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肝胆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Hepatology 림상간담병잡지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吉林大学
- 影响因子: 1.42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1001-5256
- 国内刊号: 22-1108/R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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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晚期胆道肿瘤的研究进展
随着胆道肿瘤基础研究的深入,分子靶向治疗成为新的热点。旨在对分子靶向治疗晚期胆道肿瘤的Ⅱ、Ⅲ临床试验作一综述,为临床实践提供新的思路。Ⅱ临床试验中,血管生长因子受体阻滞剂、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阻滞剂没有体现良好的抗肿瘤活性,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对晚期胆道肿瘤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唯一的一项Ⅲ期随机、开放、多中心对照研究表明尼洛替尼联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作为晚期胆道肿瘤一线治疗手段未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亚组分析胆管癌能从标准化疗联合尼洛替尼获得显著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通过分析认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有效地控制胆道肿瘤进展,有望成为靶向治疗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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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胆石症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胆石症(GD)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胆系统中的表现,二者与胰岛素抵抗、肥胖、血脂异常、血糖异常等密切相关。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肥胖、血脂紊乱、血糖异常、中老年、女性是NAFLD和GD的共同高危因素。NAFLD是GD患病的危险因素,GD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密切相关,GD促进NAFLD的进展。从而认为防治NAFLD可降低GD的发病率,防治GD可减缓NAFLD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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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和胆汁酸代谢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发展的作用
随着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病率逐年递增,在该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肠道菌群和胆汁酸代谢均发挥重要作用。讨论了肠道菌群和胆汁酸代谢之间的关系,重点强调了肠道菌群、胆汁酸和胆汁酸受体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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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原发性癌肉瘤1例报告
1病例资料
男性患者,63岁。因发现上腹部肿物半年,进行性增大伴疼痛半月收住入院。查体: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腹软,剑突下可触及一直径约5cm的质硬包块,表面皮肤发红,边界清楚,活动度差,压痛明显;肝于右肋缘下6cm可扪及,质软。上腹部增强CT示(图1):肝左叶较大类圆形团状异常混杂密度灶,边缘不光整,大直径约为77mm,病灶内可见胆管不规则扩张,内见多发高密度结节影;增强扫描示病灶不均匀延迟强化,门静脉左支闭塞,肝门部、肝胃间隙及前腹壁下见多发异常密度灶,边界尚清;肝内、外胆管见扩张。 -
原发性肝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胆管损伤1例报告
1病例资料
男性患者,58岁,3年前因右上腹部胀闷不适来医院就诊。CT 检查发现肝左叶占位性病变,直径约4 cm,考虑血管瘤,未处理,未定期复查。1年前仍感上腹部不适来医院复诊,CT 检查发现肝左叶占位性病变,直径约8 cm,考虑肝癌可能,行腹腔镜左半肝切除+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肝细胞癌。9个月前行预防性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术中注入奥沙利铂150 mg +氟尿嘧啶1 g +吡柔比星50 mg +碘化油3ml。 -
高龄胆囊癌肉瘤患者伴发胆囊结石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胆囊癌肉瘤(gallbladder carcinosarcoma)是恶性上皮成分与恶性间叶成分交织混合生长的恶性肿瘤,由Landsteiner[1]于1907年首先报道,其恶性程度高,预后差,临床上极其罕见。本文通过总结我院肝胆外科1例胆囊癌肉瘤的诊治经验,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该病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影像特征、病理特点、鉴别诊断及预后进行探讨,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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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肝门胆管癌手术根治的新技术
复杂性肝门胆管癌是肝脏外科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仅手术难度高,手术风险更大且R0切除率低。而R0切除、侵犯淋巴结及血管切除被认为是三个独立的预后因素。近年来的手术技术进步主要包括了利用现代的影像3D技术实施术中的精准切除,对适合的患者实施保留肝实质的根治性肿瘤切除、联合肝叶及血管的切除以及合理的淋巴结清扫,以期望提高Bismuth Ⅲ、Ⅳ型的复杂性肝门胆管癌有效切除率,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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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建立--广东专家共识(1)
