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
Basic & Clinical Medicine 기초의학여림상
- 主管单位: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 主办单位: 北京生理科学会
- 影响因子: 0.66
- 审稿时间: 1-3个月
- 国际刊号: 82-358
- 国内刊号: 1001-6325
- 论文标题 期刊级别 审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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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及脂质过氧化物的变化
用黄嘌呤氧化法及硫代巴比妥酸反应产物比色法分别对120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脂质过氧化物(LPO)含量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SOD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LPO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其中单纯湿热内蕴型或兼胃虚弱型或兼脾虚气滞血瘀型或兼阴虚气滞血瘀型血清SOD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而血清LPO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结果提示:以湿热内蕴型为主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清除氧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的SOD降低,而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的LPO升高。当伴有虚证时,尤以脾胃虚弱型或脾虚气滞血瘀型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SOD含量明显降低和LPO含量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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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表皮淋巴细胞培养体系中IL-10表达在诱导免疫抑制中的作用
在前期对混合皮肤移植诱导局部耐受的免疫学机理研究中,我们发现将自体角朊细胞引入已建立的MELC体系可以诱导免疫抑制。平行工作也证实自体角朊细胞的引入可以使体系内的细胞因子格局发生从Th1向Th2的转变。我们用针对IL-10的单抗对自体角朊细胞在MELC体系中所诱导的免疫抑制进行封闭,以证实IL-10在角朊细胞所诱导的免疫抑制中的作用。进而我们将混合培养体系中的各细胞组份分离,证实在MELC体系中IL-10 mRNA主要来源于自体角朊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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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F诱导MnSOD表达减轻RAW264.7细胞氧化损伤
为探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对单核巨噬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以富含M-CSF的小鼠L929细胞条件培养液(L929-CM)作为M-CSF来源,以小鼠巨噬细胞系RAW264.7为模型,从形态学上观察了M-CSF对叔丁基氢过氧化物(tbOOH)引起的RAW264.7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并采用酶活性测定、TR-PCR等方法,研究了M-CSF对RAW264.7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及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M-CSF可以减轻tbOOH对RAW264.7细胞的氧化损伤;M-CSF可以提高细胞总SOD活性;M-CSF还可增强RAW264.7细胞MnSOD mRNA的表达,且这一诱导作用可被放线菌素D(actinomycin D)阻断。提示M-CSF可通过诱导细胞MnSOD表达而减轻RAW264.7细胞的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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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增强血白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
用免疫萤光流式细胞仪检测同型半胱氨酸是否改变体外健康人血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表面粘附分子CD11b,CD18,CD14 和L-选择素(L-selectin)的表达。结果显示:同型半胱氨酸在低浓度20 μmol/L时明显增加CD11b和CD18 在各种白细胞表面的表达,同时也增加了CD14在单核及中性粒细胞的表达。这种作用随同型半胱氨酸浓度升高而增强,但当浓度升至等于或大于1 mmol/L时,各种粘附分子的表达反而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使各种细胞类型表面L-selectin降低。此结果表明同型半胱氨酸可改变白细胞表面粘附分子的表达,可能在体内通过此途经导致白细胞粘附并游出血管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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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大鼠血管糖基化终产物含量与其受体和ICAM-1表达的关系
探讨糖尿病大鼠血管组织糖基化终产物(AGEs)含量与其受体(RAGE)和细胞间粘附因子-1(ICAM-1)表达的关系。复制糖尿病大鼠模型,采用荧光法、RT-PCR及原位杂交方法检测主动脉及心肌组织的AGEs含量以及RAGE和ICAM-1基因的表达。发现糖尿病大鼠主动脉和心肌组织AGEs含量升高(P<0.01);RAGE和ICAM-1基因表达增强(P<0.05~0.01);AGEs含量与RAGE及ICAM-1呈明显正相关(P<0.01);氨基胍治疗可缓解上述指标的变化。提示AGEs可诱导RAGE和ICAM-1的表达。推测AGEs -RAGE相互作用是引起糖尿病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和损伤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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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髓质素对肾小管间质损伤的保护作用
