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36、PPAR-γ、炎症因子与糖尿病并发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糖尿病并发大血管病的发生率非常高,是糖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除了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的危险因素外,如高血脂、高血压等,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还有其特殊的原因.识别危险因素、探讨发病机制和寻找有效的干预措施成为糖尿病性心血管病变研究的迫切课题.现仅就CD36、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和某些相关炎症因子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综述如下.

PAI-1在2型糖尿病发生中的作用

在2型糖尿病(T2DM)的发生、发展机制中,胰岛素抵抗(IR)和胰岛素分泌障碍是两个主要环节.近年来,流行病学资料、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证据均说明炎症是IR的主要致病介质.炎症因子与脂肪内分泌、氧化应激、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引起IR和β细胞功能障碍,并可导致T2DM.目前研究表明,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这一炎症因子,在T2DM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ACEI疗法拮抗高血压新生2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全世界2型糖尿患者已达1.5亿人,预计未来25年内病例总数翻番,糖尿病继发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人数将显著增加,防治费用巨大.高血压是诱发或发生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药物控制其发生与发展,是减少2型糖尿病流行病学发病率和提高其预后指标的重要手段.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 inhibitor,ACEI)拮抗高血压新生2型糖尿病、延缓糖尿病发生与发展及其心血管并发症的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故积极探讨和推广ACEI疗法防治高血压、糖尿病及后期CVD,寻找一套经济、实用的糖尿病药物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核转录因子PPAR-γ与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关系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是属于核激素受体超家族的新成员.它是由英国科学家Issemann等于1990年首先发现的[1].由于他们观察到这类新型的核受体可以被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激活,故将其命名为PPAR.PPAR是一类由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子,可分为α、β、γ三种类型,其中PPAR-α在肝细胞、心肌细胞、肠细胞及肾近曲小管细胞呈高水平表达,主要与脂代谢有关;PPAR-β的组织表达较为广泛,作用尚不清楚;PPAR-γ主要在大肠和脂肪组织中表达,具有多种生物效应,在脂肪细胞分化、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现仅就PPAR-γ与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关系综述如下.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与糖尿病的相关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在中老年人群中的发生率日益增高.DM及其并发症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甚至导致残废和死亡.目前诊断动脉粥样硬化的常用方法是动脉造影,尤其是冠状动脉造影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但经典的冠脉造影只能在冠脉发生严重狭窄时才会出现阳性表现.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arotid intinal medial thickness,IMT)的测定则可早期发现动脉粥样硬化,为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二级预防提供客观依据.

1型糖尿病的分子免疫学研究进展

1型糖尿病是一种T细胞介导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其发病中有许多免疫细胞参与,包括CD+4和CD+8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等,其中CD+4T淋巴细胞起中心性作用,按其分泌细胞因子的不同大致分为Th1和Th2两亚群.许多研究表明,在胰岛β细胞的损伤、胰岛炎的加重、糖尿病的发生过程中,Th1细胞及细胞因子和Th2细胞及细胞因子起了重要的作用.

瘦素和肝细胞生长因子在糖尿病性心肌病变中的作用

糖尿病性心肌病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发病过程中特异性的心肌受损和心脏功能改变[1],糖尿病性心肌病的出现可以不伴有缺血性病变、血管病变及高血压等并发症[2],因此又称为糖尿病性特异性心肌病.目前糖尿病性心肌病的病因尚不明确,瘦素和肝细胞生长因子在其发病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

N-乙酰半胱氨酸治疗急性胰腺炎的研究进展

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cysteine,NAC)作为谷胱甘肽的前体,是一种含有巯基的抗氧化剂,具有清除氧自由基、调节细胞的代谢活性,预防DNA损伤、调整基因的表达和信号转导系统、抗细胞凋亡、抗血管生成、抑制恶性肿瘤发展等作用,已较多用于呼吸、心血管、神经系统和抗AIDS的临床和实验中[1].近年,NAC在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的实验研究日益增多,现将近年有关NAC治疗急性胰腺炎的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肝纤维化的药物治疗进展