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世界范围内,男性的肝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列恶性肿瘤的第5位和第3位,每年新发肝癌病例和死亡病例中有一半以上发生在中国[1]。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肝癌已居全国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的第3位(发病率为28.71/10万),死亡原因的第2位(死亡率为26.04/10万)[2]。肝癌的高发性与高致死性对我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并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目前有多种手段应用于肝癌的治疗,如手术切除、肝脏移植、放射介入、局部消融、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生物治疗等等。超过90%的肝细胞癌患者有肝炎、肝硬化的背景,肝癌具有极易出现肝内外转移的特性,手术后有很高的复发率,这些因素使肝癌的治疗高度复杂化[3-4]。目前,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已成为国内外临床肿瘤治疗的模式和发展方向,建立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有助于实现肝癌患者优的个体化治疗[5-7]。针对目前国内肝癌MDT建设与联合治疗的现状,广东省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撰写和通过了“肝癌 MDT建立和多学科联合治疗的专家共识”,期望以此推动我国肝癌MDT的建设与多学科联合治疗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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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干扰素α治疗不良反应临床
干扰素(IFN)α广泛应用于慢性乙型肝炎(CHB)和慢性丙型肝炎(CHC)的抗病毒治疗,但存在较多不良反应,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流感样症状、外周血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下降、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消化道症状和神经精神异常等[1-5],发生率见表1。少数患者可引起严重不良反应,如间质性肺炎、自身免疫性溶血或严重精神疾病等。正确处理IFNα治疗中的不良反应可提高患者依从性,从而有效提高IFNα疗效。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者常须停止治疗,以保证患者的安全。为进一步规范并优化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IFNα不良反应的管理和治疗,《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中国肝脏病杂志(电子版)》及《Infectio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Edition)》编辑部组织国内部分专家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形成《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干扰素α不良反应临床处理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本《共识》是基于目前该领域的新成果,遵照循证医学原则编写,可作为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IFNα不良反应临床处理的指导。随着相关临床证据的不断积累,专家委员会将对《共识》内容进行持续更新。相应证据及推荐等级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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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多学科联合治疗策略与方法--广东专家共识(2)
肝癌的临床治疗手段众多,以肝切除术为代表的外科治疗仍是肝癌首选治疗方法[1],多项大型回顾性研究及荟萃分析显示,部分肝切除术后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达40%;对于肝功能较好及早期肝癌患者,肝切除术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达60%[2]。然而,患者手术切除后5年的复发率也超过70%[3],而且目前国际上仍没有公认的能够有效地预防术后复发的治疗方案。肝移植是早期肝癌的一种根治性治疗手段,满足米兰标准的患者行肝移植治疗,5年总生存率可达到75%,但受供体的限制,肝移植难以广泛应用,另外,肝移植术后的复发转移问题也不容小觑,即使是按照米兰标准的肝移植,术后患者仍有29%的复发率[4]。局部消融术是在影像技术的引导下,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使肿瘤组织直接坏死的一类治疗手段。包括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冷冻治疗(cryoablation)、高强度超声聚焦消融(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以及无水乙醇注射治疗(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PEI)等,常用的影像引导技术有超声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目前局部消融术主要适用于单个肿瘤大直径≤5 cm;或肿瘤病灶≤3个,且大直径≤3 cm;无血管、胆管、邻近器官侵犯及无远处转移,肝功能储备较好的早期患者(Child-Pugh A或B 级)[5]。RFA是肝癌微创治疗常用的热消融手段,具有安全性高、不良反应轻等优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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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长期性
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NAs)已成功用于慢性乙型肝炎(CHB)治疗。目前一致认为,HBV复制是肝损伤和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因此CHB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大限度地持续抑制HBV复制。现已证明,应用NAs长期治疗CHB可明显改善肝脏组织学、逆转肝纤维化或肝硬化,以及减少肝细胞癌的发生。本文对CHB长期治疗的必要性、临床获益及管理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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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例缺氧性肝炎患者临床特点、病因及预后分析
