如下.1 临床资料本组10例,男8例,女2例.年龄19～62岁.发病至入院时间4～14天.本组病例均有腹痛腹膜表现.8例有肠梗阻表现者均有腹膜炎体征.术前诊断为MVT 3例,其中2例为CT诊断,1例为肠系膜血管造影诊断.疑诊为MVT 1例,术前1例曾误诊为菌痢,1例误诊为急性胰腺炎.术中诊断7例.手术治疗9例,保守治疗1例.术中见受累肠管大部分在距屈氏韧带以远5～260cm.手术切除肠管90～260cm,平均165.6cm.本组死亡2例,1例术后4天死于感染中毒性休克,1例术后68天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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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内瘘31例报告
胆内瘘是胆囊、胆管之间或与邻近空腔脏器间的异常通道.我院1988～2000年收治31例.现报告如下.1 临床资料本组男12例,女19例.年龄38～77岁.病程6个月至34年,10年以上9例.临床表现右上腹痛27例,发热20例,黄疸6例.有胆结石史29例.合并胆石性肠梗阻9例.胆囊内瘘16例,胆管内瘘7例,胆间瘘8例.术前确诊10例,疑诊4例.17例术中探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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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门部胆管癌的扩大根治术的评价
肝门部胆管癌(proximal bile duct cancer,PBDC)由于其位置特殊,在手术切除方面有它的特殊性和困难性.对于晚期胆管癌,国内外的报告差异较大,近期报告其切除率达49.4%[1].我院的切除率只有37%,而根治切除率仅有23.3%.自从1965年Klatskin报告13例PBDC以来,此种肿瘤逐渐引起外科专科医生的注意.但是,在手术治疗要达到根治治疗的目的,除了切除肿瘤以外,还需要清扫周围的淋巴结.对于PBDC淋巴转移的理解,已经有了较统一的意见,一般认为其转移途径是经肝动脉旁淋巴结向肝总动脉淋巴结转移,再向胰腺上缘或十二指肠后淋巴结转移;另外,当临床上诊断出PBDC时,有50%的病人已有淋巴结转移[2].因此,PBDC的根治切除,必须要在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的基础上清除淋巴结,甚至包括胰腺上缘和十二指肠后方的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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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的争论、进展和发展趋势
疾病的治疗效果是检验所采用的治疗方案的试金石,由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效果一直令人不尽满意,因此,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方案就一直处于探索与辩论之中,每次探索与辩论的内容都反映出重症急性胰腺炎在治疗上的矛盾与进展.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以及主要的中心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次大争论,前两次已成为历史,第三次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次大争论:自1889年Fitz较全面地描述了急性胰腺炎以后,开始了由内科或外科主管治疗的讨论,几经反复,到1963年Watts等作胰腺切除治疗胰腺炎获得成功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自然地由内科转为外科手术治疗,从而结束了持续了7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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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肉瘤的治疗现状
1 腹腔肉瘤的治疗腹腔肉瘤在普外科虽少见,但其生物学特性致使外科医生难以选择合适治疗方法.国外资料证实,1/3的病例误诊及接受不正确的治疗[1].通常腹腔肉瘤分为腹膜后及内脏肉瘤.对腹腔肉瘤的基本治疗原则相似,即强调首次治疗的肿瘤全切除术,即整块切除并保证切缘为阴性.腹膜后肉瘤手术时充分暴露术野极为重要.应根据不同部位的肿瘤选择不同的切口.较大的上腹部肿瘤可采用胸、腹联合切口,其优点是除易于显露肿瘤便于切除肿瘤外,还可以同时处理肝、脾、肾、胰、胃等处的脏器,必要时还可行联合脏器切除.但从肿瘤治疗观点考虑,某些学者并不主张胸腹联合切口,因有可能将腹腔肿瘤细胞带至胸腔播散之虞.因此应严格掌握此切口适应证.近年来,受国内肝脏手术已不用开胸的启发,在应用肝脏自动拉钩时,采用肋缘下斜切口,无论左、右两侧的上腹部肉瘤均可达到类似开胸的效果,既增加了切除的可能性,又可防止肿瘤播散至胸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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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感染防治的进展与展望,问题与对策