为探讨肾上腺髓质素(ADM)在肾小管间质病变中的作用,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了26例合并小管间质病变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病人血浆ADM水平,并在培养的人近曲肾小管上皮细胞系(HK-2)观察了ADM对胶原合成和分泌的影响。结果表明,小管间质轻度病变组和重度病变组血浆ADM水平较对照组分别增加了1.2倍和2.2倍(P<0.01),其中间质重度病变组较轻度病变组血浆ADM水平高出0.5倍(P<0.01);ADM对静止的HK-2细胞胶原合成和分泌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抑制TGF-β1刺激的胶原合成和分泌(P<0.01)。提示合并小管间质病变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病人血浆ADM水平升高,可能为一种代偿性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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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睾丸精子发生中差异表达基因RSD5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为了分离、克隆精子发生相关基因,深入了解精子发生的分子机理,本文以大鼠睾丸曲细精管显微分离结合DDRT-PCR的方法,所得的不同区段中差异表达的EST(expressed sequence tag)筛选大鼠睾丸cDNA文库,获得一个新的cDNA序列-RSD5。RSD5 cDNA全长1556bp,编码176个氨基酸,GenBank接收号为AF146738。RSD5基因编码蛋白序列含有一个PEST基序,这是蛋白质快速降解的标志。Northern blot 分析结果显示,RSD5在睾丸组织和脑组织表达量较高,且在不同发育天龄的睾丸组织中具有显著的表达差异性。RSD5基因的表达特征及其编码蛋白的PEST基序提示RSD5蛋白可能在精子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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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寡聚脱氧核苷酸抑制卵巢癌细胞株SKOV3/mdr1中MDR1基因的表达
多药耐药基因(MDR1)编码的P-糖蛋白(Pgp,P-170)是导致卵巢癌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将针对MDR1基因的硫代反义寡聚脱氧核苷酸导入卵巢癌耐药细胞株SKOV3/mdr1,观察其对该细胞株P170表达的影响。反义寡聚脱氧核苷酸(MDR1-AS)通过阳离子脂质体介导或单纯转染的方式导入SKOV3/mdr1细胞,将正义寡聚脱氧核苷酸(MDR1-S)同样导入细胞为对照。经以脂质体介导的1.6μmol/L MDR1-AS转染后,Pgp阳性的细胞百分数从100%降至48.7%,经过16和10μmol/L两个浓度的单纯MDR1-AS转染后,Pgp阳性细胞的百分数也从100%分别降至52.6%和86.7%。同时,利用RT-PCR检测了MDR1 mRNA水平的变化,以β-actin作为内对照,发现MDR1 mRNA水平在MDR1-AS转染后降至内对照的60%左右,而用MDR1-S转染的细胞与SKOV3/mdr1细胞比无明显变化。所以导入MDR1基因硫代反义寡聚脱氧核苷酸可以部分抑制SKOV3/mdr1细胞中MDR1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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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鳞状细胞癌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的检测
为探讨MTS1/p16基因在喉癌中纯合子缺失情况及其与喉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本研究用比较PCR技术对59例喉鳞状细胞癌(LSCC) 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进行检测。剔除3例不可比样本,9/56 LSCC有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缺失率为16.07%。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与LSCC病理分级无关;LSCC晚期(Ⅲ~Ⅳ期)的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率(36.84%)明显高于早期(Ⅰ~Ⅱ期)肿瘤(5.41%),P<0.01,显示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与LSCC的自然病程有关。认为MTS1/p16基因纯合子缺失是LSCC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之一,可能与LSCC的恶性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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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导反向6A8α-甘露糖苷酶cDNA对抗Fas抗体诱导Jurkat细胞凋亡的影响
用梯形DNA电泳与Gimsa染色研究人T细胞瘤细胞株Jurkat在转导编码人6A8 α-甘露糖苷酶基因的反向cDNA后,对抗Fas 抗体诱导凋亡敏感性的变化,并用间接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面Fas分子的表达。结果表明,抗Fas抗体诱导细胞24h后,野生型及转导空载载体的Jurkat细胞出现明显的梯形DNA,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但转导反向6A8 cDNA的细胞未见明显的梯形DNA。Gimsa染色结果显示转导反向6A8 cDNA的Jurkat细胞中凋亡细胞数明显减少,而转导空载载体则无影响。Jurkat细胞为Fas(CD95, Apo-1)全阳性细胞,转导反向6A8 cDNA或空载载体对Fas表达阳性率与Fas表达强度无明显影响。以上结果提示,转导编码6A8α-甘露糖苷酶基因的反向cDNA使人T细胞株Jurkat对抗人Fas抗体诱导的凋亡作用产生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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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红细胞膜脂肪酸成分改变与胰岛素抵抗