目的:对缺氧性肝炎患者的临床特点、病因及预后进行分析。方法收集2002年1月至201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病房收治的68例缺氧性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缺氧性肝炎的常见病因。根据预后情况分为生存组及死亡组,对入院时年龄、性别、SOFA评分进行比较,入院后监测生化指标,并比较其峰值。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者,采用秩和检验。结果导致缺氧性肝炎的常见原因依次为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充血性)、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热休克、蜜蜂蛰伤。所有患者监测到的血清ALT及AST均急剧升高。住院期间(28 d)的短期病死率为33.8%。两组比较,入院时年龄(P<0.001)、SOFA值(P<0.001)、入院后胆红素(Bil)(P<0.001)、ALP(P<0.001、GGT(P=0.001)、凝血酶国际标准化比值(INR)(P<0.001)、乳酸脱氢酶(LDH)(P<0.001)、ALT(P=0.013)、BUN(P<0.001)等7项指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以纠正原发病为主,同时加强护肝、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结论缺氧性肝炎的预后较差,短期病死率高,死亡常见的原因为心源性休克,其次为感染性休克及突发的心脏填塞。保护重要器官功能,预防感染等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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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重症间质性肺炎的诊治
目的:总结肝移植术后重症间质性肺炎的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5月至2013年10月福州总医院肝胆病中心收治的8例肝移植术后出现重症间质性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治疗经过及治疗成功的原因。结果8例患者出现间质性肺炎的时间为术后1~3个月,均以发热为首发症状,进而表现为进行性低氧血症,胸片提示有明显间质性肺炎表现。经停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免疫增强剂、加强抗感染、呼吸支持治疗、控制液体入量和营养支持等治疗后,8例患者临床症状好转,胸片恢复正常,均痊愈出院。结论肝移植术后并发重症间质性肺炎,病情重、发展快,若抢救不及时,病死率高。早期诊断、早期停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免疫增强剂、控制液体出入量及营养支持等是提高治愈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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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阳性持续时间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急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转阴的因素。方法将2007年2月至2013年2月在周口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就诊的106例急性乙型肝炎(AHB)患者纳入本研究,每3个月检查肝功能、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HBV DNA,随访12个月,并应用型特异性引物nPCR法对HBV进行基因分型。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t检验。结果血清HBsAg持续阳性超过6个月或12个月者与HBsAg转阴者相比,前者入院时的ALT峰值低于后者(718±696 vs 1282±913 U/L,622±514 vs 1203±924 U/L,P<0.05),而入院时HBV DNA高于后者[(6.8±1.4)vs (5.2±1.5)log10拷贝/ml,(7.3±1.6)vs (5.4±1.5)log10拷贝/ml,P<0.05];感染A基因型者6、12个月时HBsAg转阴率低于B、D型(75.0%vs 89.5%、100%,83.3%vs 97.4%、100%,P<0.05)。结论 AHB患者血清HBsAg转阴率与ALT峰值、HBV DNA、基因型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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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替卡韦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高病毒载量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恩替卡韦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高病毒载量慢性乙型肝炎(CHB)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2008年12月至2011年12月收治的高病毒载量CHB初治患者8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采用恩替卡韦(ETV)治疗,观察组采用ETV联合阿德福韦酯(ADV)治疗。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3、6、12、24个月时的HBV DNA载量、HBsAg或HBeAg血清学转换、ALT复常及不良反应情况。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2组间比较用χ2检验。结果观察组6、12、24个月时的HBV DNA载量(拷贝/ml)的对数值(3.4±0.4、2.6±0.3、1.2±0.4)比同期对照组降低程度更明显(3.7±0.3、2.9±0.4、1.6±0.7)(t值分别为3.339、5.657、2.806,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12、24个月时HBV DNA阴转率(87.5%、95.0%)、HBeAg转阴率(80.0%、90.0%)明显高于对照组(70.0%、77.5%;55.0%、70.0%)(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24个月时HBeAg血清学转换率及ALT复常率较对照组明显提高(77.5%vs 50.0%;82.5%vs 55.0%,P值均<0.05)。治疗期间,2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病毒学突破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0 vs 10.0%,P<0.05)。结论初始联合ETV、ADV治疗高病毒载量CHB具有较强的抗病毒作用,可减少应答不佳和耐药的发生,长期临床疗效比单一使用ETV好,且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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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门静脉、肝动脉血流参数与肝硬度值的关系