感染始终是困扰外科医生并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就外科感染问题回顾过去,认清现状,展望未来,是很有必要的.1 外科感染诊治的进展在诊断方面,除影像学(如CT引导下穿刺诊断胰腺坏死感染)、病理学(如组织活检诊断深部真菌感染)、毒素检测(如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粪便滤液中A毒素诊断难辨梭菌性肠炎)、免疫学(如检测血中或脑脊液中隐球菌或曲霉菌抗原诊断系统性真菌感染)等以外,更突出的是微生物学诊断的进步.厌氧菌培养技术的开发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厌氧菌感染的认识和治疗水平.采用选择性培养基能显著提高某些可疑致病菌的检出率.微生物自动化分析仪能在数小时内根据微生物的代谢产物而不是细菌形态作出快速诊断.认识到各种原因造成的肠粘膜屏障损害能引起肠道细菌移位和肠源性感染是近年来的一大进步.这种状况很容易通过动物(尤其是啮齿类动物)模型重复出来,但在临床上,由于缺乏局部感染灶和血培养阳性率很低而往往难以证实.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能够根据血中存在细菌基因特定片段诊断全身性感染[1].一般培养只能检出活着的细菌,而PCR方法还能发现已被免疫细胞吞噬甚至已经碎裂的细菌,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2].在我们的一项火器多发伤动物实验中,外周血细菌常规培养阳性率为47%,而用PCR法的细菌检出率高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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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细胞迷走神经切断术新进展
自1970年Johnston[1]首创壁细胞迷走神经切断术(PCV)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及其并发症,在临床应用已达30年,其手术本身安全性大,手术后遗症和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已得到人们的公认,不足之处是术后存在较高的溃疡复发率.因此,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大量的临床实践,使手术方法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手术经验日益丰富,手术医师技术操作水平不断的提高,手术适应证的选择更加正确,使壁细胞迷走神经切断术后溃疡复发率已得到进一步下降.目前在欧美等国家PCV已基本取代了胃大部切除术,成为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的首选术式.在我国近年来开展PCV的医院也在不断增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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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损伤的诊断和处理
胰腺是腹膜后器官.其受到前面的腹腔脏器以及后面的脊柱周围肌肉的相对保护,是胰腺损伤相对少见的缘故.20世纪70年代和以前的研究报告显示:腹部闭合性钝器伤和开放性穿透伤的发生率仅为1%～2%.而近年的研究报道却显示:腹部损伤发生率已上升到3%～4%[1].胰腺损伤的明显增多主要是因为:高速行驶的机动车事故发生增多,城市暴力犯罪中匕首、枪械使用频繁,以及儿童中常见的自行车把手碰撞增多所致.1 胰腺损伤的性质胰腺损伤可分为:(1)开放性穿透伤:异物贯穿过程中常引起其它腹部脏器的合并损伤.(2)闭合性钝器伤:胰腺可能受到来自暴力和脊柱之间的挤压,甚至可以引起胰腺完全断裂.胰腺受损的部位常取决于外力的作用点和角度.当外力作用在脊柱的右侧、上腹部正中或脊柱的左侧时,常可分别引起胰头、胰颈或胰体和胰尾部的损伤.(3)医源性手术误伤:常见于腹部手术,例如脾切除术等.这种损伤通常可以经过认真细致的胰周手术操作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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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外科治疗概念的进展与手术方式的选择
1 在过去的100年,乳腺癌的外科治疗经历了四大历程19世纪末,Halsted的乳腺癌根治术其观点认为,乳腺癌主要是一个局部的疾病,先有淋巴结转移,以后再引起血道转移,淋巴道转移是肿瘤播散的标志.区域淋巴结切除对肿瘤的转移有治疗作用,手术操作影响愈后,其治疗术式包括:(1)原发灶及区域淋巴结的整块切除.(2)切除全部乳腺组织,同时广泛切除其表面覆盖的皮肤.(3)切除胸大小肌.(4)腋淋巴结作彻底清除.此术式主导乳癌外科上百年.20世纪50年代,扩大根治术[1]遵循Halsted整块切除的原则,内乳淋巴结被认为是乳腺癌转移的第一站淋巴结.然而扩大手术范围并未获得更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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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外科的进展和发展趋势
