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broScan对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的疗效评价

目的：评价瞬时弹性扫描（FibroScan）动态监测恩替卡韦（ETV）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肝硬化过程中肝纤维化改善的作用。方法选择我院收治的CHB肝硬化患者352例，所有患者均接受ETV（初治患者或阿德福韦酯耐药患者0.5 mg/d，拉米夫定耐药患者1.0 mg/d）抗病毒治疗。进行定期随访，随访时间不短于3年。每3~6个月进行肝脏硬度测量（FibroScan）及生化学、病毒学指标检测，观察临床疗效。结果经过至少3年的抗病毒治疗，87.8%（309/352）的患者获得病毒学应答（HBV DNA<40 IU/ml），基线及治疗3年时肝脏硬度值分别为30.8（17.3，46.4）kPa和18.6（12.0，27.9）kP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9.7%（34/352）的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病毒学突破（HBV DNA高于治疗过程中低点1 log10 IU/ml以上），其肝脏硬度值、ALT和TBIL均显著高于基线水平（P<0.01）。结论 FibroScan在CHB肝硬化患者长期抗病毒过程中可动态监测肝纤维化的变化，FibroScan检测可作为肝脏活体组织检查可靠的替代方法。

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肝损伤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研究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患者肝损伤的临床特点。方法对33例成人HPS患者的病因、临床特点及实验室结果进行分析。结果33例中，病因与感染相关17例（51.5%），与非感染相关8例（24.2%），另有8例（24.2%）未找到原发病。16例死亡，病死率为48.5%。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肝损伤，突出表现为LDH和AST明显升高，ALB明显下降，TBIL升高以DBIL为主，并伴有不同程度的PA下降。但在死亡组和存活组间只有TBIL和P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BIL（307.3±182.2）μmol/L vs（137.0±153.7）μmol/L，P=0.013；PA（44.5±18.8）%vs（64.9±19.1）%，P=0.004]。结论肝损伤是HPS常见的器官损害，肝损伤程度可能与预后相关。

N-乙酰半胱氨酸治疗重症肝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目的：探讨作为转化医学“华丽转身”的典范---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cysteine, NAC）治疗重症肝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HBV感染引起的重症肝病266例，随机分为治疗组136例（其中肝硬化失代偿期87例，肝衰竭49例）和对照组130例（其中肝硬化失代偿期85例，肝衰竭45例）。对266例采取维护肝细胞膜稳定性及肝细胞膜修复（保肝）、抗病毒、合理应用抗生素、营养支持及输注新鲜血浆、全血或人血白蛋白等综合治疗措施，均未使用谷胱甘肽制剂。治疗组加用NAC（8 g，1次/d），治疗45 d为1个疗程。45 d后观察患者的肝功能、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评分、Child-Pugh评分及药物不良反应。结果2组症状均有所改善，治疗组治疗45 d后肝功能（部分或全部）等均明显改善，MELD及Child-Pugh评分均明显下降，且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无NAC严重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结论 NAC可明显改善重症肝病患者的各项肝功能指标，且无严重不良反应，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2种PCR试剂盒定量检测血清HBV DNA含量的比较

目的：探讨AMPLIPREP-COBAS TAQMAN法（罗氏COBAS法）和北京鑫诺美迪PCR-荧光探针“一管法”检测血清HBV DNA含量的性能差异。方法采用2种方法同步检测175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样本，并将黄疸、溶血和脂血标本作为干扰样本，分析2种方法的相关性、一致性和抗干扰性。取一已知定量为2.24×109 IU/ml的标本，用阴性血清做1+9（即1∶10）的稀释，并依次稀释至2.24×10 IU/ml，比较2种方法的线性范围和灵敏性的差异。结果175份均有数值的标本中，2种试剂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种试剂对黄疸、溶血和脂血标本的定量值影响不大。对于HBV DNA＞1.70×108 IU/ml的样本，罗氏COBAS法结果只显示＞1.70×108 IU/ml，而“一管法”无须稀释仍能准确定量；对于HBV DNA＜1.00×102 IU/ml的样本，“一管法”仅能检测到病毒，而罗氏COBAS法的稳定性和线性更好。结论 PCR-荧光探针“一管法”与进口罗氏COBAS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且省时、省力，价格低廉，适合在我国推广应用。

围手术期肝硬化患者肠外营养支持的意义

肠外营养对于肝硬化患者的围手术期康复起至关重要作用。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情况较差，进而影响术后恢复和手术切口愈合。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需要营养支持，特别对于术后不能经口进食的肝硬化患者，肠外营养成为维持生命的惟一能量来源。本文主要通过复习文献，总结肝硬化患者围手术期肠外营养支持治疗的特点，探讨是否可通过改变肠外营养的配比来减少营养的不必要丢失，为肝硬化患者的手术康复提供基础的能量支持方案。