肝纤维化是各种致病因子引起的慢性肝病的共同病理过程.致病因子造成肝细胞损伤并激活枯否细胞(KC),分泌多种细胞因子,随同血小板、肝窦内皮细胞(SEC)和肝细胞等分泌的多种细胞因子及一些化学介质共同作用于肝星状细胞(HSC),使其激活,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细胞因子还通过旁分泌、自分泌作用,使HSC增殖,合成大量的细胞外间质(ECM).ECM合成、分泌增加,降解减少,导致肝纤维化形成.从基因水平来看,基因调控异常,可能是肝纤维化的重要因素,以致某些致病因子去除后,肝纤维化仍有进展.

妥泰在癫痫发作中的保护作用

癫痫是由于神经元异常放电所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功能障碍,一些研究表明癫痫发作可引起脑损伤[1-6],目前对其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癫痫脑损伤(epileptic brain damage,EBD)产生的因素复杂,兴奋性氨基酸释放增加和神经元钙离子超载引起的神经元过度兴奋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3,7],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展提示有效的控制神经元兴奋性是治疗癫痫的关键,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妥泰(topamax,TPM)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AEDs),具有多种抗痫机制和理想的药代动力学特性,无论是辅助用药或单独用药对成人及儿童顽固性癫痫发作控制都显示出明显效果,且副作用较小.现就妥泰应用于癫痫发作的临床实验研究综述如下.

镁剂治疗缺血性脑损伤的研究进展

镁离子是机体内重要的阳离子,它作为多种酶的辅基或辅助因子,参与机体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发现缺血性脑损伤后常有镁离子含量的改变,给予外源性镁剂能显著降低缺血性脑损伤患者的病死率,促进脑损伤后神经功能的恢复.在脑梗死急性期,镁剂是一种有较高临床价值的神经保护剂[1-12].现将镁剂对缺血性脑损伤的治疗及其机制予以综述.

肝素类药物雾化吸入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的研究

1935年肝素作为抗凝药物首次应用于临床,在以后几十年的应用和研究中发现,肝素还具有多种非抗凝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其中肝素对炎症过程的影响和免疫调节、抑制过敏反应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关注,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的多发病,约占内科疾病的1/4,肝素类药物可用于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动脉高压和肺栓塞等,这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现着重就雾化吸入肝素类药物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p53在膀胱肿瘤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1979年人们在SV40转染细胞的研究中首先发现p53蛋白,当时发现它联合SV40能够产生大量的T抗原.这些研究导致当初把p53归类于一个肿瘤抗原.1989年人们认识到p53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当时野生型p53显示出能够抑制被癌基因转染的细胞和阻止转染细胞的生长.另外,在动物和人类肿瘤中鉴定出p53突变体.p53敲除后的小鼠正常生长,但它们增加了发生恶性肿瘤的危险性.结肠癌拥有p53突变的高发生几率,而且大多数肿瘤表达p53突变.在某些泌尿生殖器肿瘤(如睾丸肿瘤、嗜铬细胞瘤和肾母细胞瘤)中一般不能证明p53突变与肿瘤发生的相关性,然而膀胱和前列腺癌的发生经常与p53突变有关.p53突变在膀胱肿瘤发病早期出现,而在其他肿瘤中晚期出现.现将p53在膀胱肿瘤治疗中的潜在临床价值综述如下.

激素替代疗法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妇女跨入了绝经后期阶段,同时妇科恶性肿瘤发病趋于年轻化,患者因手术切除卵巢或放疗损伤卵巢功能而出现人工绝经.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如:潮热、出汗、烦躁、焦虑、失眠、抑郁、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泌尿生殖道萎缩和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影响了广大妇女的生活质量,因此绝经后激素替代疗法(HRT)愈来愈受到临床医师和广大妇女的关注.