目的:探讨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以及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观察和分析肝硬化患者的门静脉、肝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意义。方法选择2010年3月至2013年12月本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92例,另选健康人100例,使用彩色超声多普勒显像仪检测门静脉平均血流速度(PVVmean)、肝动脉搏动指数(HAPI)、肝动脉阻力指数(HARI);同时进行FibroScan检测,检测结果以肝硬度(LSM)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肝硬化患者HAPI、HARI和LSM分别为1.56±0.24、0.73±0.05和25.38±7.73 kPa,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的1.36±0.14、0.65±0.07和7.8±3.6 kPa,t值分别为8.980、10.158、26.478,P值均<0.05);而肝硬化患者 PVVmean 为(14.43±1.86)cm/s,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17.35±0.56)cm/s(t=20.076,P<0.05)。LSM与肝硬化患者HAPI 和HARI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59、0.66,P值均<0.001,与PVVmean呈负相关(r=-0.64,P<0.001)。结论利用FibroScan测量肝脏硬度以及彩色多普勒超声动态检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门静脉、肝动脉血流动力学变化,对判断肝硬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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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中高血压病患病率相关分析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中高血压病的患病率情况,以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胆碱酯酶(CHE )和 P物质、一氧化氮(NO)、肾上腺髓质素(ADM)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病例组纳入2013年3月-2014年2月入院的肝硬化患者134例;对照组纳入268例健康体检者,分别采集空腹血液样本并测定血清中TNFα、CHE、P物质、NO和ADM的值,对2组有高血压病患者的患病率以及上述指标进行比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肝硬化患者的高血压病的患病率为18.66%(25/134),低于普通人群的患病率30.97%(83/268)。肝硬化伴高血压组的血清TNFα、P物质、NO、ADM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有高血压病患者(t=25.464、16.649、19.772、13.835,P值均<0.05),而血清CHE水平肝硬化伴高血压组低于对照组有高血压病患者(t=-50.257,P<0.05)。结论肝硬化患者高血压病的患病率低于普通人群,肝硬化的患者高血压患病率低可能与肝硬化患者扩血管因素如血清中升高的P物质、NO、ADM增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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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内胆管结石外科治疗的再认识
肝内胆管结石系原发性胆管结石范畴,尽管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因地区不同仍有差别。早期肝内胆管结石采用微创外科技术施行肝切除术治疗是正确选择,应保护Oddi括约肌的功能;但对复杂性肝内胆管结石所致的终末期肝病的外科治疗仍存在诸多问题。应提倡多学科合作医疗模式,进行综合性治疗,并加强肝内胆管结石预防、病因和发病机制等研究,为治疗肝内胆管结石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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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免疫化疗对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观察门静脉免疫化疗对原发性肝癌切除后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住院的48例手术切除并行术后门静脉免疫化疗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同期未行门静脉免疫化疗的59例患者进行对比。计量资料的分析采用两样本资料的t检验,率的检验采用卡方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rer法计算平均生存时间,采用log-rank 检验分析不同组之间的差异性。将107例患者合并,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免疫化疗组和对照组的1、2、3年的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5%(42/48)和67.8%(40/59)(χ2=5.739,P=0.017)、52.1%(25/48)和32.2%(19/59)(χ2=4.320,P=0.038)、16.7%(8/48)和10.2%(6/59)(χ2=0.982,P=0.322),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32.4±2.3)个月和(24.7±2.3)个月(χ2=4.044,P=0.044)。合并门静脉癌栓者术后行门静脉免疫化疗其平均生存时间(12.4±1.3)个月,而未行门静脉免疫化疗者为(4.8±0.4)个月(χ2=15.535,P<0.001)。经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的分化程度、肿瘤的大小、肝功能分级、是否存在门静脉癌栓是影响肝细胞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是否采用门静脉免疫化疗对影响肝癌术后的复发时间有重要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门静脉免疫化疗可改善原发性肝癌切除后的无瘤生存率和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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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联合胆道镜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体会
目的:总结腹腔镜联合胆道镜微创手术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体会。方法分析2010年3月至2013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6例腹腔镜联合胆道镜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46例患者均成功在双镜联合下完成手术,治愈出院,无中转开腹病例,平均手术(100.0±20.2)min,平均住院(7.0±1.4)d,手术平均失血(77±21)ml。其中腹腔镜下留置T管引流41例,胆总管Ⅰ期缝合3例,经胆囊管插入胆道镜取石2例。