我们采用高效液相色谱(PHLC)和荧光偏振技术测定了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病人红细胞膜脂肪酸成分和膜微粘度,并分析了脂肪酸成分、膜流动性和胰岛素敏感指数(ISI)与冠心病发生的关系。结果表明糖尿病人红细胞膜花生四烯酸(AA,C20:4)含量及组成明显低于对照组,而伴冠心病组AA含量又低于单纯糖尿病组,且其总脂肪酸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病人膜微粘度明显高于对照,而冠心病组又明显高于单纯糖尿病组。糖尿病人红细胞膜AA含量与膜微粘度呈负相关,与ISI呈正相关,膜微粘度与ISI呈负相关。AA含量,微粘度和ISI均与冠心病的发生有关。提示糖尿病人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与其脂肪酸代谢紊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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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穿刺伤灶愈合过程中大胶质细胞的变化
作者采用免疫组化、免疫荧光染色、流式细胞计数等方法研究脑穿刺损伤灶愈合过程中伤灶组织中大胶质细胞的形态和比例的变化及其规律,阐明大胶质细胞在脑损伤后胶质瘢痕增生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脑穿刺损伤后, 大量的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FAP)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细胞聚集在伤灶周围,呈典型的反应性胶质化改变;流式细胞计数结果证实,GFAP阳性细胞比例显著增高,在伤后2w达高峰,为46%;半乳糖脑苷脂(GC)阳性细胞的形态与比例无明显变化。作者提出,星形胶质细胞是胶质瘢痕中增生的主要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一种反应活跃的细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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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经营养因子3基因的分子克隆、表达及其产物的生物活性鉴定
以正常中国人血淋巴细胞染色体DNA为模板,PCR扩增出神经营养因子3(NT3)编码基因。将所得基因片段重组于M13噬菌体载体,筛选得到含中国人NT3基因的克隆。采用单链末端终止法测出其全部的核苷酸序列,该序列与国外文献所报道的完全一致。将NT3编码基因亚克隆于杆状病毒表达载体,以在大肠杆菌内转座后的重组Bacmid大分子DNA转染悬浮培养的昆虫细胞后,在培养上清中检测到大量成熟型的NT3,后者对人神经母细胞瘤SH-SY5Y-T3具有较强的促进神经突起生长的作用,其生物学效应可被抗人NT3多克隆抗体所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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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谷氨酸钠摄入对小鼠血糖及胰岛素水平的影响
谷氨酸(L-Glutamate,Glu)经胰岛β细胞表面Glu受体(AMPA亚型)加强葡萄糖的促胰岛素分泌作用已为实验证实[1]。由于高剂量Glu摄入经由Glu受体可以破坏中枢神经细胞,那么,过量Glu摄入是否会损伤胰岛β细胞,未见任何报道。籍此,本文探讨了Glu对小鼠胰岛的可能毒性作用。1 材料和方法 雄性昆明种小鼠,体重24~25g(购自首都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普通饲料饲养,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低(LDG)及高(HDG)剂量组,饮水中含Glu.Na 2g/L及20g/L,饲养7周。停止Glu.Na摄入2周后,空腹(14h)断头采血。不抗凝,4℃放置4h后2000r/min离心10min制备血清。同时测定血清葡萄浓度、血清胰岛素和C肽水平。 葡萄糖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试剂盒北京化工厂生产。胰岛素和C肽放射免疫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数据分析:各实验数据均以x—±s表示,选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作显著性检验。2 结果 在高剂量组,血糖异常者占75%。血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这些小鼠血浆胰岛素、C肽水平也降低。低剂量组上述指标无明显变化,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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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酮对大鼠离体膀胱逼尿肌收缩活动的影响
压力性尿失禁多见于女性,患者在妊娠期、月经周期的黄体期和使用黄体酮替代治疗期症状加重。动物实验也证实,使用黄体酮能够增加雌性兔逼尿肌对拟副交感神经药的敏感性;雌二醇可降低大鼠离体逼尿肌条的收缩波平均振幅[1];同时使用雌二醇和黄体酮处理非妊娠雌性大鼠,来自处理组大鼠的离体逼尿肌对电刺激的反应性与对照组比无显著差异,然而单独使用雌二醇处理大鼠却能显著降低处理组大鼠离体逼尿肌对电刺激的反应性。表明黄体酮对膀胱逼尿肌可能具有兴奋作用,也表明黄体酮可能拮抗雌二醇的抑制作用。本文取雌性大鼠膀胱体纵行肌条,观察黄体酮对离体肌条收缩活动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1 材料和方法1.1 健康雌性Wistar大鼠,体重200~250g,实验前禁食24h,饮水不限。猛击其头部致昏后,迅速取出膀胱,切取纵行肌条(8mm×2mm),将肌条置于盛有5mL 37℃ Krebs液的恒温灌流肌槽中,持续供给混合气体,记录肌条的等张收缩活动。1.2 黄体酮(Sigma公司),用丙二醇溶解,终浓度分别为10-5mol/L、5×10-5mol/L和2.5×10-4mol/L;六烃季胺(Sigma公司)、消炎痛(江苏太仓制药厂)、阿托品(江苏盐城制药厂)、和心得安(北京第二制药厂)的浓度为10-5mol/L;酚妥拉明(北京第十三制药厂)的浓度为10-6mol/L;N-硝基-L-精氨酸(L-NNA,Sigma公司)的浓度为10-4mol/L。1.3 以给药前3min肌条的张力和收缩波平均振幅为对照值,加入不同浓度黄体酮第2、3、4min的值为效应值,用变化百分数表示[变化百分数=(效应值-对照值)÷对照值×100%]。收缩频率则计算加药前后每分钟的收缩次数。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作t显著性检验。2 结果2.1 黄体酮对逼尿肌条的作用:黄体酮增高肌条收缩张力,但减小收缩波平均振幅见表1,对肌条的收缩频率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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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降压片和西拉普利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