抗HBV核苷酸类新药研究进展

近年开发了许多抗HBV核苷（酸）类新药，有些已经在国外上市，有些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与国内临床上应用的抗HBV核苷（酸）类药物相比，这些新药具有抗病毒作用强、耐药发生率低、患者耐受性好等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停药后易复发、随着疗程延长产生耐药的趋势增加等。本文对抗HBV核苷（酸）类新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使临床医生对核苷（酸）类新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HBV相关性肾炎的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

HBV相关性肾炎（HBV-associated glomerulonephritis, HBV-GN）是HBV慢性感染常见的肝外表现之一，主要表现为免疫复合物介导的肾小球疾病。这类患者情况特殊、病情复杂，通常须进行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故及时把握治疗时机以及正确选用抗病毒药物对HBV-GN治疗极为关键，但迄今为止仍无规范统一的治疗策略。本综述参考国内外新信息，对HBV-GN的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以及各抗病毒药物的疗效、安全性等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干扰素λ：慢性丙型肝炎治疗新方法

HCV感染与多种重要的肝脏疾病相关，经典的治疗方法为聚乙二醇干扰素（pegylated interferon, Peg-IFN）α联合利巴韦林。虽然此疗法在约60%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中可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及持久病毒学应答，但由于造血系统和神经细胞的不良反应而限制了其广泛应用。目前，一个新发现的IFN家族：Ⅲ型IFN，即IFN λ（包括IFN λ1、IFN λ2和IFNλ3），又称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29、IL-28A和IL-28B，在抗病毒治疗方面较Peg-IFNα有一定优势。基因组学研究也发现，IFNλ的基因多态性与慢性HCV感染治疗预后相关。本文主要对IFNλ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抗HCV治疗中的应用前景进行综述。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诊断现状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SBP）是肝硬化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虽然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和欧洲肝脏研究学会对SBP给出了明确定义，但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对SBP的诊断方法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就SBP的诊断现状予以概述。

T细胞在慢性乙型肝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慢性乙型肝炎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获得性适应性免疫应答在慢性HBV感染终结局的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T细胞在适应性免疫应答中起关键作用。本文对T细胞在慢性乙型肝炎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慢性丙型肝炎治疗进展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drugs, DAAs）第一代NS3/4A蛋白酶抑制剂的上市，源源不断DAAs新药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及DAAs新药的陆续上市，为丙型肝炎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个DAAs时代已经来到。WHO首次发布了丙型肝炎防治指南，美国及欧洲肝病学会在线也及时更新了慢性丙型肝炎治疗的推荐意见。本文对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进展及展望进行简述。

肝衰竭并发症治疗新进展

肝衰竭并发症复杂多样、变化多端，主要包括感染、出血、脑水肿、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及肝肺综合征等，是导致死亡直接和重要的因素。肝衰竭一旦合并以上任何一种或多种并发症，则易继发其他脏器损伤，其他脏器损伤又反过来加重肝脏的进一步损伤，形成“恶性循环”的病理进程，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极高，成为临床处理中的棘手问题。及时高效预防和治疗并发症是降低患者病死率，进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实现这一目标，尚须寻求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高效药物，全方位综合战略考虑，对临床医师和科研人员而言“任重而道远”。

HBV/HCV相关性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

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在肝细胞癌（HC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我国近年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版）》和《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版）》都强调了肝癌患者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04版）》也注意到抗病毒治疗可延缓HCC的发生。目前国内外对肝癌抗病毒治疗的具体实施和评价尚无统一认识。有鉴于此，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召开了三次专题讨论会，系统收集分析了现有HCC综合治疗中抗病毒治疗的临床研究文献，回顾了HCC治疗中抗病毒药物临床应用进展，依据现有病毒相关性HCC抗病毒治疗的循证医学临床资料，综合部分专家的意见，按照循证医学证据分级的GRADE系统（表1）进行细化和补充，针对这些患者抗病毒治疗的应用推出了《HBV/HCV相关性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专家建议》[1]，供国内专家讨论、修改和补充。2013年1月在吴孟超院士和汤钊猷院士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经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外科学分会肝脏学组、放射学分会介入学组、超声医学分会介入学组以及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现名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等学组/专业委员会（其后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癌学组和器官移植学分会肝移植学组又相继参加）的专家共同讨论，在《专家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交流，经多次修改补充，形成了《HBV/HCV相关性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下文简述为《专家共识》），以期为临床应用抗病毒治疗提供指导性意见，进一步完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和《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实施。