术后均无残余结石、无胆漏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腹腔镜联合胆道镜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具有微创、安全、恢复快、患者满意度高的优点,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但须严格掌握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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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后-前三角解剖法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胆囊后-前三角联合解剖法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4月-2013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250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手术时间、出血量和手术并发症。结果246例手术成功,手术时间25~120 min,平均42 min。术中出血量5~80 ml,平均20 ml。其中2例各因合并胃癌和胆囊结肠瘘中转开腹手术,2例行腹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全组术后均无腹腔出血、胆漏及胆道狭窄等严重并发症。结论胆囊后-前三角解剖法有助于辨认Calot三角内的解剖结构,可有效减少术中出血和胆管损伤,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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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胆囊息肉样病变331例临床分析
目的:对胆囊息肉样病变(PLG)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手术切除指征。方法对2008年8月-2013年1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331例住院已经手术的PLG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331例手术病例中,肿瘤性息肉13例(3.9%),非肿瘤性息肉318例(96.2%);将肿瘤组与非肿瘤组的临床特征进行对比,发现性别(χ2=6.2,P=0.013)、年龄(≥40岁/<40岁)(χ2=3.90,P=0.048)、息肉大小(≥10 mm/<10 mm)(χ2=77.4,P<0.0001)、病灶数目(多发/单发)(χ2=6.2,P=0.013)、息肉基底宽度(≥6 mm/<6 mm)(χ2=111.8,P<0.0001)、是否合并胆囊结石(χ2=7.5,P=0.006)在2组间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症状是决定手术指征的一个单独因素,有症状即应手术。大多数胆囊息肉恶变率低,年龄≥40岁、直径≥10 mm的单发息肉、息肉基底宽≥6 mm、近期增大明显、息肉合并结石等肿瘤相关因素,也是胆囊切除的手术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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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n缺陷所致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43例分析
目的:分析Citrin缺陷所致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患儿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14年4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就诊43例NICCD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血串联质谱分析、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基因检测技术进行确诊,并结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分析。各指标比较采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t检验。结果大部分NICCD患儿黄疸出现早,有圆胖脸、肝大、生长发育迟缓。实验室检查提示所有患者胆红素、总胆汁酸、血乳酸、甲胎蛋白和降钙素原均升高,大部分患儿ALT、GGT和血氨升高,白蛋白和血糖降低,血脂和凝血功能异常,部分患儿有肝纤维化指标异常(20/24)和铜蓝蛋白低下(17/20)。32例患儿腹部B超提示有肝大,血串联质谱分析发现多数患儿甲硫氨酸、瓜氨酸、酪氨酸、苏氨酸及多种酰基肉碱增高,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发现20例患儿半乳糖、半乳糖醇升高,10例患儿4-羟基苯乳酸、4-羟基苯丙酮酸升高,6例未见异常。基因检测提示851del4、1638ins23和IVS6+5G>A突变,以851del4为主。经去乳糖、强化中链脂肪酸饮食、护肝、利胆等治疗,大部分患儿治疗2月各项指标恢复正常,2例患儿合并有肝硬化,7例患儿死亡。结论 NICCD患儿临床表现多样,对临床上高度怀疑NICCD患儿应尽早行血串联质谱、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基因检测,并尽早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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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21例SLC25A13基因突变致Citrin蛋白缺陷引发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南京地区新生儿特发性胆汁淤积症(INC)中 Citrin 蛋白缺陷导致的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的发病率、SLC25A13基因突变及临床特点。方法对2009年9月到2013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152例INC患儿进行SLC25A13基因突变分析。对确诊NICCD的患儿根据年龄及性别与INC患儿进行1∶2配对,比较两组之间的生化指标。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经Bonferroni校正后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152例INC患儿中经SLC25A13基因突变分析确诊为NICCD 21例(21/152,13.82%),5种突变类型分别为851_854del(27/42,64.29%)、IVS6+5 G→A (7/42,16.67%)、1638ins23(5/42,11.90%)、IVS11+1 G→A (2/42,4.76%)、Q259X (1/42,2.38%)。NICCD组ALT、AST、胆汁酸、白蛋白、空腹血糖、血氨、凝血酶原时间分别为(39.42±23.40)U/L、(124.85±92.65)U/L、(142.43±24.34)μmol/L、(30.66±2.70)g/L、(2.79±0.54)mmol/L、(117.57±27.88)μmol/L、(14.03±2.79)s;INC组ALT、AST、胆汁酸、白蛋白、空腹血糖、血氨、凝血酶原时间分别为(136.02±113.67) U/L、(226.12±129.26)U/L,(80.47±31.53)μmol/L、(36.87±4.96)g/L、(3.14±0.45)mmol/L、(76.43±20.80)μmol/L、(11.40±1.55)s。