血管内皮功能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表明高血压时血管内皮功能受到损害。本文旨在通过细胞培养的方法研究和比较目前临床常用的两种抗高血压药物复方降压片和西拉普利对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1 材料和方法1.1 材料1.1.1 脐带取自协和医院产科病房。1.1.2 M-199、胎牛血清、胰酶、L-谷氨酰胺为GIBCO公司产品;ECGF、Hepes为Boehringer Mannheim公司产品;I型胶原酶为Sigma公司产品。氢氯噻嗪纯品由常州制药厂提供,西拉普利由罗氏药厂惠赠。TNF由邦定公司提供,AngⅡ为Sigma公司产品。1.2 方法1.2.1 内皮细胞培养:按鄂征的“组织培养技术”中的方法[1]进行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原代培养。24~36h换液,4~6d细胞铺满瓶底,用胰酶消化传代,1~3代细胞用于实验。1.2.2 将细胞传入96孔板中,待细胞贴壁生长后,用M-199洗两次,加入含有刺激剂及药物的培养基。TNF用量为500u/mL。西拉普利(C),利血平(R),氢氯噻嗪(H)的浓度均为1×10-6。分组:空白组:TNF组;TNF+C;TNF+R;TNF+H;TNF+R+H。作用24h后吸取上清测定NO2-/NO3-、内皮素-1含量,样本数n=8。1.2.3 一氧化氮测定:Griess法。采用解放军总医院提供的一氧化氮检测药盒。1.2.4 内皮素-1测定:放免法。采用解放军总医院提供的内皮素-1检测药盒。1.2.5 结果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结果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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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物质在佐剂性关节炎发病中的作用
佐剂性关节炎(AA)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动物模型。P物质(SP)是发现早的一种神经肽,广泛分布于外周及中枢神经系统中。有人报道P物质在外周及体外细胞培养条件下可增强免疫功能。本实验对佐剂性关节炎发病过程中P物质的可能调节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1 材料与方法 选用体重约200克左右的Wistar雄性大鼠,将0.1mL完全弗式佐剂(CFA,内含死结核杆菌1.0mg/mL)皮内注射于右后肢足垫内,观察AA发病情况。将雷公藤多甙片用1%的甲基纤维素配制成3g/L的混悬液,将发病动物于免疫后17d开始连续口服雷公藤多甙10mg/kg,每日1次,共10d,观察雷公藤多甙对AA的治疗效果;通过淋巴细胞转化实验反映细胞免疫功能。对中枢P物质进行放射免疫测定。实验数据以均值±标准差(x—±s)表达,用t检验作统计学处理。2 结果 以CFA皮内注射到大鼠右后肢足垫内,至免疫后第15d,按炎症情况分级,对侧即左后肢发生炎症者占总数的37.5%,严重者占22.5%。严重者(Ⅲ,Ⅳ级)左后踝周径为3.49±0.18cm,显著高于左后肢未发生炎症者2.40±0.02cm(P<0.001)。左后肢炎症自CFA免疫后第28d开始消褪,自45d左右痊愈。Ⅰ-Ⅱ级炎症关节可完全恢复正常,Ⅲ-Ⅳ级炎症关节大多仍僵直。结果说明佐剂性关节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可以由注射CFA诱导出来。注射侧即右后肢炎症持续三个月仍存在。CFA注射组的体重增加20.2±2.3g,明显低于对照组不完全弗氏佐剂(IFA)注射组55.1±5.7 g (P<0.01)。 在此期间给雷公藤多甙组体重增加23.1±3.8 g,明显高于对照组6.6±2.2g(P<0.01)。 免疫对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于免疫后当天,第6、25、51d进行淋巴细胞转化实验,测定counts/min值。结果表明,CFA免疫可以增加机体免疫功能,且对免疫功能影影响较持久(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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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的豚鼠皮肤单纯疱疹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为建立简易皮肤单纯疱疹动物模型,我们用1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经皮下注射感染豚鼠背部,并用病毒分离和PCR方法检测感染局部组织HSV-1增殖动态和DNA。结果发现在感染的第3d出现典型的单纯疱疹病变,至第14d疱疹痊愈;在感染的第2d HSV-1滴度高,以后逐渐下降,至第10d降至低水平,2周内均能检出HSV-1 DNA。用此模型研究喷昔洛韦对单纯疱疹的疗效。结果证实PCV能明显缩短疱疹的病程,且对HSV-1增殖有抑制作用。这些结果表明该模型是简易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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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体介导质粒转染角朊细胞的影响因素
探讨利用脂质体介导真核表达质粒转染体外培养的人角朊细胞的佳转染条件。体外分离培养正常人角朊细胞,培养至60%、70%、80%、90%及100%融合时,应用不同浓度的LipofectAMINE包被真核表达质粒pCMV*SPORT-β-gal,分别转染6、8、10、12及24h。细胞经转染后再培养48h,行β-半乳糖苷酶原位染色,镜下观察并计算阳性转染率。被转染的阳性细胞,可见质粒β-半乳糖苷酶基因的良好表达;当细胞融合率为80%、90%,以12.5μL/100μL的LipofectAMINE包被1.5μg/100μL的pCMV*SPORT-β-gal,转染时间为8 h的转染率高,可分别达到(31.35±1.35)%、(32.32±2.4)%。该实验说明LipofectAMINE可有效地介导真核表达质粒转染培养的人角朊细胞;转染率与细胞生长状态、脂质体包被质粒的浓度比例、及转染时间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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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征稿简则