1 微创外科学的兴起微创外科的发展经历了近百年历史,它本身不是一种专科,而更是一种外科的思维方式与哲学.Wickhanm是一位对泌尿内镜深有造诣的英国泌尿外科医生,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微创外科的概念"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S)"[1].直至1987年法国Mouret成功施行了世界上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以后,微创外科的概念才逐渐被广泛接受.微创外科的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整体治疗概念,即认为病人治疗后心理和生理上大限度的康复应成为外科治疗的终极目标.在不低于甚至高于传统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病人因手术带来的近期和远期痛苦,已成为广大外科医生们日益关心的现实问题,这也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微创外科手术学基础之一.微创手术利用高清晰的图像系统及微形器械将传统手术操作的创伤减少到小程度.如果说20世纪麻醉、无菌、营养、器官移植、腹腔镜技术等的出现成为外科发展的里程碑,那么21世纪的外科将在肿瘤的基因诊断与治疗、器官克隆与移植、修复外科与微创外科等方面有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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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动力的研究现状和进展
1 基础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胃肠动力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从器官、组织水平进入到单个细胞和遗传基因的分子阶段.c-kit受体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开展,证实了消化道起搏细胞-Cajal细胞的存在,无疑使人们对胃肠动力的发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现在知道Cajal细胞不仅和慢波的产生明显相关,而且做为起搏细胞和神经对肌肉活动控制的中介,起着调控胃肠动力的作用.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不仅神经系统参与胃肠动力的调节,而且某些胃肠肽类激素如:胃泌素、胰泌素、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酪酪肽、降钙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胆囊收缩素(CCK)、胰高糖素、酸调理素、前列腺素E1、血管活性肠肽等均可延缓胃排空.其中CGRP和CCK倍受关注.研究发现,外源性CGRP可结合胃感觉纤维上CGRP受体,抑制胃排空.手术应激可致敏辣椒素脊髓传入神经原和促进胃壁内脊髓传入神经末端CGRP的释放,引起胃排空延迟.当应用单抗免疫中和CGRP和CGRP受体拮抗剂后,可恢复胃排空.这同IL-1受体激动剂逆转术后胃排空延迟是一致的.此外,脑池内注入α-CGRP,可通过兴奋肾上腺、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延迟胃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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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瘘治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肠外瘘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及临床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病死率高达50%～60%,至今仍在15%～20%.我科于70年代专门设立肠外瘘治疗专业组,形成了全国肠外瘘治疗中心.于1971年1月至2000年12月共收治1168例肠外瘘病人,治愈率达93%.1 肠外瘘治疗的现状在1970年以前,肠外瘘发生后的首选治疗是紧急手术修补肠瘘.但由于腹腔内感染严重,肠袢组织不健康而愈合不良,早期手术失败率高达80%.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与腹腔感染.同时发现肠外瘘瘘口局部有随炎症、感染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再随感染、炎症的被控制与组织修复而又逐渐缩小的过程,在适宜的条件下还可自行愈合.即瘘口"由小到大和由大到小"的病理生理过程.所以在70年代以后,肠外瘘的治疗原则变成了先引流,待感染炎症消退,营养状态得到改善后再行确定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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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肝脏移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现状自1977年我国开展首例临床肝脏移植至今,我国肝移植工作者在这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学术领域中探索了近1/4世纪,付出了艰辛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初尝试,到80年代的彷徨、停滞,肝移植终于在90年代再度起步,并获得较大发展[1].