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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词俗化原因探析

时间:2017-11-15 10:12来源:未知 作者:360期刊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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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词俗化原因探析

  张若兰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摘要】明词的曲化为众所知,然而俗化这一概括更足彰示明词的主流走向。明词的俗化有其内因,首先是传播与接受途径的影响,其次是词体功能的变迁。同时,明词的俗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置身于明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是为其外因。深入探析明词俗化的原因,对全面认知明词俗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所助益。

  【关键词】明词;俗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266(2017)07-0048-08

  明代历来被认为是词史的衰敝期。前人对明词衰敝的现象与原因早有分析,究其大要,不外三端,即似曲、尚艳、格低。似曲几乎是自清以来词家的公论,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云:“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乃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n 3张仲谋《明词史》对此亦有系统分析,指出明词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词曲不分的突出现象,这对明词曲化影响极大。尚艳也是前人指责明词的要点之一。尚艳首先表现在明词题材选择的倾向,也直接作用于风格的形成。吴梅在总结明词之弊时,将尚艳目为明词第一弊,云:“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其蔽一也。”乜3至于明词格低之说,亦屡出而习用,或如高佑钯《湖海楼词序》云其“鄙俚亵狎,风雅荡然”,或有王昶《琴画楼词钞序》谓之“粗厉媒亵之气乘之”。诸论皮相虽异,其神则一,均强调明词气格不高的弊病。实则,似曲、尚艳与格低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同一本源之多面表现——其源同在“俗化”二字。似曲、尚艳与格低看似各有偏重,若将之归并,则不难发现,三者皆指向“俗化”二字:似曲是向比词更为通俗甚至低俗的文学样式靠拢,尚艳为民间俗文学的特征之一,格低则疏离于文人的雅趣而沾染世间的俗气。因此,前人之观点可以一言以蔽之:“俗化”。似曲、尚艳、格低作为相互依存、同生共衍的现象共同造就了明词的俗化勺当然,明词的俗化并非是各阶段均衡不变的,而是渐行渐俗,至明代中后期而登其峰造其极的。明词的俗化及在特定时段的异常突出的原因何在,便是本文着力探析的内容。

  一、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明词俗化的外环境与外因

  明词的俗化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历来指摘明词衰敝的词家,所缺失的正是将明词放人当时的文学与文化大背景进行观照的尝试与努力,从而导致孤立看待的不足,明词之俗化,自有其不得不然者在。

  (一)奢享与从俗——文人生活和心态的影响明代社会,尤其至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治上的昏暗与无奈导致不少文人士大夫返归于己,自求娱心。商品经济恣肆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丰富,更为物欲的弥漫创造温床。以江南苏杭为代表,自明初的萧条而至渐复生意,以至明弘治中,奢享之风已然弥漫堪惊,其变化之迹,王镝记载甚明: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张士诚)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成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年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凳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垂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王铸所录,要在成弘之际,此后,奢侈享乐之风,愈演愈烈,原本应为文化引领者的文士阶层亦不能免俗——其处世观念、生活理念及其心态亦皆不免产生引人瞩目的变化。此类变化屡见于笔记杂谈等史料的记载,显然并非个例。文士之中,既有为官而列缙绅之属者,亦多虽非官宦而多与之交往者。与文士有较大重叠面的缙绅阶层,和商人同为当时奢华之风的重要缔造者和积极享用者。顾起元《客座赘语》如此记录:“有一长者言日:‘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41言下,正、嘉以往,缙绅士夫之生活多营利逐乐。就一般文人而言,既然不可出离于世间,沾染世间奢享浮华习气亦属寻常了。甚至,原本更应出离世间、飘然尘外的“高士”亦不能免俗。吴琦、肖丰对明代陶瓷器皿所绘之“高士图”进行的研究也极为清晰地显示出,明代的高士生活,或日世人心目中、高士理想中的生活,乃有逐渐从“清静无为”的出世(典型映现为正统间携琴访友梅瓶所绘“高士图”中高士所处的环境为“荒凉的空谷旷野,毫无人烟迹象,空中饰以大团的流云和雾气”)到将“清静无为和世俗享乐融为一体”的“调和”倾向(典型映现为明中后期陶瓷器皿之“高士图”中,高士所处环境从荒野到亭阁,生活状态从独立到僮仆随侍等)。