《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是北京生理科学会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双月刊。主要刊登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病理生理学和实验病理学等以机能为主的基础医学研究论文、研究短文及属于相应学科的临床实验研究论文。论文应是没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的原始研究工作报告。每期还刊登一组约请有关专家撰写的专题综述,内容为前沿性的并密切联系临床实践的。此外还刊登新的实验技术方法、科研新闻、短评等。1 稿件要求:来稿一律寄编辑部收(附单位介绍信,请不要寄给个人)。稿件(包括图、表,或有少量照片)必须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为原件。另附一纸写明稿件联系人、详细通讯地址(含邮政编码、电话、传真或电子邮箱)、文章题目、主要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学位等),以建立作者信息库及便于联系。来稿需用计算机打印,每页约1000字(30行,每行约34字)。2 文章格式的规定:2.1 题名:应与内容相符,言简意赅,不超过20个汉字,不要副标题。2.2 首页下标注所受资助的基金项目及编号。 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9470325)2.3 作者:应是对文章作出贡献、能对内容负责的人,一般不超过7人。置于题目下行。2.4 工作单位:应写标准全称、所在城市及邮编。置于作者下行。 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005)2.5 摘要:以第三人称撰写,包括目的、方法、结果(主要数据)和结论4部分,用叙述形式而不用结构式。字数宜300字以内。5个以内的关键词,在关键词下标注中图分类号(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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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实体瘤患者应用健择加泰索帝联合治疗方案的Ⅰ期研究
作者所进行的Ⅰ期研究,其目的是为了确定每月给予固定剂量的泰索帝加健择治疗转移性实体瘤患者时,健择每周给药的大耐受剂量。 第一天始给转移性实体瘤患者泰索帝60mg/m2,每28天一周期;在第1,8,15天给予健择,并对治疗组中3~6名患者进行剂量调整,以及在大耐受剂量组中增加11名患者。 26名患者接受了85个周期的治疗,在第一个剂量水平,计划用健择800mg/m2,在第1,8,15天给药。6名患者中的2人在这种剂量水平治疗时出现了剂量限制性毒性,因此要求每次降低健择的用药量为600mg/m2,并在第8~18天给予氧氟沙星500mg每日2次口服。在第二个剂量水平,前3个患者未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且健择的剂量增至700mg/m2。6名患者中的2人,以健择700mg/m2剂量水平治疗时,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在健择(600mg/m2)推荐的二期剂量的研究中有11名新患者加入。在这一剂量水平下,出现了Ⅲ度(按照国际抗癌协会的通用毒性标准分度)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这在化疗周期中的发生率分别为12.5%和2.1%,Ⅲ、Ⅳ度的非血液毒性没有普遍性。7名可评价疗效的胰腺癌患者中,3人出现了显著的抗肿瘤疗效(达到部分缓解)。此外,在其它实体瘤中观察到2名患者达到完全缓解(一人患胃癌,另一人患卵巢癌),一名肝癌患者达到部分缓解。 综上所述,以第一天始给泰索帝60mg/m2,第1,8,15天给健择600mg/m2及第8~18天给氧氟沙星,每28天为一周期的治疗方案,对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治疗是安全的、能很好耐受的,并且是有效的方案。许建萍摘自Cancer 2000,88:18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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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鼠有助于研究人类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是一个复杂的病变。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它的相关作用基因和分子途径,但它表现为遗传倾向。人类的一些酒精中毒表现,例如对酒精的倾向性和敏感性,能制成动物模型。下面利用基因敲除鼠,对这两方面进行研究。 多巴胺神经递质是一种表现为对酒精和药物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已经知道五个酒精中毒受体基因,它们是酒精中毒基因的候选对象。实际上,关于D2多巴胺受体基因(DRD2)的一些连锁和相关分析,暗示这个高敏位点在人类酒精中毒基因中。Phillips等人研究D2受体敲除鼠,发现选择性给予它们永远或逐渐增加酒精浓度,其对酒精的倾向性和消耗能力比复合型和野生型鼠明显降低。通过对酒精自发运动采用调查敏感度,只有敲除鼠不能显示正常的运动抑制反应。因此,这表示D2受体影响了小鼠对酒精的敏感性和倾向性,至少C57BL/6J品系鼠是这样的。 Thiele等人调查了神经肽Y(NPY)的作用。它参与了包括摄食和相关行为的一系列活动,是一种神经调节子。NPY也影响了酒精中毒。通过对酒精敏感度逐渐增加品系鼠的连锁分析,发现了NPY区域在含有高酒精倾向的鼠脑中表达。Thiele发现了NPY缺陷鼠比野生鼠有明显高的酒精消耗性和倾向性;并且NPY基因敲除鼠显示了对酒精的镇定效果敏感性的降低。通过对NPY高敏度的表达,发现了高NPY水平导至了对酒精的倾向性和高的敏感性。这些数据表明在鼠系129/SV和C57BL/6J的杂交株中,酒精的倾向性和抗性与NPY在脑中的分布呈负相关。 对酒精的倾向性和敏感性的鼠基因的鉴定,不能够表明基因有效位点的自然突变决定人对酒精的不同反应。然而,鉴定涉及这些表型的代谢途径,终能发现更多有效的分子治疗方法,并且能鉴定对酒精中毒的高危个体。董学雨方福德搞自Mol. Med. Today 1999;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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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血管的治疗