NICCD组 ALT、AST低于I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02,P=0.000;Z=-3.66,P=0.000);NICCD组胆汁酸高于I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58,P=0.000);NICCD组白蛋白、空腹血糖低于I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52,P=0.000;Z=-2.56,P=0.010);NICCD组血氨高于I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75,P=0.000);NICCD组凝血酶原时间较INC组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10,P=0.000)。结论 SLC25A13基因突变所致Citrin蛋白缺陷是南京地区INC的一种重要原因,其中常见的3种突变分别为851_854del、IVS6+5 G>A和1638_1660dup23,占所有SLC25A13等位基因变异的92.86%。重视临床分析及SLC25A13基因突变检测是明确诊断NICCD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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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切除术后发生原发性胆总管结石70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胆囊切除与原发性胆总管结石的关系以及原发性胆总管结石手术治疗模式。方法收集新安县人民医院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70例胆囊切除术后远期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进行了分析。结果70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中证实胆总管结石均为胆色素结石。术后并发症:切口感染8例,肺部感染5例,无胆漏、胆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均治愈出院。胆总管结石复发8例,分别于结石复发后2.5~4年再次手术,行胆总管切开取石加胆总管离断、Roux-Y 胆总管空肠吻合术治愈。结论胆囊切除术后远期发生的原发性胆总管结石,是一种老年疾病,它不是胆囊切除术后的远期并发症,胆囊切除若未发生胆道损伤,就不会增加原发性胆总管结石的发生率。原发性胆总管结石须手术治疗,对于胆总管扩张直径>2.5 cm者或复发病例,建议行开腹手术胆总管离断、Roux-Y 胆总管空肠吻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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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急性胆管炎患者的胆汁细菌培养及药敏分析
目的:调查不同程度急性胆管炎患者的胆汁细菌培养及药敏状况,为临床合理用药及预防提供数据指导。方法对2010年4月-2014年4月收治的230例急性胆管炎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VITEK2 Compact微生物仪对患者胆汁进行细菌种类鉴定及药物敏感性试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结果230例患者中172例患者胆汁培养存在细菌,阳性率为74.78%(172/230);共检出病原菌237株,其中革兰氏阳性菌135株,占56.96%,以肠球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革兰氏阴性菌96株,占40.51%,以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肺炎杆菌为主;真菌6株,占2.53%,以酵母菌为主。轻度胆管炎与重度胆管炎细菌感染率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χ2=4.58,P=0.028)。革兰氏阴性菌是轻、中度急性胆管炎的主要细菌类别,多重细菌感染是重度急性胆管炎细菌感染的主要形式。细菌对万古霉素、亚胺培南和阿米卡星等的敏感率较高。结论革兰氏阳性菌是急性胆管炎的主要病原菌,应早期介入治疗,及时病原菌检测及药敏试验,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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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茵利胆灵对豚鼠胆石症及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表达的影响
目的:研究金茵利胆灵对豚鼠胆囊容积和成石率与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表达的影响。方法取雌性豚鼠72只,随机分为6组,每组12只,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5组给予盐酸林可霉素皮下注射建立胆石症模型。治疗组分为4组给予阿司匹林,金茵利胆灵高、中、低剂量药液灌喂,末次给药后1 h,切除胆囊测量胆囊容积,计算每组动物的胆囊内成石率。将胆囊组织进行HE染色后行显微镜观察,并行免疫组化观察阳性细胞。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用LSD-t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两组间比较调整检验水准进行比较;等级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模型组成石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金茵利胆灵高剂量组成石率较其他组降低。模型组胆囊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炎性改变明显;各药物治疗组中金茵高剂量组炎性改变轻。模型组胆囊容积增加明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造模效果较好;金茵利胆灵高剂量组胆囊容积相对小,金茵利胆灵中剂量组和阿司匹林组胆囊容积相对略小,与模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模型组胆囊黏膜TGR5阳性表达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金茵利胆灵高剂量组黏膜TGR5阳性表达较弱,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TGR5在胆石症豚鼠胆囊黏膜的表达显著增强。金茵利胆灵可以降低胆石症豚鼠胆囊黏膜TGR5阳性表达率,可减轻胆囊炎症,减少胆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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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阻性黄疸和胆囊结石患者血小板活化依赖性颗粒表面膜蛋白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
