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略论鲁迅影响下的1990年代后杂文随笔创作，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主题“后鲁迅风”杂文随笔的主要内容大致也表现在两个领域——即鲁迅所擅长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邵燕祥说：“鲁迅当时针砭过的时弊，有的仍作为时弊而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今天，因此鲁迅的杂文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虽说这正是鲁迅的悲哀，他的杂文未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随时弊以速朽。今天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阴暗面，我们习以为常的，或是我们大吃一惊的，翻翻鲁迅书中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大致都曾经涉及过，抨击过，无待于今之作者晓晓也。你不能不折服先生的博大精深，也不能不叹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大概因此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吧。”L2jl 几乎所有的“后鲁迅风”作家都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批判保持高度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群落”作家，更视之为自觉的任务。众多“后鲁迅风”作家共同描绘完成了一幅巨大的千奇百怪、千疮百孔的“社会腐败图”，将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腐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其中，鄢烈山的创作尤引人注目，他多年来一直对腐败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倾注心血创作大量“反腐”杂文。在文化社会现象批判上，很多“后鲁迅风”作家都对金庸、王朔现象作了独特的分析与批判。特别是何满子对金庸的批判，多年来一直不舍不弃，穷追猛打，可谓是用心良苦。此外，王开岭所批判的“分享艰难”文学和“休闲白领”文学，余杰所批判的老年“杂忆”文学和“女性写作”文学，王彬彬所批判的“晚报文体”散文随笔，何满子所批判的影视剧中的“帝王皇帝热”和“言情题材热”等，都是值得注意的90年代文化现象。从总体上来说，所谓“休闲白领”文学、“晚报文体”散文随笔等，性质极类似于鲁迅在30年代所批判的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两者都是“麻痹”大众灵魂、使思想滑人平庸境界的“麻醉性作品”。鲁迅论述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帮闲”，并且也有沦为“商”的“帮闲”、“帮忙”与“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2O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已迥异于30年代，正向市场化商品经济社会急剧转型，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形成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在新的社会格局中，知识分子有沦为“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后鲁迅风”作家还对当前的教育体制进行批判，对此方面表示关注的有余杰、摩罗、钱理群等，他们一致提出以鲁迅的“立人”主张为最高教育目标。
几十年后的王开岭、摩罗与余杰等用鲜活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鲁迅观点的正确。王开岭的《在“人民”的名义下》、《“民主”与“自由”》等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独裁者或某些政府、群体等总是假借“人民”、“国家”、“民主”、“正义”、“真理”等冠冕堂皇的崇高名义，对别的国家、民族、群体以及每一个个体生命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与践踏，犯下了历史的滔天罪行，却在当时获得了他们统治下“人民”的掌声和鲜花。希特勒当时并非他们的“人民”的“恶魔”，而是他们日耳曼民族神圣骄傲的元首，就是因为希特勒善于用“人民”和“集体”的名义做幌子。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正是全民投票的结果，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先后将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依据的正是“民意”，中国“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甚至大量国家领导人被打成“叛徒”、“卖国贼”、“反革命”，面对的也是“一致同意”、“集体通过”，因此，王开岭不无警醒的说：“民主，仅仅是实现自由的前提，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没有对民主的制约和校正，而使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成为不受理性怀疑和法律制约的绝对准则，那这种原始‘民主’的后果常常是野蛮的、破坏性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对知识分子批判的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深入骨髓的针砭与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选择“文革”中知识分子作为批判的对象，将知识分子置于“文革”的摄像机面前，或崇高或卑劣，原形毕露，无处逃遁。
在“文革”之中，郭沫若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最具有典型意义。“后鲁迅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郭沫若作为典型个案。他们认为，从“反右”到“文革”的几十年，“在这座受‘改造’和‘再教育’的弱势部落中，自贬自损最厉害、领袖崇拜最动情、个体价值流失最惨的——无疑当属那位级别最高的知识代表——郭沫若先生”。