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的定义为闭塞冠状动脉远端无前向造影剂通过(TIMI 0级)或仅有少量造影剂通过(TIMI 1级)。患者通常无症状,但在活动或其他引起心肌耗氧增加的情况下出现心绞痛,少数则以心功能不全为主要表现。关于这些患者的临床处理目前尚有争议。 1 慢性完全闭塞血管及病理特点 在行冠状动脉造影(CAG)检查的患者中,约5%~15%的患者可发现冠状动脉血管闭塞[1,2]。我院2500例CAG中共发现132例慢性完全闭塞血管,占4.5%。一般认为血管闭塞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称为慢性完全闭塞。这些闭塞血管病理基础不同于急性或亚急性闭塞,急性或亚急性闭塞多为斑块纤维帽破裂,急性血栓形成所致;而慢性闭塞则由于血栓渐渐机化,纤维化及钙化斑块形成所致。 2 慢性完全闭塞血管患者临床特点 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血管的临床表现受闭塞血管的大小、部位、闭塞血管区域有无存活心肌以及侧枝循环多少等因素的影响。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血管常常存在侧枝循环,尽管如此,侧枝循环血流仅为前向血流的10%左右。多数患者在静息状态下可依靠侧枝循环的血流来维持心肌的供氧,但在活动或其他引起心肌耗氧量增多的情况则不能增加心肌供氧,因而出现心绞痛。少数患者以心功能不全为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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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进展
血栓形成确认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基础后,80年代起再灌注治疗开创了急性心肌梗死(AMI)治疗的里程脾。多项临床试验证实静脉溶栓治疗显著降低了心肌梗死(MI)的死亡率,大大改善了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然而,静脉溶栓治疗仍有不足之处,如能接受溶栓治疗的患者仅1/3,血管再通率只有60%~80%,而实际上溶栓后梗死相关血管冠状动脉造影达TIMI 3级血流(即完全再灌注)的仅50%~55%,TIMI 2级血流(即部分再灌注)虽达再灌注标准,但并不降低死亡率,Anderson等报告90min梗死相关血管达TIMI 3级血流者30d死亡率才降低(3.7%),而部分再灌注TIMI 2级的死亡率和血管未灌注者一样(TIMI 2级和TIMI 0/l级的死亡率分别为7%和8%)[1]。溶栓治疗患者还要冒出血,特别是颅内出血的风险。 80年代初,Hartzler等首先报道直接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型术(PTCA)的机械再灌注代替药物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取得了良好效果[2],然而,对急性心肌梗死急诊PTCA治疗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经过大量随机临床对比研究,与药物静脉溶栓比较,直接PTCA在增加血管再通率,降低死亡率,减少再梗死及出血并发症方面确实优于溶栓治疗。AMI急诊PTCA近年来已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AMI时机械再灌注方法按其目的和进行时间分为直接、补救性、立即和延迟PTCA。1 直接PTCA 直接PTCA指急性心肌梗死不采用药物溶栓而直接进行PTCA。直接PTCA登记(The Primary Angioplasty registry,PAR)[3]包括6个中心,271例AMI,发病12h内行直接PTCA,成功率(达TIMI 3级血流及残余狭窄<50%)高达92%,死亡率4%,再梗死3%及卒中1%,效果相当满意。Weaver等[4]综合分析13项临床试验比较AMI溶栓和直接PTCA结果,出院时或30d直接PTCA降低死亡相对危险性34%,死亡+非致命性再梗42%以及非致命性再梗47%,绝对危险性分别降低21%,4.6%和24%。GUSTO-IIb[5]比较t-PA溶栓与直接PTCA治疗AMI的效果,AMI发病时间分别为18和19h,但开始治疗时间PTCA比溶栓延迟了50min。直接PTCA组TIMI 3级血流达80%,并显著降低了30d死亡率、再梗或非致命性卒中的发生率。但PTCA的益处随时间的延长而减少,6个月的死亡率两者无显著差异(PTCA为14.1%,t-PA为16.1%),非致命性再梗也无减少。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常规治疗死亡率高,平均为70%[6]。溶栓治疗未能明显降低死亡率[7]。近年报道机械性再灌注治疗降低心源性休克死亡率。1995年公布的一组251例心源性休克的前瞻性登记资料,急诊血管重建组和保守组死亡率分别为51%和85%[8]。1999年公布多中心随机研究休克结果,302例AMI伴心源性休克患者随机分为6h内血管重建(PTCA或冠状动脉搭桥术)和药物溶栓组,两组均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结果显示30d死亡率两组无差别,但6个月死亡率在早期血管重建组(50.3%)显著低于药物治疗组(63.1%,P<0.05)。30d早期直接PTCA成功者的死亡率(33%)显著低于不成功者(79%,P<0.01)。故对AMI合并心源性休克者提倡早期血管重建治疗。 直接PTCA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延长了再灌注时间,梗死相关血管病变复杂(夹层、痉挛或血栓),技术设备条件要求高,还需要一组能行直接PTCA的高技术。随时应召的队伍以及价格昂贵等。即使在美国,能实施每天24h行急诊PTCA的医院不到10%。目前推荐AMI首选直接PTCA的适应症是:①溶栓禁忌;②高龄(>70岁);③心功能Killip 3级及心源性休克;④既往MI史或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史;⑤梗死部位在左前降支(LAD)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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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及支架术后再狭窄