尤其是近2年,肝脏移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移植数量逐年增加,术后疗效不断提高.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已开展300余例次肝脏移植,其中1977～1983年间施行了57例,1991～1995年共行23例.仅去年1年移植总例数已超过100例.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移植术后存活情况也较第一阶段明显改善,第一阶段移植术后3个月的存活率仅为28%,长存活者未到1年.在现阶段,一些条件较好的单位3个月的生存率已超过70%,1年生存率超过50%,长存活已近6年,移植术后病人的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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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直肠癌的诊治进展
我国直肠癌的特点之一是以低位、即位于距肛缘7cm以内,腹膜返折下的癌肿为多见,约占直肠癌的70%～75%.对手术治疗的要求已从以往单纯追求根治转向根治和生活质量兼顾的方向,早期诊断依然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对中后期病变病人则更强调综合治疗.因此,对外科医师来说,当前强调的是手术的质量,既要根治又要强调术后生活质量.1 低位直肠癌诊断问题1.1 早期诊断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半个多世纪来,外科治疗直肠癌的疗效提高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就是临床所见病例绝大多数为中后期.从现有资料来看,提高早期诊断率应从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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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的发展
1 肝外科技术的发展Carl Langenbuch(1888)被认为是首先成功施行肝左叶切除的医师,但手术后发生肝门处血管出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止血,病人终归治愈了.这个病例亦提示了肝脏的出血与止血是贯彻着整个肝外科发展的问题.1.1 肝脏的出血与止血肝脏象是一团充满血液的"海绵",不管你是如何碰她一下,总会流血,并且流个不止,多少年来,外科医生对此已伤透了脑筋.直至1908年,Pringle在美国的<外科年鉴杂志>(Annals of Surger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肝外伤止血札记(notes on the arrest of hepatic hemorrhage due to trauma)",报告了8例肝外伤病人,4例在手术前已死亡,1例拒绝手术,3例施行了剖腹术,手术时Pringle用拇指和手指捏着肝蒂以暂时停止出血使伤处能够看得清楚,虽然此3例病人随后皆死亡,但Pringle用了3只兔子做实验来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Pringle的论文发表后,很快便得到响应,此止血方法便成为肝脏外科的突破,至今仍然常用,并被称为Pringle手法.1953年Rafucci通过犬的实验,提出犬可以安全耐受肝门血流阻断15min.这个标准一直仍然是临床上所采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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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肠吻合术后肝外胆管重建技术的初步体会——对保留胆道生理通道重要性的反思
肝门部胆管重建术通常是以肝胆管的空肠Roux-Y吻合为主要术式,并已经成为常规术式.然而,临床又常发现许多因胆肠吻合后的复发性胆管炎、肝胆管结石、继发性胆管硬化症、胆汁性肝硬化,以至肝功能衰竭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在胆道良性病变的长期观察中,发现保留Oddi括约肌功能的重要意义.正常胆道内应当是一个无细菌和无细菌繁殖的环境,而保持这一无菌内环境的主要屏障是胆胰管共同开口处的Oddi括约肌的功能,它调节胆道与十二指肠之间的压力,阻止胆胰肠液的逆流发生.在外科实践中维持这一胆道生理通道的意义早就成为原则,然而在许多胆道无法修复与重建的情况下,只能行胆道改道手术,如胆肠吻合术.而通常胆道再次手术中,尤其是已经行胆管空肠吻合术后,能否再行胆道生理通道重建术?还没有较成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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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肾联合移植
