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包括材料储备、艺术发现和创作动机三个部分，其中创作动机驱使着作家笔耕不辍将一生的心血与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在每一个具体的作品创作的发生阶段，创作动机大部分是靠着外界的机缘来触发的，这种触发了创作动机的外部因素，是作家进行写作的主要创作动力之一，这种机缘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外在的刺激，它给创作者以宣泄心中所有奔涌的热情和蕴蓄的情感的途径，原本存在于创作主体脑海中的盲目的意图和躁动的驱力变成明朗和确定的动机，并能在其驱使下将外部信息跟已获得的材料进行合理的安排与贯穿。鲁迅散文创作是在强大的创作动力的推动下得以不朽的，这种创作动力来源于很多方面，而鲁迅生存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影响其特殊而重要因素，在那一时节社会动荡、文网大张、文人之间党同伐异，都使得鲁迅处于严酷的社会压迫中，在这种压迫中形成了雄浑深沉的内在创作动力，那么集中表现作者主观情志的散文作品，就成了凝结这种动力的主要体现。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鲁迅散文不仅有散文集《朝花夕拾》，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散文的体裁，其实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惭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散见在杂文集中的那些偏于抒情和叙事的篇章，像《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及类似于《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晚年怀人散文，都可以列入其中。本文所要进行探讨的，就是鲁迅遭遇的社会压迫对这些散文创作的影响。
早期回忆散文创作中的社会压迫推动力《朝花夕拾》是鲁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散文集，中间包含十篇回忆散文及小引和后记，笔致温婉、情感舒徐的温润表皮下涌动着犀利的批判与诛伐，更兼对现实的不满，而这种多层次内蕴的形成，正恰恰源自于鲁迅所遭遇的社会压迫。这本散文集于1928年9月以《朝花夕拾》的名字由北京《未名社》结集出版，在此之前，从1926年2月开始的写作，写作过程几经辗转，在战斗与迫害中颠沛流离，所以文集中的前五篇作于北京，而后五篇则作于厦门，一直以《旧事重提》为名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里面的文章是对往昔时光的回顾，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字，而写作的当时，鲁迅在现实中所经历的正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威逼，所以不得不将笔触转向童年时光，呼唤旧时的美好，映照现实的黑暗。
(一)动荡时局里的颠沛流离鲁迅创作《朝花夕拾》的过程，贯穿了整个1926年的中国，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如乌云笼罩北平，国共合作刚刚达成，面对愈见浓烈的反帝烽烟，世态人心起伏动荡，而致力于为人民觉醒而奔走呼号的鲁迅，难免于与反动统治的战斗，更注定了命途的浮沉。因着对“帮闲”和“走狗”文人及黑暗统治的批驳和抨击，鲁迅写下《猫·狗·鼠》一文进行讽喻，因此拉开了《朝花夕拾》的创作之幕。3月18日，鲁迅刚完成《阿长与山海经》的创作未及发表，记忆中人情世态的温婉单纯，就与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三一八”惨案爆发，鲁迅面对段祺瑞政府对北京人民的爱国斗争的血腥镇压，出离愤怒，当即写下文章给予激烈的攻击和讨伐，在其中对英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策动大规模的“反赤运动”也有所揭露，因而被诬陷罪名，写在了反动政府的第二批通缉名单里，“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圜于是，鲁迅不得已暂时避居西城莽原社。在这里继续战斗，写作与揭露，又因仍不安全于29日转移至山本医院装作病人继续避难，以求得更加持久地战斗。这期间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开始实施，鲁迅在整个四月间创作了六篇作品继续揭露反动军阀和走狗文人的“阴毒与凶残”，因为时局进一步恶化，直奉两系军阀进入北京，鲁迅只得在友人的帮助下由山本医院转人德国医院“一件破旧的什物堆积房”中，“夜晚在水门汀地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然而，由于医院不同意非病人在医院的常住，鲁迅又再次转移至法国医院的地下室，在此期间持续创作，战笔未有停滞与畏缩。生活条件极致恶劣，处境险恶的避难生活一直持续到5月才落下旬点。