以肝病为首发表现的肝豆状核变性34例3年随访疗效分析

目的：总结以肝病为首发表现的肝豆状核变性（hepatolenticular degeneration, HLD）患者随访3年的疗效及临床意义。方法对34例以肝病为首发表现的HLD患者治疗前和随访3年后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本研究中的HLD患者经过3年排铜治疗，获得91.2%的有效率。治疗后实验室指标[ALT（44±33）U/L、AST（43±20）U/L、RBC（4.93±0.72）×1012/L、胆碱酯酶（CHE）（4951±899）U/L、血清铜（4.5±3.5）μmol/L、24 h尿铜（198±240）μg]与治疗前[ALT（109±83）U/L、AST（97±55）U/L、RBC（4.28±0.56）×1012/L、CHE（4409±1248）U/L、血清铜（6.9±2.7）μmol/L、24 h尿铜（680±591）μg]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治疗后肝硬化患者的CHE上升幅度大于无肝硬化者；治疗后24 h尿铜下降越明显，则CHE上升越明显。结论以肝病为首发表现的HLD患者经过长期排铜治疗，可以获得明显临床收益而不良反应较少。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给予排铜治疗是治疗此类患者应坚持的指导原则。

重症手足口病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重症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发生的危险因素，为提前预判病情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提供思路。方法收集2008年1月-2013年6月我院收治、确诊、系统治疗且有完整病案记录的HFMD患儿116例，其中重症HFMD 39例（重症组），普通HFMD 77例（普通组）。对21项可能与普通HFMD发展为重症HFMD的有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与普通组相比，重症组年龄更小，首次就诊医院类型以社区/个人诊所为主，发病至首次就诊时间间隔更短，发病前1个月内有呼吸道病史的病例更多；重症组发热比例更大，发热程度更重，热程更长，呕吐发生更频繁，而手部疹、口腔溃疡或疱疹较少，更易出现神经症状如嗜睡及手足抖动；重症组血糖更高、外周血WBC计数＞10.8×109/L及感染肠道病毒71型（enterovirus 71, EV71）例数更多（P＜0.05）。而性别、是否早产、是否为低体重儿、咳嗽、足部疹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重症HFM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年龄＜1岁、发病至首次就诊时间间隔≤1 d、WBC计数＞10.8×109/L、呕吐、感染病毒为EV71（OR分别为1.982、2.296、2.359、5.553、13.127，P均＜0.05）。结论重症HFMD的发生与多因素有关，建议严格筛查各危险因素并提早对病情进行预判。

FibroScan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诊断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肝脏瞬时弹性扫描仪（FibroScan）对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方法对80例行肝脏穿刺检查的CHB患者进行FibroScan检测，记录所检测到的肝脏硬度值。肝纤维化程度分为无或轻度肝纤维化（S0~S1期）、显著肝纤维化（S2~S4期）、严重肝纤维化（S3~S4期）和早期肝硬化（S4期）。以肝脏活体组织检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ROC），评价FibroScan对CHB患者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结果肝脏硬度值与肝脏病理分期呈正相关（rs=0.739，P<0.01）。FibroScan对显著肝纤维化、严重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的AUROC值分别为0.865、0.940和0.944。结论 FibroScan可以较准确地估计CHB患者的肝纤维化程度，部分替代有创性的肝脏活体组织检查，对CHB患者肝纤维化的诊断和治疗有指导意义。

埃博拉出血热防控方案第二版

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病人或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起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埃博拉出血热病死率高，可达50%-90%。本病于1976年在非洲首次发现，主要在乌干达、刚果、加蓬、苏丹、科特迪瓦、南非、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流行。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有如下要求（：1）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19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2）研究设计。应描述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应说明是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成组设计、自身配对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药物临床试验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设计方法等。研究设计应围绕3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3）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x±s 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分位数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类型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意区分发生率和构成比的概念。（4）统计学检验方法的选择。应写明所使用统计软件名称及版本号，应描述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等。对于计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计数资料，应具体分析实验设计的类型，选用合适的检验方法，不应盲目套用卡方检验。对于回归分析，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5）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时，应表达为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表达为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6）统计量和P 值。必须给出检验统计量和相应P 值的具体值，均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如：t=3.345，P=0.016等，不能仅仅只有P 值。当涉及总体参数时，在给出检验结果的同时，应给出95%可信区间。

埃博拉出血热研究现状及2014年疫情进展

发现于1976年的埃博拉出血热具有高传染性、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特点，曾多次在非洲中西部暴发流行，病死率高达50%～90%。然而目前仍然未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始于2014年初的非洲西部暴发疫情是该病历史上严重的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该病发现以来的总和，WHO宣布本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公共卫生和医疗部门正在通力合作抗击这一烈性传染病。本文就该病研究现状及本次疫情暴发以来的一些特点进行回顾。

《传染病信息》稿约

关于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儿童肝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第一轮通知

全军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医疗应对策略培训纪要

2014年7月17-19日，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第七期全军传染病防治技术培训班在解放军第三0二医院举行。来自全国全军的120位从事传染病防控的管理专家、临床医师及疾病控制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以“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医疗应对策略”为主题，邀请国内著名的传染病防治领域和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授课，为学员开启了一扇面向二十一世纪传染病学科发展和创新管理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