  显然,求田问舍成为寻常,既需有相当的财力为基础,亦是求财牟利的手段。文士欲得“歌儿舞女,以养天年”亦离不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利与乐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因寻乐奢享之需而有牟利之求成为自然而必然之事。以故,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屡屡道及的“世间所敬者,财也”“你若有了钱财,没理的变作有理,没才的翻作有才”等,竞也侵袭了文人的心灵世界,以至于沈练塘毫不讳言地论道“文人无不重财”。这实在不能不发人感慨。

  (二)为心至为利——文学功能的迁移与文学商品的弥漫

  如前所述,文人既然不能出离于世间对寻利与享乐的追求,其所最擅长亦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文学创作则将难免于功能上从抒心到牟利的转变或部分迁移。

  在明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文学认知与态度有着极为明显的为利化倾向。文学作品抒情娱心的陶冶之具功能依然存在,但文学与权利及其他文化一样,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以出售和售出为目的商品,且对其商品价值日益看重。文学与文化的商品化是指文化产业的发达,导致了诸多文学作品成为消费产品,进而以营利为目的。叶盛《水东日记》云:“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陆’可见,文学的有价化以及涨价化。更有意思的是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所云:“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话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日:‘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吖”如此作文,情兴之感发,心性之舒展,早不重要,重要的是金钱的触动与引诱。对这样的变化,笔记方志等史料记录还有不少。毫无疑问,文学的功能,在明代中后期文人处,至少是兼有为己的抒情娱心功能与为利的商品交易功能的了。

  (三)从俗与下行——文学对象的扩展与文学风味的改变

  文学的部分商品化必然导致文学一定程度的下行趋势。文学的商品价值使得文学的适用对象不再仅局限于有高雅艺术爱好和纯粹心灵追寻的文人,而是扩展和下行到以雅趣实现自我包装的商人、以文化娱乐自我的市民等。在此扩展与下行中,俗文学、俗文化的雅化提升与雅文学、雅文化的从俗调整并行不悖、饶有默契地进行着。这在小说与诗词的关系中表现得极为鲜明——一方面,小说需要借用诗词进行高雅化包装,同时,为适应读者的趣味和情节的需求,小说作者在选择诗词人小说时又倾向于通俗易懂、字句艳美之作,甚至对不符合要求的字句进行从俗改造。因此,文学的下行,从对象上看,主要指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所面对的对象有从士大夫阶层或文人阶层扩展至文化素养相对较低的商人及普通民众的趋向。从结果上看,文学的下行,必然导致其风味的从俗。归根结底,文学的下行与文学的商品化密切关联,并共同指向文学的俗化。

  概言之,世风的异变、心态的转变带来文学商品化的必然,商品化导致下行的现实。这一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最终,文学乃至更为广泛的文化从纯粹的高雅享受、为心的陶冶之具,沦为牟利的工具、出售的商品。文学的下行与商品化在明代中后期以来尤其突出,明代的所谓文学作品,相当部分已丧失文学的本质,而唯利是图地以出售及售出为终极目标。于是,文学在极大程度上与商品同化,成为附庸风雅的道具和雅谀雅贿的工具。润笔代耕风行一时,册页幛词漫天飞舞,堕落所带来的入骨俗化弥漫文学与文化的大环境。因此,从本质上看,明词的俗化是不可避免的,亦是自然而必然的。