回到家里的鲁迅，不久便写下《二十四孝图》，持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对儿童教育提出追思，之后的《五猖会》也是这一主题。也许正是现实的粗粝，使得鲁迅对回忆的内容都怀有难得的怀恋，所以鲁迅在打压和围剿中，一直撰写战斗檄文的空隙中，也能将温情的笔触伸向久违的故乡，更兼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中，有所希冀和讽喻，此间的三个月里，奉系军阀血腥残暴地镇压北京的文化界人士，动辄获罪，甚者被杀，鲁迅应厦门大学之邀，从北京转入厦门任教，“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做更好的准备”。然而，那里也并不是鲁迅想象中的一片净土，甚至压迫和打击来得更甚，斗争也越加激烈残酷。l1月18日鲁迅完成了《范爱农》的写作，其中那个热情于革命却遭到不平，被排挤和迫害的人物，一方面是鲁迅为旧友的怀念与义愤，另一方面更有对自己处境的折射和不平，强调了对反动势力的打击要彻底而坚决。在之后的不久，鲁迅便辞去厦门的一切职务，赴中山大学，开辟新的战场，在这样的辗转流离中，只是将鲁迅的战笔磨得更利，对人心的观察更加透彻见血，在战斗中没有一点畏惧和懈怠。
迫害与打压未有一丝减少的情况下，鲁迅将情感更多地沉潜到回忆里去，在厦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朝花夕拾中的后五篇文章全部写就，留下了于血痕与硝烟中的缱绻温情。
(--)狭小怪圈里的党同伐异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惯有党同伐异的癖好，苦于过早清醒的鲁迅，在狭小逼仄的文化圈里俨然成了异类，因为惯于犀利的“说真话”而被动地站在了各种笔战的风口浪尖。1926年，章士钊控制学界，陈西滢一伙为其走狗和帮凶，鲁迅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 2月，徐志摩与陈西滢分别发表文章专门攻击和污蔑鲁迅，鲁迅遂写文章进行批驳，进一步揭露其丑恶灵魂及肮脏无耻的手段，之后，陈西滢作为“流言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一度陷入狼狈之境，而徐志摩之流又花样频出要为同伙涂脂擦粉以图粉饰不堪，鲁迅仍然不畏各种暗箭持续揭露与针砭，21日写下《猫·狗·鼠》写明自己对猫的仇视，对那种在主子面前尽显“媚态”的帮闲文人给予辛辣的讽刺。
在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中，鲁迅揭露走狗文人“讨赤”不过是欺压人民的帮凶、军阀的鹰犬，愈加受到更加深重的打压，6月，鲁迅在与李秉中的通信中讲到自己与章士钊等人的战斗情况，并表明：
“ 此后我还想仍然到热闹的地方，照例捣乱。”I41之后写下散文《无常》从故乡迎神赛会上的无常鬼谈开来，表明自己对“无常”样的下等人的亲近与喜爱，对“正人君子”的厌弃并将继续与之战斗为“下等人”
说话。文人的怪圈愈见狭小，无耻的诟病和攻讦让鲁迅艰于喘息却不辍回击，9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本为避难和寻求些许宁静，写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来追索那种童年的温馨的况味，然而，胡适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羽翼在厦大仍然存在，鲁迅不禁产生“何处可以安身”的疑问，果然，那些表面漂亮内里龌龊的“君子”，又对鲁迅刻意刁难起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同现代评论派开始大肆撒布污毁鲁迅的“流言”，“ 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管他了。”之后鲁迅写下散文《琐记》，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牲或魔鬼”。恰恰表达自己在流言中伤中的清醒意识，足见这种回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回应，将自己的态度通过散文的曲笔加以更深刻和坚决的表达，之后在《藤野先生》中，声明自己要时时铭记先生对自己的激励，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不畏于更晦暗和血腥的战斗。“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造一条战线，更像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在重重危压与排挤中，鲁迅的战斗意志更加坚韧，而在散文创作中，这种主观的意绪得以淋漓而真实的表达，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追寻的心灵轨迹。