反义核苷酸技术在胃癌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反义技术是1984年由Izant等首先提出的,根据碱基互补原理,用外来合成特定的互补的反义核苷酸与细胞内核酸相互作用以抑制或封闭该表达.目前反义技术在肿瘤治疗的研究中已成为热点之一,并且已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将对其在胃癌中的研究重点介绍如下.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多发性硬化进展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因其罹患年龄偏年轻、病程反复、致残率高而又缺乏有效治疗方法长期困扰着患者和神经科医生.近年来,随着对多发性硬化免疫病理的认识和干细胞移植的实验室研究进展及在许多自身免疫疾病的成功应用,一种新的治疗多发性硬化的有效方法正逐渐在临床开展.现仅对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在多发性硬化的治疗中的应用作简要综述.

大黄及其有效成分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大黄(rhubarb)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有大黄45个品种和两个亚种,但载入<药典>可以药用的只有3种,即正品大黄、唐古特大黄及药用大黄的干燥根及根茎.<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大黄,味苦寒,归胃、肝大肠经.主下淤血、血闭寒热、破症、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合五脏.目前对大黄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蒽醌类化合物,包括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芦荟大黄素、大黄素甲醚等.大黄传统用于抗菌、泻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中药大黄,尤其是其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肝气郁结证的实验研究进展

中医证候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依据,肝气郁结证是中医精神科常见的证候,隶属于心境障碍性疾病,多见于抑郁症、焦虑症、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中,其发病与心理-应激有关.针对该证候的研究,近几年有不少的文献报道,综述如下:

全麻气管插管诱导方法新进展

气管插管通常用起效快的镇静药和阿片类镇痛药进行麻醉诱导,辅以去极化或非去极化肌松药.随着新型全麻药异丙酚的广泛应用,现也常不用肌松药的麻醉诱导法行气管插管术,效果较好.现将近年全麻诱导插管方法的进展综述如下.

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与麻醉

围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高达50%～70%,严重者造成肺栓塞致患者猝死.围术期深静脉血栓的防治日益引起临床医师的关注,其中围术期应用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但是对于应用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的患者实施椎管内麻醉时,麻醉医师特别担心椎管内血肿的形成.现仅就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以及对应用低分子肝素的患者实施椎管内麻醉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综述如下.

挥发性麻醉剂预处理对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随着器官移植、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的广泛开展,缺血再灌注损伤已成为临床麻醉面临的一种常见的病理生理变化,麻醉药对缺血再灌注中的影响已得到广泛的实验研究.现就挥发性麻醉剂在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综述如下.

深低温体外循环脑保护脑灌注方法的研究进展

深低温停循环技术(deep hpothermia circulatory arrest,DHCA)是国际上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在体外循环下纠治困难复杂心血管畸形的方法.近年来已发展到许多止血困难手术中的应用.如用于巨大脑动脉瘤和脑血管畸形手术.但有关DHCA术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报道亦渐增多.如nas等[1]研究认为,直肠温度18℃,停循环时间＞40min,患者既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近期表现如手足徐动,短暂惊厥;远期表现如精神运动发育迟缓,认识障碍的发生率明显增高.单纯深低温体外循环不能保护大脑耐受时间较长的缺血、缺氧.因此,在DHCA期间用合适的脑灌注方法成为深低温体外循环脑保护的研究方向之一.

内源性阿片肽与电针镇痛的研究

电针具有镇痛作用已被国际学术界公认,我国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已从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不同的角度对电针镇痛原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内源性阿片肽是针刺镇痛的重要的物质基础.以β-内啡肽(β-EP)及亮脑啡肽(LEK)的研究多.

胶囊内镜的应用及进展

消化道内镜技术的发展有150多年的历史,在2000年以前,经历了硬式内镜(1868～1932年)、半曲式内镜(1932～1957年)、光导纤维内镜(1957年至今)、电子内镜(1983年2000)4个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后,胶囊内镜的出现标志着消化内镜技术发展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之诞生.