  二、词律运周,日新其途——明词传播途径的变异

  至明,词坛内部也有诸多变异,并直接作用于明词风格的最终形成。其中,传播途径及创作功能的变迁尤为突出。

  词之传播,主要为口头及书面两途。就宋词而言,其口头传播以歌妓演唱为主,间或有以说话故事穿插词的演唱,前者为主。书面传播中,单行的个人词集及词选是主力军,间或有题壁、单作流传等情况。换言之,在宋代,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书面传播,词的传播是以独立的、单行的方式为主,并不过多地与其他文学形式并传,亦不过多地依赖或寄生于其他文学或艺术形式。

  在明代,词的传播仍有口头与书面两大途径,不过却出现了极突出的变化,即独立性部分丧失,多元性和从属性渐增。

  (一)口头传播——借曲还魂的诉求与实现词的音乐性自南宋已衰,然而降至明代,歌词仍未绝响。

  从词序及其余材料判断,在明代,《满江红》《沁园春》《苏武慢》《如梦令》《阳关引》《谒金门》《贺圣朝》《好事近》《花犯念奴》《杏花天》《烛影摇红》《意难忘》《浪淘沙》《一剪梅》《天仙子》《千秋岁》等调仍可歌,比如丘溶《满江红》(百岁人生)序云:“他日蒙赐告归省,道过横浦,少憩梅峰之下,命童子歌此词以佐觞,先生能为我痛饮否”,杨仪《杏花天》序云:“辛亥正月,水仙盛开,对花夜酌,以古调《杏花天》歌以进觞。此曲初似不叶,然人越调,北音发声,自得悠扬之趣,乃知易安之能赏音,以解妇为足少也”等等。此外,小说也写及部分词作,如《千秋岁》被书中人物歌唱,也可侧面见证部分词作的可歌性。那么,这些可歌之词到底是如何实现其音乐性的?杨慎《花犯念奴·有序》之序提供了一条线索:“射陂朱子作《清调曲》七解,所谓‘神楼一何峻’也。……乃隐括为近调一阕,以《白石谱·花犯念奴》按之,可歌也。”此为按姜夔旧谱来唱词之例。不过,此序是笔者所见的依旧谱歌新词的孤证,并非明人唱词的不二法门。其余据记载能歌的词调,多为借助曲调演唱。比如王骥德因“歌法不传,殊有遗恨”而将《草堂诗余》中的词作“各谱今调,凡百余曲。”杨慎《调笑白话·隐括毛泽民词》则将已不可歌的宋人转踏旧词稍加改动,隐括入曲。朱应辰更明确阐述隐括前人词作人曲的动因:“《草堂诗余》中有警悟数词,人咸诵之,惜未能被诸声歌以宣发之尔。余居环楼,长宵梦醒,每闻钟声,偶诵秦少游《蝶恋花》首句‘钟送黄昏鸡报晓’,一时感兴,遂合五词,填腔以南音属套歌之。”随1这些都可见明人因追崇前人,而将词用曲调歌唱的诉求和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如《满江红》《沁园春》《谒金门》《贺圣朝》《好事近》《杏花天》《烛影摇红》《意难忘》《浪淘沙》《一剪梅》《天仙子》诸调在南曲中均有同名之调,且体式与之相同或相近,以至曲谱中部分词曲同名的牌调直接以唐宋旧词为格律例证。明人程明善《啸余谱》卷七《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列出曲谱的同时,将词曲同名者作了一一比较,指出曲之体是否“与诗余同”,并大量引用唐宋词旧作为曲牌格式的例证。比如:正宫调慢词《安公子》(此系诗余,亦可唱)引柳永“长川波潋滟”一词为例。

