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民族利益是民族主义各种主张的最终归宿。它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认定基本相同：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的独立；最终的目的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型中国，甚至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赶超西方。但对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各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以进化论为依据，严复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有着独特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严复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别是民智在中国救亡图存中的意义。严复的进化论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而又不来自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观点：“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简言之，国家的各种实力实质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种表现形式，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间的竞争。因此，严复说：“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其实，民力、民智、民德本来指斯宾塞教育学中体育、智育和德育，严复将其改造为民众的身体素质、民众的科学知识涵养和民众的道德水准。这在三者之中，严复最为看重民智，他认为，“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由于严复认为民力、民智增强最终也要依赖民智的提高，并且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军事、农工商等实业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为现实的基础，因此，严复说：“根本救济，端在教育。”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中国应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的根本方法却是十分温和的：发展现代的、全民性的科学教育。?
第二，严复反对战争。他认为：“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面的竞争，军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竞争方式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竞争中的最终胜利者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是处于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他举例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 因此，国人所追求的应该是国家的文明富强，而不能仅仅关注军力的发展。换言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仅仅在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彻底地解决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战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严复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 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救亡图存的海军将领来说，严复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但这确实与他发展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
第三，严复反对一切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因为严复始终认为“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 即中国的生存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的，西方列强的侵入只不过将这种危机现实地展现出来而已。并且，严复还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取决中国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此，他特地翻译了《伊索寓言》中的《鸦乘羊者》，在译文中，鸦说：“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何常，视所与接者而已矣。” 严复感叹：“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雠也。” 西方列强就是“鸦”。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强：如果中国强大了，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朋友，生存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反之，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仇雠”，中国不管怎样排外，亡国灭种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富强或中国文明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并与西方国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严复说：“期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这就是严复“文明排外”的主张，即形式上不排外，而是通过发展文明实现国家的自治独立，达到一种实质上排外效果。应该说，严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的主流，他所理解的排外也不是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所说的排外，他的“文明排外”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士代夫、义和团等试图中断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张而言的。但是，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西方列强威胁的进化论者来说，“文明排外”的主张确实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这一派民族主义者，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思考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赋予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种进化论的、现代化的、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温和改良主义的综合特征，丰富了中国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