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而且鲜有将葛兰西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思考。我们之所以将葛兰西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是基于以下现实因由和理论考虑。
其一，葛兰西与毛泽东都对文化领导权格外关注。“文化领导权”( hegemony) 概念由葛兰西提出，并予以系统阐述。他对文化领导权的实质( 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取民众的自愿接受和“同意”) 、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与作用( 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 、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要素及其机构( 有机知识分子充当统治者/领导者和被统治者/被领导者之间的中介，通过协商和获取“同意”对市民社会形成影响，逐渐占领文化领导阵地或者瓦解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阵地) 等诸方面均有深入详尽的阐述，并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当今世界的思想文化潮流。毛泽东虽未像葛兰西那样撰写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思考不仅与葛兰西一脉相承，而且同样独到深刻，并直接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毛泽东的建国和治国思想始终贯注着文化领导权意识，藉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道路的“合法性”。
③其二，虽然葛兰西首次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定义及内涵，并建构了相关的思想理论，以至于国内外学界都不由自主地将葛兰西的理论当成某种经典的范式。但我们认为，一方面，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还在于历史实践，而不在于规范的理论表述，就此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更具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鉴于有的学者在思考当代文化领导权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将葛兰西的思想理论作为绝对的标准或真理，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政治文化认同不是通过“协商”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支配，没有明确提出和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等，从而否定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更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与澄清。
其三，就认识与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事项而言，我们也希望通过一种“曲径”来“通幽”———即
在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下，比照葛兰西和毛泽东的不同思想，以图探究以下问题: 一是文化领导权是由多种要素和多元结构构成的，而不仅仅是葛兰西阐述的范式; 二是文化领导权实现途径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而有多种选择; 三是毛泽东虽然没有理论专著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理论，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某些方面高于葛兰西; 四是葛兰西在狱中撰写的著作由于远离现实环境而显示出某种独立性和超越性，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之比较，也有利于反思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其四，葛兰西和毛泽东虽然表面看起来毫无关系，但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同两者均有关联，无形中充当了他们的思想中介。1922 年 5 月至 12 月，瞿秋白与葛兰西都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参加当年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 1920 年代中共和意共的内部争论中，瞿秋白和葛兰西都明显倾向共产国际，①并且在思考中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及相应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时，都大量采纳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话语，其中领袖权( hegemony) 问题尤为突出。
②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对瞿秋白与葛兰西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的四个相通之处: 他们都把文化革命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他们都认为知识和道德的改革任务必须与国/民文化运动紧密连结起来; 他们都认为必须开拓一种新型的革命语言和审美形式; 他们都在自己的思想中根本改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
③如果说瞿秋白是“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的文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
④毛泽东深受瞿秋白思想影响，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思想和才能也深为毛泽东赞赏，“瞿秋白作为先行者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这里得到转化与深化，并最终以一种中国化的方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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