  中吕引子《行香子》(此系诗余,亦可唱)引苏轼“清夜无尘”一词为例。

  《青玉案》(此系诗余,亦可唱)引贺铸“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为例。

  《尾犯》(此系诗余,亦可唱)引柳永“夜雨滴空阶”一词为例。

  《剔银灯引》(此系诗余,亦可唱)引柳永“何事春工用意”一词为例。

  其标明“亦可唱”之调十八,均“系诗余”(因篇幅所限,不尽录)。这说明至少这十八词调在当时完全可以用曲乐歌唱,其传播途径便不仅书面一途。另外,程敏政标明“此系诗余”者在当时应该也可以配合南曲音乐演唱,而这些标注为“与诗余同”的曲牌恰好也在文人词中多有可歌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以词人曲的现象早已存在,王易先生《词曲史》中曾类列了词曲同名者的体式异同情况。据其统计,北曲与词相近者二十三,与词全同者十一,而南曲与词相近者三十三调,与词全同或以词人曲者四十五调阳3。由此可见,南曲中同于词或径直以词人曲的曲牌显然多于北曲。换言之,词在明代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实现音乐性的空间显然比前代更加充分。综上可见,明代部分词作仍可歌,且整体的合乐可歌性因以词人曲和用曲乐唱词现象的增加而得到增强,词的合乐可歌性及与之伴随的口头传播接受性较之金元时期并未削弱,反而有所强化。但是,此时词的口头传播已经丧失了独立自足的能力,从音乐上看,借助曲乐,同时,词牌与曲牌的合一与词作在剧曲.中的使用,导致了词曲不分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因此,伴随着词口头传播性的增强,词所受到的曲之影响也不免加大,从而带来词的创作风貌的一定变化,比如倾向于口语化和浅俗化等等,从而导致整体似曲的风貌特征,换言之,导致了词向着比自己更俗的文体风味下行。

  (二)书面传播——俗体的承载与选撷书面传播中,词集虽仍是词传播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是新增传播途径也极为突出,尤其小说和娱乐性通俗类书的肇兴使大量词作有了正统之外的另类传播途径。

  首先,小说在词的传播和接受链条中作用突出。随着书籍出版的兴盛,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小说大量刊行,普及度和影响力空前提升。这些小说乐于穿插诗词等韵文形式于其间,如《金瓶梅》引录词作达四十余首。总的看来,《金瓶梅》所录词作风格偏于通俗、香艳,且时常为适应情节需要而对词句加以篡改。这并非个案,而几乎是小说引录词作的通貌。由于小说以娱乐消费为目的,面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厕身其间、委身下嫁的词作在其间仅仅起妆点或调剂的作用,因此不能不化雅为俗,甚至改变自身形态,以作适应。并且,流传日久、浸染渐深,从俗之风又难免作用于新的词创作,从而影响其题材、风格与品位。

  其次,娱乐性通俗类书在词作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现存的娱乐性通俗类书多刊行于万历朝,主要有《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等。这种介于类书与文学总集之间的书籍,在市民中较为流总第19期社会科学大理大学学报行,影响很大,正如刘天振所论,“至明代中后期,适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坊肆间竞相刊行博收多种文体、近似文学总集的通俗类书。这些书籍的审美格调已不在意‘高雅’与‘通俗’的区别,奉‘雅俗共赏’为旨归,以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体为目标。这些读物书在当时社会上的普及流行侵光与今日社会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有些相似。”n∞娱乐性通俗类书中存词不少,《万锦情林》《增补燕居笔记》(林本)、《国色天香》均将“词类”作为专门文体选录,录词均在二十首以上。《绣谷春容》则列“诗余摭粹”“彤管摭粹”等,收词作及其本事数十篇。娱乐性通俗类书一般录前人旧作,选撷也体现出艳与俗的突出特征。以《绣谷春容》为例略作分析:其一,选词不以名家为准,温庭筠、韦庄、秦观、周邦彦、贺铸、辛弃疾、姜夔之作不人选家法眼,而诸多无名氏或毫无令名的词人之作却得以选录。其二,选词注重趣味性、通俗性。《绣谷春容》中词作的来源多是笔记杂谈及小说丛话,录入词作时也将本事及附会之事一并录入,可见编选目的不是存词,而在娱乐传奇。因此,选作的趣味性、通俗性较浓,如“曹东亩慰足词”“方谷珍竹节笼和尚”本事既趣且奇,词亦谐趣多于雅韵。这类以谐趣为旗帜的词作,在南宋以来的词选中很少选录,却在《绣谷春容》中被目为诗余之“粹”。其三,女性词,尤其是与女性情感有关的词作及其本事选录较多。可见,以《绣谷春容》为代表的娱乐性通俗类书所选的词作与文人化、正统化的词选差异明显。差异的产生源于标准和目标的迥异。娱乐性通俗类书的编撰目的是供市民大众娱乐消遣,而非存词或传词,因此所重只在趣味性、通俗性、情感性。