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像学评价

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mesenteric venous thrombosis,MVT)是一种罕见的肠道缺血性疾病,较肠系膜动脉栓塞(mesenteric arterial embolism,MAE)少见.Fagge于1876年首次报道MVT,1935年Warren和Eberhard将其确立为有别于动脉阻塞的独立的临床疾病.它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MVT是指有症状,时间不超过4周;而症状超过4周,且没有肠梗死,或经腹部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的,称为慢性MVT[1].MVT初期症状轻微,腹部常无阳性体征,这常是不能早期诊断的原因.它可以突然迅速发展,出现肠坏死、感染性休克,病死率高.文献报道本病的误诊率高达90%～95%[2].在肠坏死之前早期诊断、及时处理是减少患者死亡的关键,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易引起患者的误解和医患纠纷.因此,影像学检查辅助临床早期识别和检出本病就显得特别重要.

3.0T MR成像系统的优势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应用

3.0T磁共振成像系统投入临床应用,首先为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检查提供了新的机遇.应用超高场强(包括3.0T)MR设备后其首要的、明显的优势是信噪比(signal-noise ratio,SNR)的增加,其他还包括组织对比度的增加、化学位移分辨率以及磁敏感度对比增加[1,2].同时,3.0T MR设备在应用中有些涌现出的问题尚需解决.

FcγR与自体免疫病的研究进展

免疫球蛋白G的Fc受体(FcγR)通过影响与致病性IgG相关的吞噬和清除机制而影响神经系统免疫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也影响免疫调节药物的疗效.近年国内外研究发现,FcγR基因多态性在自体免疫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就FcγR的研究综述如下.

肿瘤抗原NY-ESO-1研究进展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肿瘤抗原被鉴定出来,以之为靶位的肿瘤特异性免疫治疗也因而掀起高潮.这些肿瘤抗原可分为以下几类[1],①组织特异性分化抗原这类抗原只表达在特定类型的组织,无论是肿瘤组织或是正常组织,如黑色素细胞分化抗原Tyrosinase、Melan-A/MART-1和gp100.②基因突变所致的抗原:肿瘤细胞中发生突变的基因所编码的蛋白产物成为新的抗原,如突变的CDK4、caspase-8和Ras基因.

凋亡及凋亡相关基因Bcl-2在不同植入部位妊娠的研究进展

细胞凋亡(apoptosis)又称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不同于细胞坏死.凋亡参与机体细胞生长与更新的调节,与正常妊娠和病理妊娠有密切关系.目前已知与凋亡有关的基因包括促凋亡基因:Bax、Bcl-Xs、p53、C-myb与抑凋亡基因:Bcl-2,Bcl-XL、Mcl-1等等[1].其中Bcl-2是原癌基因的一种,原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相互作用调控着细胞的增殖、生长和死亡,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凋亡调节基因[2].其主要作用是抑制细胞凋亡,其作用机制目前认为是通过抑制线粒体对促凋亡因子的释放而抑制细胞凋亡[3].凋亡及凋亡相关基因Bcl-2在不同植入部位的表达与滋养层细胞的侵袭和蜕膜化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肝癌的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研究进展

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是目前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不能切除的肝癌,经TACE后1年、2年及3年生存率分别为54%、31%、24%[1],已取得良好的疗效.现仅就近年来肝癌TACE的研究进展介绍如下.

胸腺髓质区的阴性选择

阴性选择是去除能与自身抗原肽发生反应的T细胞,从而达到自身耐受.它是通过TCR与自身抗原肽-MHC复合物具有高亲和力,并引发强烈的信号传导,导致细胞凋亡来实现的.阴性选择不仅需要TCR的信号,还需抗原呈递细胞(APC)的辅助刺激分子提供第二信号.但具体阴性选择的位点、哪一种或哪几种协同刺激分子以及细胞因子起主要作用,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现就近期国际、国内胸腺细胞的阴性选择的研究综述如下.

端粒酶和肿瘤的研究进展

端粒酶是真核生物染色体末端的核蛋白结构,而端粒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标记截然不同于破裂DNA末端和利于染色体复制的线性染色体末端.端粒酶的激活与癌症高度相关,提示端粒酶、端粒和端粒维持间的互相影响是癌症衍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迄今为止,人和动物肿瘤模型研究表明,端粒和端粒酶在肿瘤形成中发挥抑制和利于肿瘤变化的双重作用.了解端粒和端粒酶的组成及其理化性质,不仅进一步认识肿瘤衍变作用的内容机制和复杂的肿瘤病因学,也有望对肿瘤治疗提出新的靶点.