晚年回忆散文在社会压迫下的释愤抒情鲁迅曾讲到他的创作“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用早年鲁迅遭遇的一切社会压迫，是催促他战笔疾驰精神更韧的前进鼓点，经过时间的洗练和打磨后，鲁迅持续行走于人间的荒漠，许多事情为他所不忍闻和不忍睹的，那么此 时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白色恐怖和“君子”及“同伴” 向他投射的冷箭中伤，却在他心底凝聚愤怒之流，让他转入创作中，去释放愤怒，抒发情感。
(一)黑暗统治，以文字传达愤怒的歌哭20世纪30年代，鲁迅已走人晚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大肆拘捕、杀害革命者，造成白色恐怖，对外却实行不抵抗政策，鲁迅遂作文揭露，同时驳斥反动政客、帮闲文人对青年学生革命者的污蔑和谩骂。
1933年鲁迅不断在作品中，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逃跑主义、投降卖国及利用现代文明迫害革命者的残暴行为等进行批判和揭露，遭到当局围剿和反动文人的攻击和污蔑。2月是柔石等烈士遇害两周年，鲁迅怀着沉痛和愤怒的情感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左联死难的烈士表示深切的追悼，追忆与他们交往的情景，表达对他们的爱与怀恋，感叹中国失去了这样好的青年，并用饱蘸义愤的笔触写下：“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这是怎样的世界呢。”18I鲁迅知道的世界残酷冰冷，他在重重打压下的愤怒却只得用这样文字来发问，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于寂寞和冷酷中将灵魂救赎呢，唯有投诸笔端了，将对现实的不满，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对青年和人民的爱惜，洋洋写进作品里，此时鲁迅的散文更多的是去回忆往事，而我们却能从中捕捉到那些跃于纸上的主观情感。
现实冰冷，向记忆深处求索缱绻温情鲁迅作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探索者，注定了要遭遇孤独，鲁迅晚年强烈的感到了现实的冰冷和处境的孤独。在1933年致台静农的信中写道：“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身边的朋友和心爱的青年相继离开他的身边，而生的讯号渐渐衰去，死的跫音慢慢来临，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鲁迅的精神世界处于异常的孤独与寂寞中，一直以来为无人理解与认同自己的思想所苦， 当然知音难觅好过四面为敌，当时上海的文坛仿佛夏季到来时的气象万千，国民党的严酷文化统治和某些人的奴化嘴脸，鲁迅在揭露他们的同时，也受到手段更卑劣的攻击。在孤独与寂寞中，鲁迅更加向记忆中沉潜，从师情友情中吸取创作的源泉，从往日的所见中汲取“抗战”的力量。那些情谊成为晚年的鲁迅最深刻的精神土壤，让他的思想扎根生长，因此回忆性的散文就显得格外蕴藉饱满、丰润鲜灵。
1934年，鲁迅在国民党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下，写下《忆韦素园君》。“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却有“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做下去的意志”“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一定要他多。”言语间都是对韦素园的赞赏与情感，可见鲁迅对昔IEI这段友谊的珍视，然而当他们都故去，怀着对进步青年的悲悯和对社会压迫与遗弃的愤慨，鲁迅在寂寞中追索，肯定遭到“冷落”和“攻击”的踏实文人，鞭笞那些阴险的“君子lPO 1934年3月，青年木刻艺术家曹白被捕后释放，鲁迅写信给他，信中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之后写下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龙师父”是鲁迅“半世纪以前最初的师父”，是封建家族为了保佑子孙康泰选定的和尚师父，也是鲁迅美好童年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位完全脱离传统僧人形象的师父，有老婆还生了几个“小菩萨”，身上有着人类童年期最简单的存在方式，闪动着健康纯粹的人性之美，此外鲁迅也在这篇作品中讽刺了旧社会的陋习，同时驳斥了铢堂《不以成败论英雄》中的反动言论，也许是有感于现实的苦痛，鲁迅一边回忆，一边又寄美好希望于未来。
文学创作总要涉及总体所处环境对他的影响，而鲁迅所遭遇的社会压迫，恰恰形成了一种推动力，威压越甚，鲁迅的回击越加刚猛，其情感越加强烈而丰富。而鲁迅散文的创作，将鲁迅一生贯穿这些压迫下的情感显现，指引我们去对鲁迅的散文创作进行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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