绝大部分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由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所致,很少一部分冠状动脉狭窄虽不严重,但合并痉挛仍可引起心绞痛或心肌梗塞。冠心病的治疗除了药物治疗及危险因素的控制方面近年来发展较快外,冠状动脉的血运重建治疗近二十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PTCA)已成为与药物、外科搭桥手术并驾齐驱的主要治疗手段。虽然PTCA治疗冠心病即刻临床效果满意,但术后血管再狭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治疗的终效果,并限制了PTCA的发展。近十年冠状动脉内支架的应用,显著降低了治疗时的急性缺血并发症,同时也使冠状动脉的再狭窄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支架植入后的冠状动脉再狭窄率仍超过20%。近年来许多新技术、新器械(如激光成形术、定向斑块切割术、斑块旋磨术等)应用于冠心病的介入治疗,虽然对扩大病变适应征有一定的帮助,但并不能降低治疗后的缺血并发症和血管再狭窄。PTCA术后尤其是支架术后的再狭窄问题已成为冠心病介入治疗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 1 冠状动脉再狭窄的机制 PTCA术即是用球囊牵伸血管壁的弹性成分,并撕裂血管壁和斑块的非弹性成分造成局灶的血管壁夹层,以达到增大血管腔的目的[1]。再狭窄就是增大的血管腔又见缩小,多数学者以随访冠状动脉造影血管狭窄>50%作为再狭窄的诊断标准,如果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出现心肌缺血事件,(主要为心绞痛复发,猝死和心肌梗死较少见),则称为临床再狭窄。球囊扩张后再狭窄的机制是多重的,包括术后早期的弹性回缩、内膜增殖和动脉重塑[2]。如果球囊扩张后能获得“支架类似”的效果,则再狭窄率很低;而大多数病变于球囊扩张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内膜撕裂,早期的弹性回缩比较明显,很难达到“支架类似”的效果。Benestent[3]和Stress[4]两项试验表明:与单纯球囊成形术相比,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后即可获得更大的血管腔面积,消除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弹性回缩,减少血管再狭窄。因此目前临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支架使用率已达到60%~80%。支架的植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术后再狭窄,但支架内亦可发生再狭窄,其机制具有自身的特点。1.1 支架内再狭窄的机制1.1.1 新生内膜增殖:支架植入减少了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弹性回缩,但却增加了血管内膜的增殖,血管内膜的过度增殖已被证实是导致支架植入后再狭窄的主要原因[5]。临床研究发现支架植入后60d,所有支架覆盖的部位显示明显的新生内膜层,新生内膜中含有巨噬细胞,但主要是由平滑肌细胞转型移动而来的梭形细胞构成,平滑肌细胞增殖并分泌出大量细胞基质造成了支架内的再狭窄。动物实验显示[6],支架植入部位的血管损伤程度与新生内膜的厚度成正相关。支架植入术后的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均与新生内膜的增殖有关。损伤与炎症是相互关联的过程,支架植入后的急性损伤反应和慢性牵拉的慢性炎症反应刺激内膜的增殖[7]。有人认为支架植入后血栓形成的几率及严重程度与支架内再狭窄密切相关,抗血小板及抗血栓制剂达到有效剂量时可降低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但是随机双盲的Eraser研究[8]却显示血小板GPIIb/IIIa受体拮抗剂Abciximab并不能降低支架内再狭窄。1.1.2 弹性回缩与组织的挤压:单纯球囊扩张后的再狭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弹性回缩;支架植入后支架的支撑力强弱不等,缠绕支架支撑力较弱,回缩较为明显,管状支架早期可以有少量的管腔丢失,慢性回缩现象不明显。1.1.3 再狭窄在术后第一个月和12个月以后很少见,支架内组织的积聚在6个月时达到高峰,此后新生内膜逐渐变薄,血管腔逐渐变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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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心肌血运重建术在晚期缺血性心脏病中的应用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使许多冠心病患者临床症状和预后改善,但这些方法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PTCA术后仍有25%~40%的再狭窄率,CABG仍有5%的围手术期病死率,而且这些方法仅适用于直径>2mm的病变血管。对于冠状动脉病变弥散、多支病变、小血管病变、慢性完全堵塞而不能重复手术或扩张的晚期冠心病患者,则难以奏效[1,2]。 近年来,随着激光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有数千例经药物治疗无效而又不适合行PTCA或CABG的晚期冠心患者接受了激光心肌血运重建术(TMR),即激光心肌打孔。利用激光进行心肌打孔的方法分为3类: 第一类是单纯的TMR。通过开胸直视或胸腔镜以CO2激光在心肌缺血区域制造许多贯穿心壁全层的孔道,使左室内的动脉血在收缩期流入缺血心肌内,并通过心肌大量的窦状隙-冠状动脉交通网向该区域供氧,以此来治疗冠心病[3,4]。TMR术虽能缓解心绞痛症状,增加心肌血液灌注[5],但其创伤性较大。对左前降支供应区缺血部位可以施行,而对左室后壁和下壁不甚方便。且围手术期并发症较多,围手术期病死率可达9%~12%,心脏病事件发生率达47.l%,非心脏病事件发生率达35.3%,一年病死率达23%,三年病死率达30%[6~13]。 第二类是CABG+TMR。完成CABG后,对供血仍不满意或未能搭桥的左室部位补充TMR。对不停跳行CABG者,同时作TMR。此时的TMR施术面积,依据CABG后仍然供血不足的区域估计;或选择有病变的冠状动脉末梢部位,行“预防性”TMR。每例患者打孔15~20个。此术即所谓“完全性心肌再血管化”。 第三类是经皮激光心肌打孔术(PMR)。PMR光导纤维经股动脉送入左心室,从心内膜向心外膜方向穿凿左室前、侧、后壁,但不能穿透,防止心包填塞。仅钬激光和准分子激光多次脉冲完成的打孔技术可以运用,激光探头为可控性多方向转动的光导纤维导管。通常以穿凿室壁2/3厚度为佳[14]。 1 历史性回顾 1933年,Wearns等[15]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心肌中存在海绵状窦状隙结构,相互联结成网络,其方式有:①动脉—窦状隙—心腔,②动脉—窦状隙—动脉,③动脉—窦状隙—静脉,④静脉—窦状隙—心腔,并认为这种结构对于维持爬行动物的心肌供血有重要意义。1935年, Beck[16]等应用大网膜、壁层心包和纵膈脂肪种植在心脏表面为心肌供血,效果不理想。1946年,Vineberg[17]移植内乳动脉于心肌,随访24年,结果满意,发现侧支循环形成需半年以上。1950年,Sen等[18]试图用针刺方法建立心肌内隧道,发现针刺孔道不久被纤维疤痕堵塞,失去供血作用。1957年,Massimo等[19]在心肌内植入“T”形管模拟窦状隙供血,也因机械刺激组织增生而使管道早期闭塞。60年代,由于CABG术的成功开展,有关恢复窦状隙供血的研究减少。1982年,Mirhoseini等[21]尝试采用CO2激光建立心肌心腔隧道。由于使用的激光能量较小、穿透力差,效果不理想。1988年,该技术作为CABG术的辅助方法用于临床。1991年Mirhoseini等[21]将CO2激光能量由80W增至800W,对跳动的心脏打孔,使心肌激光孔道的质量明显提高,但由于整套设备昂贵,仪器笨重,未能推广。