据国际胰腺移植登记中心(IPTR)及全美器官分配网络(UNOS)统计,至2000年10月,已经接受胰腺移植超过15000例,其中87%为胰肾联合移植.人/移植胰腺/肾1年生存率达95%/90%/84%,5年生存率达82%/70%/66%.目前胰肾联合移植已成功进入临床应用阶段,成为治疗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肾病的佳手段.1 历史回顾早在1889年Mering和Minkowski就提出胰腺移植治疗糖尿病的设想,1892年开始正式实验研究.20世纪60年代实验基本成熟,开始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1966年明尼苏达大学的Kelly教授首次施行了节段胰腺移植,但由于术中结扎胰管引起了急性胰腺炎,由此认识到胰腺移植的外分泌处理极为重要,此后研究均围绕该方面进行,可以说胰腺移植的临床发展史实际上是术式的变迁史.1969年Lillehei教授开展全胰十二指肠移植,建立了经皮胰液外引流和十二指肠空肠吻合的内引流术式.1973年Gliedman等人改进节段胰腺移植,将胰管与输尿管吻合,随后Groth教授又采用节段胰腺与受者小肠Roux-en-Y吻合,但技术均不成熟,手术并发症多.节段胰腺移植的大改进是1978年Dubernard采用的胰管填塞法,填塞物为合成聚合物(neoprene),手术简单,并发症少.80年代,胰管填塞式节段胰腺移植一度是胰腺移植的主要术式.但长期随访发现胰管填塞物引起胰腺组织纤维化,严重影响胰岛功能,术后1年胰岛失功率很高.因而再次引起了外分泌处理方式的争论,肠内或膀胱引流术式重新受到重视,但过多的外科并发症,限制该术式进一步推广.1984年Sollinger教授施行全胰移植,采用十二指肠片与膀胱吻合,取得了良好效果,膀胱内引流术式成为标准术式之一.全胰移植是胰腺移植中又一大进步,基本代替了节段胰腺移植,明显减少了胰腺炎、胰瘘的发生,改善了胰腺血流,减少血栓形成,增加了胰岛数量,显著提高了手术成功率及人/移植物生存率.1992年Gaber教授改进了内分泌体循环引流方式,创建了更符合生理的门静脉-肠内引流术式,进一步提高了疗效,减少了术后泌尿系统及高胰岛素血症引起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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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切除脾肾静脉分流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应成为门静脉高压症出血治疗的首选术式
1 分流+断流的联合手术是实践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PHT)所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疗至今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但迄今尚无一个公认的理想的止血方法.1903年Vidal首次在人体施行门腔静脉分流术治疗PHT静脉曲张出血成功,1945年Whipple予以倡用,分流术很快以其降压效果满意,食管静脉曲张的消失率、止血率以及腹水消失率高等优点在国外盛行.国内自我院兰锡纯(1952)施行第一例脾肾静脉分流术和董方中(1954)首行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治疗PHT以来,全国开展了各种不同的分流手术并渐成为PHT出血治疗的主要术式.但是,分流术可发生两个严重并发症:(1)分流性脑病,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其远期生存率;(2)肝功能进一步衰退.不论何种分流术,均减少了肝脏的门静脉血灌注量,如行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甚至可使肝动脉血流经门静脉逆流入下腔静脉,导致术后肝功能迅速恶化,甚至肝功能衰竭、死亡,抵消了其降低大出血病死率的优点.为解决分流术的这两大缺陷,国内孙衍庆等在1966年应用限制性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而美国的Warren(1967)和日本的Inokuchi(1970)等应用选择性门体静脉分流术,其共同的目的是在降低门静脉压力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向肝血流,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无论是限制性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还是Warren的选择性门体静脉分流术,仍分别有10%和14%的脑病发生率,11.4%和7.0%的术后再出血率,效果不尽如人意.1981年Colapinto创用了经颈内静脉肝内门腔分流(TIPS)手术,但因有高达36%的脑病发生率和31%～80%的1年支撑管栓塞率,而只能作为病人等待肝移植的桥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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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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