目的:探讨梗阻性黄疸和胆囊结石患者血小板活化依赖性表面膜蛋白(CD62p)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方法选取2010年4月-2013年10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胆石症患者108例。其中58例胆总管结石并有黄疸患者为梗阻性黄疸组,50例胆囊结石患者为胆囊结石组。2组患者分别于术前3 d、术中、术后3、6、9、12、15、18、21 d抽取外周静脉血,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CD62P含量。2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梗阻性黄疸患者术前3 d至术后18 d血浆CD62P浓度均高于同期胆囊结石患者(P值均<0.01)。胆囊结石患者血浆CD62P术中、术后进行性升高,术后3 d高,术后9 d降至术前水平。梗阻性黄疸患者血浆CD62P浓度术后9 d达高,然后进行性下降,至术后18 d达术前水平,术后21 d达胆囊结石患者术前水平。结论胆道梗阻可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血小板活化,梗阻解除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血小板活化改善。梗阻性黄疸手术较胆囊结石手术可致较重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血小板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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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胆道感染诱发肝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急性胆道感染过程中是否存在肝细胞凋亡,并探讨肝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方法30只实验大鼠适应喂养7d后随机分为5组,每组6只,其中1组为对照组,余下4组为实验组。实验组通过胆总管注入大肠埃希菌,建立急性胆道感染模型,并于注入大肠埃希菌6、12、24及48 h后处死。对照组动物胆总管内注入1 ml 生理盐水,6 h后处死。取各组肝组织,制作切片。HE染色,光镜下观察;Tunnel染色,计数调亡肝细胞,免疫组织化学试验检测bcl-2及Bax的表达,各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及Dunnett′s T3法。结果对照组肝组织无明显病理变化,而实验组各组可见肝细胞凋亡改变。各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Tunnel染色阳性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4及48 h组Tunnel染色阳性表达较12 h组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实验组间Bax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实验组间随着时间延长表现出增多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Bcl-2在对照组和6及12 h实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随着时间的延长,24及48 h组与12 h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性胆道感染后肝细胞在短时间内即会出现细胞凋亡,并且贯穿于急性胆道感染始终,基因层面表现为Bax表达增强,Bcl-2表达减弱。Bax与Bcl-2等凋亡相关基因表达的改变与肝细胞凋亡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肝细胞凋亡可能与Bax与Bcl-2等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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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经皮经肝穿刺胆管引流术后不同营养支持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营养方式对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经皮经肝穿刺胆管引流术(PTCD)后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医院2009年1月-2013年3月收治的50例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根据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2组,每组各25例。A组患者PTCD术后接受肠内营养支持,B组患者PTCD术后接受全静脉营养支持,分别于术前1 d、术后7 d比较两组患者的退黄效果、营养状况以及机体免疫功能的变化。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50例接受PTCD术患者中39例引流效果理想,占78%,11例患者引流效果欠佳,占22%,其中A组5例(10%),B组6例(12%)。两种营养支持方法治疗后其营养指标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A组与B组治疗后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PTCD以及营养支持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免疫功能均得到提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A组与B组之间的免疫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例患者经过PTCD术后退黄效果不明显,这部分患者的虽然也接受相同方案的营养支持治疗,其免疫能力的提升幅度较术后退黄效果好的患者小(P均<0.05)。结论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退黄效果与PTCD术密切相关,与何种途径的营养方式关系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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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理念在肝硬化伴胆道结石患者围手术期应用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探讨快速康复外科(FTS )理念应用于胆道结石手术伴有肝硬化患者围手术期的优越性和安全性。方法选择2011年1月-2013年9月成都军区总医院收治的52例胆道结石伴肝硬化手术治疗患者,随机分为FTS 组30例和对照组22例。FTS组采用FTS理念指导下的围手术期处理措施。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围手术期处理措施,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术后肠道恢复通气时间、术后住院日、总住院金额、术后并发症情况。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与对照组比较,FTS组术后肠道通气恢复时间[(22.84±10.78)h vs (27.90±14.22)h](t=2.239,P=0.045)和术后住院日[(10.64±5.23)d vs (11.87±5.08)d](t=4.246,P=0.038)明显缩短,总住院金额[(3.84±2.61)万元vs(3.95±2.63)万元](t=3.045, P=0.033)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并发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FTS理念应用于胆道结石伴肝硬化患者的围手术期是安全有效的,在不增加手术风险前提下,可加速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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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应用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后,可通过长期自行注射低剂量干扰素抑制HCV复发