同年,Crew等[22]设计并完成评价TMR效果的随机临床试验,肯定了该方法的疗效。1993年,Yano等[23]报道了运用波长2.1μm钬激光从内膜向心外膜的非贯穿性孔道仅需2W的能量,Jeevanon提出在光导纤维头端加装聚焦镜片,使输出能量集中从而产生光滑的孔道内壁,可大大减少激光热损伤和声学损伤。这些研究成果使TMR由PMR代替成为可能。1997年,Knoph等在阿根廷成功地为3例左室射血分数(LVEF)为40%、经常规治疗无效的冠心患者进行了PMR。随后美国和欧洲开始进行PMR随机临床试验,以评价该方法的安全性和疗效[24~26]。截止1999年3月为止,全球接受PMR治疗的病例总数已近5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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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内放射治疗防止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进展
再狭窄已经成为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广泛应用的大障碍,约40%~60%的患者在成功的完成PTCA术之后数月内发生再狭窄[1]。再狭窄的机制非常复杂,目前多认为包括以下几方面:术后血管弹性回缩;血管的重塑、平滑肌细胞迁移、增殖、细胞外基质形成新生内膜;局部血栓的形成与机化;许多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分泌参与再狭窄的过程[2,3]。针对再狭窄的发生机制,许多研究试图通过各种药物进行预防,包括肝素和血小板GPIIb-IIIa受体拮抗剂在内的所有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并未明显降低再狭窄率。支架置入术能够减少因血管回缩和血管重塑而发生的再狭窄率,但并不能影响内膜增殖所造成的血管狭窄,甚至支架本身会加剧血管成形术后靶血管内膜的过度增殖[4]。因此人们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治疗再狭窄。 尽管药物治疗并没有获得理想的试验结果,人们借鉴射线能够有效治疗一些增殖性病变如瘢痕组织以及一些良性肿瘤的经验,推测放射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由于细胞过度增殖和负性重塑过程所造成的再狭窄。目前动物和临床试验均证实无论β射线还是γ射线血管内照射治疗能有效的抑制损伤后内膜增殖反应降低再狭窄率。本文即对冠状动脉内放射治疗预防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研究现状及研究进展做回顾综述。 1 有关放射源的问题1.1 β射线和γ射线 现今用于临床的放射源包括β和γ射线,目前实验证实两者均能有效抑制细胞分裂,减少新生内膜的形成和降低再狭窄率[5]。γ射线起源于原子核的中央,能量在20 keV和2 MeV之间,对组织的穿透力强,吸收剂量受支架的影响较小,适合于线性源治疗大血管以及治疗支架内再狭窄。但对于病人和工作人员的防护则不利,同时γ射线照射时间长,医护人员需离开,使病人单独留在房间,因此不易为临床医生接受。目前以导管为基础的后装治疗系统能够准确定位,并且照射剂量能够人为控制,大大减少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相比之下β射线穿透力低,防护也较容易。由于其穿透性在几个毫米之内,支架同时会影响其吸收剂量。因此应用线性源对于大血管(直径大于4mm)的治疗往往不够,并需要居中装置。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说明β和γ射线哪一种是治疗好的放射源。1.2 放射性球囊和放射性导丝 血管内放射治疗γ射线常常采用线性源,因其有很好的组织穿透性,可以克服血管形态差异的影响。对于组织穿透性较差的β射线则需要居中装置以使得血管在各个方向获得均一的照射剂量。一些系统用来帮助完成血管内放射治疗,包括放射性导丝、放射性球囊和支架。这些装置只有节段性球囊和螺旋状球囊有居中的作用[6]。另外与放射性导丝相比,放射性液体充盈球囊本身可获得理想居中效果,即使在血管弯曲情况下球囊充盈也可获得均一的放射治疗。并且对血管壁放射治疗的剂量均一,并能根据放射性液体的体积较准确估计吸收剂量。球囊技术的不足在于球囊充盈时会影响血流,患者的耐受不好,但可以依据患者的症状进行反复的放射治疗。放射性液体充盈球囊大的危险在于球囊可能破裂造成病人的污染,但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小于0.1%。用于放射性球囊的放射源多为高能量的β射线,如32P、186Re和188Re等。然而亲骨和骨髓的核素如90Y则不适合,因为一旦发生球囊破裂会造成高放射吸收剂量。此外还可用133氙充盈球囊,同样面临球囊破裂造成污染的可能。1.3 放射性支架 放射性支架或支架包裹一层放射性核素,利用支架本身对血管壁的支撑作用,同时通过支架核素衰变释放射线,使增殖期平滑肌细胞接受持续的射线照射,以期更有效的抑制平滑肌的增殖和新生内膜的形成。放射性支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照射时间过长、照射范围和剂量受支架长度、支架膨胀对称性以及粥样斑块形态的影响,损伤长度超过支架范围可能引起支架两端发生再狭窄等。这些问题均影响放射性支架的应用,目前临床试验尚未证实放射性支架能降低再狭窄率。
年 | 期数 |
2019 | 01 02 03 |
2018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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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4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3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2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11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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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6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5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2004 | 01 02 03 04 05 06 |
2003 | 01 02 03 04 05 06 z1 |
2002 | 01 02 03 04 05 06 |
2001 | 01 02 03 04 05 06 z1 |
2000 | 01 02 03 04 05 06 |
1999 | 03 04 05 06 Z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