  综上可见,小说与娱乐性通俗类书在明代成为词作传播新的重要途径。其中所选撷的词作共有着鲜明的风格倾向:俗与艳。毫无疑问,小说与娱乐性通俗类书在成为词作传播新途径的同时,对时人对词作的认知以及对词作风格倾向的取舍也难免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总的看来,明词的传播与接受途径对前代既有继承,也有突出的新变。新变的意义和影响在于它们对词的俗化趋向具有牵引作用,是明词之所以具有如此风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不远实用,何妨从俗——明词创作目的与应用功能的迁移

  在明代,尤其至明代中后期,词的创作目的与应用功能变化可观。首先,词被空前突出地应用于社交应酬,无论是民间抑或官场,词都扮演了重要的社交角色,涉笔应酬的词人数量及应酬之作在个人词集中占据的份额和比重都十分惊人。其次,部分词人词作脱离南宋以来的雅化轨迹和诗化题材选择,而向着唐五代及北宋的侧艳助欢传统回归。目的和功能的转移,无疑会影响到词作的格调与风貌。

  (一)世俗应酬的大肆入侵

  明词的社会功能和交际功能空前膨胀,文学功能和抒情功能却极度式微。不少词作已从审美愉悦的传递者蜕变为应酬交际的承载物,明词好应酬之弊堪称千夫所指、万喙诟责。

  1.幛词的泛滥与词的应酬化

  词被大量用于世俗应酬之中,与幛词在明代的流行及其体式有关。幛词,又作帐词、障词,幛是旧时作为庆吊礼物之布帛,题字于其上而悬之。幛词的体式一般前为骈文,后缀一词。明初幛词已渐弥漫,至明代中后期,只可以铺天盖地来形容幛词泛滥之势。幛词的泛滥,必然相应地导致了词用于应酬的激增。彼时,大家名家也不免于俗,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诞辰:弁州、太函俱有幛词,……”。夏树芳的全集存词二卷,其中一卷尽为幛词。更有不少词人所存词作全为幛词,着实可观。

  这些存身于幛词中,以应酬为目的之词,殊少文字的独特性、文学的审美性和情感的动人性,尤以官场送行词为典型。这类词作多半近谀人颂,不离对被送者前程的赞美和祝愿之词,典型者如蒋冕之《风人松·送李邦秀擢宰龙游》:奉天殿上听胪传,转盼几经年。两京三都频承宠,声赫赫,交彩翩翩。别却玉皇香案,暂教来判湘川。 席犹未暖已东旋,去宰浙河燠。蛟龙不是池中物,蹄涔水,更肯流连。内外省台藩臬,从今岁岁乔迁。

  对此类词作如何看待,笔者在后文将会述及,此处不赘。

  2.艺术的商品化与词的应酬化

  在明代中后期,被俗化的不仅是文学,还有本为醇雅的心灵愉悦和情感传递之具的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及山水景物等。因此,原本清雅的题画词、山水园林词也与之俱俗,共同顺应着和服务于世俗的应酬之需。