转录因子E2F与胃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细胞周期的调控涉及到多种细胞因子的参与,其中转录因子E2F家族的参与是重要的调控环节之一.它通过与pRb及相关蛋白等多种细胞周期依赖性蛋白及激酶的相互作用,调控细胞周期G1向S期的过渡.同时,E2F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抑制及细胞凋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年来,国际上对E2F与胃癌的相关性进行了一些研究,现予简要综述如下.

RNAi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应用前景

RNA干涉(RNA interference,RNAi)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重要基因沉默现象.1995年,康奈尔大学的Su Guo博士用反义RNA阻断线虫基因表达的试验中发现,反义和正义RNA都阻断了基因的表达,他们对这个结果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98年,Fire的研究证明,在正义RNA也阻断了基因表达的试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双链RNA.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2)

1概述1.1定义ALI是指由多种病因损伤肺脏的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后使功能形态异常,通过炎症介质导致肺表面活性物质降低、水肿、肺膨胀不全.临床表现严重的呼吸困难.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是一种病态.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3)

1概述1.1定义SARS是由一种变异性的新冠状病毒,入侵呼吸道,其病毒可以通过直接损害肺组织,也可以超敏感免疫反应造成ALI.临床表现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及其他脏器损伤,是复杂的兼症,是一综合病征.

炎症(Inflammation)(1)

1概述1.1定义炎症是指由感染或非感染多种致病因素,以直接及(间接)免疫机制方式损伤组织,造成组织变质、渗出和增生的病理现象.临床表现为红、肿、热、痛及功能障碍.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是一种病态.

急性呼吸综合征(ARDS)诊断标准

脓毒症诊断要点

急性肺损伤(ALI)诊断标准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诊断标准

重症SARS诊断标准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诊断标准

骨关节炎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由多种原因所致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病变,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主要特征.其发病与年龄、体质量、炎症、外伤、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无明显地域及种族差异,是人类致残的重要病因之一.临床上尚缺乏有效的根治措施,通过建立OA动物模型来深入探讨其病理病机并寻找合理有效的诊疗手段是研究OA的重要方法.OA造模方法有:通过人工筛选或基因改造获得自发性OA动物模型;通过关节固定、人工造成关节不稳定或关节腔注射致软骨降解变性物质等方法诱导关节退行性变.无论是何种OA造模方法,目的就是要尽大程度模仿人类OA的病生理过程.

预防椎板切除术后硬膜外粘连的研究进展

椎板切除是脊柱外科中常用的手术入路之一,也是椎管减压的一种方式.但术后引起的硬脊膜周围粘连严重影响脊柱外科的手术效果,是下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FBSS)的主要原因之一,也给二次手术造成很大困难和危险.对此,手术和非手术治疗效果很差,因此,如何预防或减少椎板切除术后硬膜外瘢痕形成,对提高下腰椎手术疗效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一直是骨科领域备受重视的课题.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现将有关文献综述如下.

骨量峰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尤其是绝经后的妇女.在患骨质疏松症的人群中,约有40%的女性和16%的男性发生骨折,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已成为老年人致残、生活质量下降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对骨质疏松症的研究已明确其发病与儿童及青少年时期骨量堆积不足(即骨量峰值低)有直接的关系;预防骨质疏松的关键在于建立足够量的骨量峰值[1].

肢体不等长的评价和治疗

肢体不等长是骨科常见的问题,所谓不等长是指单一或多个骨短缩或生长过度.不等长的病因很多,矫正前应预先明确病因,分析其病理生理和临床后果,特别是发育期患者(骨不成熟)的评价和治疗方案的出台更需要知道病因和发展情况,还要预知骨成熟后的差异情况,以便取得恰当的治疗方案,并取得良好的治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