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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中国“法治”之路

时间:2017-04-06 15:12来源:未知 作者:360期刊 点击:

  ◆杨梅 四川大学法学院

  【摘要】当下中国尴尬的法治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生存于其间的中国人民代代传承着其特有的蕴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文化。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法文化的历史脉络来阐明中国“法治”之路,使各位读者能更冷静的对待当下中国的“法治”现状。

  【关键词】法律文化古代法制工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法治现状确实难以恭维,先天已不足,后天又失调。但历史已无情地走到今天,难堪的现状促使我们反思、批判,但笔者认为应更冷静、理性的对待这些现象,应从历史的源头探寻其形成原因,给予她更多的宽容和发展的希望。

  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中国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尽管历史变迁,但剥去的只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借以显现的外衣,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她们本身。正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法律文化的强大和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当下中国法治难以堪称“法治”的主要桎梏。

  1.以“礼”为核心的等级思想观念,“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最高法律原则,对“礼”的经典解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指君主就是君主,臣子就是臣子,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社会等级秩序不容逾越。中国自周朝开始就由“尊神文化”转变为“尊礼文化”,其本质就在于确定等级差异,儒家就是希望通过亲子之情、天伦之理将礼内在化。汉朝的法律制度就是依照将礼内在化的思路进行变革,以天理作为正当化的根据,以人情作为社会化的桥梁,通过道德教化和刑罚恩赦以达到驭民的功效。同时,在“礼”的浸染下,个人受到家族和国家的双重压抑,个人既要对家族履行义务,即要“孝”;又要对国家履行义务,即要“忠”。这些就是造成现代社会等级观念,个人权利意识淡薄,缺乏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思想的主要渊源。

  2.法屈于权的权力至上主义。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正是它悠久的文明,公共权力发育得很早,公共权力的组织比较发达。由于国家权力过早发达,并很早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人们很快就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导致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过程及其缓慢。于是中国古代法律天生就成为了统治者手中众多暴力镇压人民的工具之一,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这样的法注定不可能成为权力的基础,更不能奢望用它来限制权力。它只是帝王权力的延伸,依附着权力生存,掌权者就得以以权弄法,以权压法。正是这种工具属性使中国古代司法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沦为权力的附庸也不足为奇。今天中国的一些掌权者就将法律视为攫取权益的工具,这也加剧了社会的轻法倾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3.“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贯穿始终的一项治国方略,其基本含义就是统治人民主要靠道德教化而不应靠刑罚。这种表面上看似人性化的治国方略实际上是对统治者进行所谓的礼义约束,对老百姓则灌输宗法伦理道德和等级、奴役观念,并进行刑罚威吓和惩罚。有人治,无法治,这不但是中国人的信仰,也是中国人的实践,老百姓对“公正”的期待,与其说是相信法律本身,不如说是寄希望于官吏的廉正和天子的圣明。这种靠不稳定的德行来治国,而不是靠法律制度的治国方略使人民缺乏对法律信仰及对公平正义的主动追求,人民的地位更加被动,法律的地位更加卑微,国家的治理效果极具偶然性,难有保障。

  二、中国近代以来法律文化的发展

  1.生搬硬套。清朝末年,清政府仅仅为了维护其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为了抵御外国的凌辱这些外部需求而移植西方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大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是西方法律发展的经济依托。而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所孕育的传统法律制度与近代法律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引进的那一套法律制度就像油漂浮在水面上一样,永远不可能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正水乳交融,仅仅是充当了清朝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2.空中楼阁。辛亥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法制原则。但是面对强大的封建复辟势力,缺乏民众的信仰基础,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条件及合理的权力结构,所谓的宪法也只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成为空中楼阁。

  3.政治工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我国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主要从事军事斗争,所有工作都围绕取得政权这一中心而展开,法制建设被放在次要的位置。此时的立法和法制建设完全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只是共产党为取得革命成功的工具。如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的宪政纲领,就分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十大要求”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这一时期的法律是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需要的,是随革命任务的的变更而变更的,在革命任务完成时,相应的法律也退出历史舞台。

  共同纲领时期,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由于客观上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所以这时期的立法依旧带有显著的革命时期的特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法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出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因为这样的历史际遇也使得我国的近代法律从一开始就完全沦为了政治工具,这恰与传统中国权大于法相暗合。

  4.法制凋敝。五十年代的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运动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打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法制建设发展的正常历程。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议上公开宣称不要法治,这标志着我国法制开始停滞、倒退,也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相应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以大字报、大批判、群众专政、群众管制取代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面前,任何法制都会感到黯然失色。必然的,古老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重视阶级斗争和热衷搞群众运动的国家领袖使我国走了一段大白于天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旅程。

  5.法制空白。中国的法制是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本来就很脆弱的制却遭受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荡涤,它根本抵挡不住权力的挑战,宪法和法制很快就被强权所打碎。文革期间,宪法遭到抛弃,人权遭到践踏,法制机构被砸烂,一切法律秩序遭到破坏,整个中国毫无法制可言,人的财产、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革命,中国法制史上演了一段真正的空白。

  6.“重建”法制。当国家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的时候,新一代的领导人切身体会到法律的重要性。一时间,政府部门对法律的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制定了130多项法律,但这些法律主要是作为行政管理手段出炉的。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纸面上的法律已具规模,但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只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下,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理解法制,他们并没有从法律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权力应受约束的角度理解法律,而是很自然地通过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去解读法律,法律也自然地成为揽权夺利的工具。中国人民亦很自然地接受法律的“奴役”。

  三、结语

  悠悠传统绵延至今,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里从未有过滋生真正法治的土壤,缘何又与西方法治相提并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西方相去甚远,法律与社会脱节,与文化脱节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阐明法律”,对于今天,我们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因为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的自己;对于明天,我们应积极的找寻适合自己的道路,而非追逐属于他人的太阳。

  参考文献:

  [1]《论语·颜渊》.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47 -148页.

  [3]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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