【据《Hepatol Res》2014年6月报道】题: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应用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后,可通过长期自行注射低剂量干扰素抑制HCV复发(作者Takashima T等)
慢性丙型肝炎的推荐治疗方案是应用长效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然而,1b 型和高病毒载量的患者应用长效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的持续病毒应答率约为50%。来自日本兵库县医学院的Takashima T 等比较了丙型肝炎患者应用长效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及自行注射小剂量天然型α-干扰素的疗效和副作用,这项前瞻性、多中心、开放性的研究在12个日本机构中开展。 -
咖啡、酒精及其他饮品与肝硬化病死率之间的关联--新加坡华人健康调查
【据《Hepatology》2014年8月报道】题:咖啡、酒精及其他饮品与肝硬化病死率之间的关联--新加坡华人健康调查(作者Goh GB等)
目前,一些有限的实验性或流行病学的数据证实咖啡可能会减少慢性肝病肝损伤。一项1993-1998年基于新加坡地区63275例中老年华人受试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试图评价咖啡及其他饮品同肝硬化患者死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这项研究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对受试者的饮食、生活方式及疾病史进行调查。在研究队列中,通过与全国死亡注册表的连锁分析确定肝硬化病死率,平均随访14.7年后,114例患者死于肝硬化,33例为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硬化(29%),2例为丙型肝炎相关性肝硬化(2%),14例为酒精相关性肝硬化(12%)。结果显示,与不饮酒者相比,每日饮酒者肝硬化病死率与饮酒量之间呈明显的剂量正相关;而与之相反,在非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肝硬化患者中,其病死率与咖啡摄入量之间呈负相关(P=0.014)。与不喝咖啡的患者相比,每日饮用咖啡2杯或两倍以上者可使死亡风险降低66%(HR=0.34,95% CI:0.14~0.81),然而,在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硬化患者中,咖啡摄入量与病死率之间无明显的相关性。咖啡因的摄取量与非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病死率之间的负相关与研究对象饮用咖啡量进行校正后无统计学意义,红茶、绿茶、果汁及其他软性饮料(酒精含量低于0.5%)的饮用与肝硬化死亡风险之间不具有相关性。这一研究证实在非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肝硬化患者中,咖啡在降低病死率方面有保护性作用,这将进一步推动咖啡在肝硬化患者中作为潜在的治疗手段相关研究的开展。 -
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应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与提高腹水患者生存率相关
【据《Gut》2014年10月报道】题: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应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与提高腹水患者生存率相关(作者Leithead JA等)
近有数据表明,在等待肝移植患者中,应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NSBB)与增加肝硬化及难治性腹水患者死亡率相关。而其他一些证据表明,NSBB 可通过减少细菌异位从而使肝硬化及难治性腹水患者获益。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Leithead JA 等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明确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应用NSBB 是否为终末期慢性肝病及腹水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
自身免疫性肝炎中调节性T细胞与治疗反应有关并可被现有治疗耗竭
【据《J Hepatol》2014年6月报道】题:自身免疫性肝炎中调节性T细胞与治疗反应有关并可被现有治疗耗竭(作者Taubert R等)
自身免疫性肝炎是一种通常需要终生免疫抑制治疗的慢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发病机制及慢性化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近关于血液中调节性T细胞的不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被讨论。目前对未治疗的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靶器官上的研究被单参数分析所局限。来自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Taubert R等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1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治疗前(45例)和治疗中(31例)应用同时多色免疫荧光法所得的定量的肝脏浸润性T细胞、B细胞及调节性T细胞的模式。结果显示,对于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诊断时肝内CD4+细胞远超过CD8+细胞,但是随着疾病活动度的增加,CD4+/CD8+比值接近于1,尽管血液中调节性T细胞无明显变化,但在未经治疗的1型自身免疫型肝炎患者肝内,效应性T细胞丰富了调节性T细胞,同时调节性T细胞与效应性T细胞有恒定的比率,更重要的是,主要应用类固醇及硫唑嘌呤达到免疫抑制的患者会导致肝内调节性T细胞不相称的损失,到达生化缓解的患者相对于没有达到生化缓解的患者有更高的调节性T细胞/效应性T细胞及调节性T细胞/B细胞比率,调节性T细胞的体外增殖相对于效应性T细胞的扩增似乎被强的松抑制的程度更明显,进一步的说,门静脉B细胞与血清IgG水平关联提示了肝内内源性IgG产量。此项研究表明在未治疗的1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中,肝内调节性T细胞是相当丰富的,而不是缺乏,治疗中肝内调节性T细胞不相称的减少可能解释了不连续的免疫抑制后的高复发率,因此将来治疗增加肝内免疫调节可能更适合自身免疫性肝炎的长期控制。
年 | 期数 |
2019 | 01 02 |
2018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0 | 01 02 03 04 05 06 |
2009 | 01 02 03 04 05 06 |
2008 | 01 02 03 04 05 06 |
2007 | 01 02 03 04 05 06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
2001 | 01 02 03 04 |
2000 | 01 02 03 04 |
1999 | 01 02 03 04 |
1998 | 01 02 03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