  明代社交习俗中,拜谒时以册页为赠是常见之举,而祝寿与恭贺时,除了用寿幛等礼物外,请人作画,再题词相赠也是流行的交际之道。诗、书、画相融本为更好地满足文人的清赏慕雅之心,但在明代,这一结合却被有效地应用于世俗应酬中。应酬之画与浮谀之词交相辉映,共同实现社交功能和目的。如陈士元《桂枝香·题折桂图送罗邑博赴试席间作》以“蟾官折桂”之意赠人赴试,夏言《喜迁莺·题一品当朝图寄贺张静峰》则是官员之间因升迁而作的吹捧谀词。可见,适应不同社交场合和目的需求的画作已相当广泛地存在,而词作题于画上,则与画作交相辉映,锦上添花。显然,这些画作与词作并非画家词人情性的挥洒,而更近于产品和商品。

  此外,明代不少题园林之词,创作多应人之请,或素昧平生只为润笔而作,或因友人亲故相邀而为,或为谀世媚上,或者无奈承应。目的虽各异,但多不免有应酬味。彭华的《画堂春·孙皇亲重庆堂》二首尤其突出,如其一云:

  锦衣两世缀仙班,高堂镇日盘桓。精神强健鬓毛斑,天与安闲。 华露翠涵松柏,暖风香蔼芝兰。重重绕膝罄承欢,尘事无干。

  总的看来,明词,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词作,其功能与目的浸染了太多的世俗气,词的半壁甚至多半的江山都沦为了应酬之具。

  然而,对此类词作一笔抹倒,并由此而将明词也打人万劫不复的深渊是否应当呢?笔者亦尚有说。不可否认,世俗应酬功能的强化影响到明词的题材选择,同时也影响了词作的风格,导致词作精神的卑下、骨力的阙如以及情感的缺失。然而,对明词因功能与目的转换而带来的俗化作太多指摘亦属无益。换个角度,如果抛弃纯文学的单一立场,将目光投向社会转型、文学下行、功能转移的链条加以观照,则不得不承认,明词的俗化是必然的,亦是合理的。从文学功能的角度来看,正如孔子曾云,诗有兴、观、群、怨四大功能。群之功能,无论是结交朋友,或维持伦理,皆着眼于诗的社会交际功能。用于世俗应酬的部分明词,显然是以实现社会交际功能为目标的。毫无疑问,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这类应酬之词相对缺少文学的感发作用和美感体验。但是,这类作品本非为文学而作,那么,只要它们能较好地实现其创作的既定功能与目的,便值得肯定,其存在便是合理而有价值的,读者又何须以纯美的文学标准来衡量并加以评价呢?如陈霆《木兰花慢·题双凤呈祥卷贺冯太守得子》所谓“喜仙山诞果,百年事,未为迟。正华馆春融,红裁锦褓,翠揭犀帏。天公要成双美,五年间,两送玉麟儿”一类词作,不正完美地体现了祝贺颂美之心意,平添祥和喜庆之氛围吗?功能目的不同,标准自应有别,正如不能对充饥果腹之大盆菜以审美标准评价其摆盘造型,而只应对其疗饥之功加以关注,亦不当要求应菜人烹的鸡鸭鸣声宛转如乳莺,而只求其肉美质鲜。如此,方为合理。

  (二)侧艳助欢的传统回归

  明代词坛艳旗重举,香风不绝,词人几乎都涉笔男女之情这一传统艳科题材,且乐于大作“拟艳”“官体”“闺情”“离恨”一类词作。直至万历时,香风也一直熏染不息。明词题材选择的这一倾向与明人对词的体性功能认知有关,也与明人对唐五代词元音地位的推重相连。

  首先,在主情与重情的文学思潮中,明人认为情是词最应该和最宜于抒写的题材。

  明词的尚艳不仅表现于创作,也毕见于词论,且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和心理动因。比如王世贞的题材选择倾向就与他对词的渊源、功能及本色的判断相关,其《艺苑卮言》云:

  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檐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戎服也。

  上论将词的起源归为六朝君臣的“颂酒庚色,务裁艳语”,并将之目为词“宛转绵丽,浅至儇俏”的风格与“挟春月烟花于闺檐内奏之”的场合、题材、功能规定性的形成原因。

  其次,明人推尊唐五代词,而此期词的主要功能正是应歌与助欢,题材也多香艳。

  明人来行学《草堂诗余序》将词的创作场合、功用描述为:“珠帘以玳瑁为押,玉树用珊瑚作枝。永对玩于床帷,长披拭乎纤手。因使诗盟酒社,月夕花朝,马上频开玉函,枕畔轻摇檀拍。肘悬丹检,豪哲聊供捧腹之饮;帐锁红楼,婵娟更唱莲舟之引。”此说极易使人联想到欧阳炯《花间集叙》之“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云云。其实,明词有着鲜明的复古倾向,且所追求和回归的主要是唐五代的词学传统。而这一时期词作的典型功能正是应歌与助欢。应该说,明词在题材选择上的尚艳倾向与他们向唐五代回归以及对词体功能的认知密切相关,也与明词的音乐性(即应歌性)借助曲乐而得以回归关联极大。值得注意的是,明词的尚艳因着回归唐五代及同时曲化的影响、民歌的盛行而别有一番风味,部分艳科小词颇有朴质生新之味,比如董斯张之《菩萨蛮·闺情》:

  君还不到春将去,君归无处将春补。梁燕落红泥,打斜簪发犀。 邻家痴姊妹,笑语撩人泪。供得一瓶花,低头呆看他。

  总之,明词在题材选择上的应酬和尚艳极为突出,这与词在彼时的应用目的与创作功能有关。无疑,应酬性导致词气骨的丧失和精神的卑下。连篇累牍,几乎占据词坛三分之一疆域的应酬之词使情志的抒发和美感的传递被严重地削减。不得不承认,由于目的和功能的限制,这些应酬之作已是机械式的产品,甚至商品。无论是自作还是代作,也不论是单纯的应酬还是应请代为,这类词的创作都可以套用一定的程式而敷衍成篇。也由于是以应酬或润笔为目的而作,这样的词写来自然率意,口语白话既不须回避,套词颂语也无妨叠出,而某一词调的惯有步节结构、平仄等已不是首要或必须周全的了。这样的词作,文学性缺失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如前所述,如果脱离纯文学的审美眼光和评价标准,这类词作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其价值本也不在文学性的凸显,只要能实现其应酬的功能和目的,那么也不必为其存在而捶足顿胸了。

  尚艳倾向的突出历来也被目为明词的弊端之一。不过,相对于从俗与应酬的法螺轰鸣、龌龊不堪,尚艳并非毫无足取。从创作目的与功能上看,这类题材的词作至少是以文学本身为出发点的。

  同时,词本是民间小曲,具有俗文学的本质,因此以清人的雅化和尊体标准来反观和要求明词实有未允。并且,此期词坛的尚艳以重情为基础,置身于明代中后期主情和人性解放的大潮之中,同时也与对唐五代词的推崇相应。如果《三言》《二拍》等对男女之情的描写被目为是积极的、体现了时代气息的,那么,词中的类似作品何以就当被彻底否定呢?而且,这些词中虽有率尔操觚的下滥不堪之作,却也不乏可赏者。

  四、结语

  明词历来有衰敝之评。综观前人所指认的明词衰敝之三大象——似曲、尚艳、格低,其实均可归结为俗化。不过,明词的俗化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词学现象,而是植根于明代社会文化与文学风气迁移的大环境之中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词的俗化并非一无是处的堕落,而需具体分析。世俗应酬使得明词具有入骨的俗味,毫无疑问,这是对词的文学性与美感的戕害,但同时又带来了功能的扩展与价值的多元。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必然之变有其合理性。向小说与戏曲的靠拢亦有其必然性,传播上的借重和风格上的牵引,导致明词的风格和功能有所改变。这带来的就并非是一味的荼毒,反而还给部分明词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本真的风格,使得明词中的部分佳作具有了可以代表明词的独特美感。探析明词俗化之因,实则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认知明词的功能、价值和美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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