郭氏的悲剧所在— — 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瑚。郭沫若写过大量歌颂“四人帮”的诗词，这在“文革”之中不是偶然产生的个别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孑L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摩罗在《知识分子的覆没》一文中甚至“偏激”地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全军覆没，片甲不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和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同构，没有产生任何新质。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则追溯知识分子异化的文化基因，他将“文革”中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做人之道和生存智慧定义为“过于聪明”。知识分子这种“过于聪明”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源：“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都是一种生存之术。”当然，“后鲁迅风”作家在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同时，作为参照，他们也艰难寻索出中国少部分保持着可贵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20世纪上半叶他们共同发现了鲁迅，20世纪下半叶他们共同发现了顾准。“后鲁迅风”作家在选择精神资源和参照时，除了鲁迅之外，不少作家还选择了“俄国知识阶级”(包括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少量生活在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些“俄国知识阶级”，主要有索尔仁尼琴、薇拉·妃念格尔、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莱蒙托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十二月党 人”作家等庞大的思想精英群体。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贫血”、“缺钙”。“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另外，在艺术特色上，“后鲁迅风”杂文随笔也大致具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篇幅所限，不述。
二、与鲁迅杂文随笔的比较“后鲁迅风”杂文随笔与鲁迅杂文相比，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鲁迅在杂文中创造形象循“砭锢蔽常取类型”之法，其作品中的形象常常是“个”与“类”、“特殊”与“一般”的统一体。鲁迅在杂文创造了、“丧家犬”、“宠犬”、“媚态的猫”、“带头羊”、“二丑”、“西崽”、“文坛三户”、“夏三虫”、“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一系列形象。由于鲁迅敏锐高超的艺术功力，他笔下的形象，既抓住形象本身的个性特点，又勾魂摄魄地概括了社会上某一类人内在精神特点，成为这类人的“共名”。
可贵的是鲁迅还有一种自觉的韧性精神，对某一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浅尝辄止，而是依据新的情况变化，继续跟踪描摹，创造出新的形象。正是鲁迅的这种苦心经营的艺术匠心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杂文中的类型形象取得了成功。这种类型形象和他小说中的阿Q、祥林嫂等艺术形象一样，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
时隔几十年之后，他创造的、“二丑”等名词我们都耳熟能详，挂在嘴边，经常运用。“后鲁迅风”作家在创造杂文类型形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说，与鲁迅的差距甚远。虽然他们也创造了一些类型形象，但是并不成功，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后鲁迅风”作家与鲁迅的艺术功力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是“后鲁迅风”作家不像鲁迅那样将杂文类型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将之贯穿于其杂文创作的全过程。
另外，“后鲁迅风”作家在塑造类型形象时有一个相似的倾向，即喜欢套用鲁迅创造的现成的类型形象，或在鲁迅的类型形象基础上稍作改变。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批评当今文坛最红的“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时，就直接援引鲁迅《文坛三户》中“文坛三户”的命名，虽然他的“文坛三户”的内涵和鲁迅的并不一致，取其名不取其意，但他借重鲁迅的用意是明显的。邵燕祥的《读几首当代讽刺诗》中提到的《夏三虫》和鲁迅的《夏三虫》构思类似。鄢烈山在《金元宝殿上的 小丑》一文中，将王朔比作“小丑”和“聪明的狗”，明显仿照鲁迅的“二丑”和“叭儿狗”等命名思维方式。舒展的《狗性论》、《泛论狗性》的“狗”类型形象的命名和基本内涵，也是建立在鲁迅“叭儿狗”的基础上。
(二)有些作家的杂文构思明显仿照鲁迅的杂文。何满子的《戏法史观》几乎就是鲁迅的《现代史》一文的翻版。邵燕祥的《蔷薇小集》十分神似于鲁迅的《无花的蔷薇》和《小杂感》。何满子的《作文妙谛》则在鲁迅的《作文秘诀》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立论是以鲁迅的论述为基础。
余杰的成名作《铁屋里的呐喊》与《火与冰》的标题构思也来自鲁迅，前者直接截取了鲁迅小说集《呐喊》以及鲁迅的“铁屋子”名言，后者来源于鲁迅的散文诗《自言自语》组诗中的《火的冰》和另一篇《死火》。有些“后鲁迅风”作家思想资源更来源于鲁迅，甚至是鲁迅思想的重新阐释。余杰说：“我把鲁迅先生当作我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不说这叫‘崇拜’，我只是说‘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鲁迅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自己能够超越鲁迅的地方，确实像许多评论文章说的一样，非常非常少。”这当然有一种自谦的意味，但也有几分自知。这里，包括以上所说的“后鲁迅风”作家喜欢套用鲁迅创造的现成的类型形象，或在鲁迅的类型形象基础上稍作改变的做法，也许不能说是“后鲁迅风”作家创作的不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笼罩在鲁迅的阴影下，借助于鲁迅资源来言说，缺乏追赶鲁迅甚至超越鲁迅的勇气，创新相对不够，很多作品重复鲁迅当年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和鲁迅的原创性相比，这也许是一种不足。
(三)在杂文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力度与效果方面，大部分“后鲁迅风”作家还没有达到鲁迅的那种“大刻毒”、“大轻蔑”、“大愤怒”、“大憎恶”的程度。鲁迅杂文的偏激是出了名的，但也是鲁迅杂文的生命力所在。“后鲁迅”作家中也有得鲁迅几分“偏激”特征的，如余杰等，但总体而言，大多数作家缺乏鲁迅丰盈的“偏激”，也就相应地缺乏杂文应该有的锋芒、锐气、杀伤力与酣畅淋漓的风格。
(四)在“后鲁迅风”杂文随笔主题内容中，有很多内容或主题的表现与挖掘难以达到鲁迅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后鲁迅风”作家对中国国民和知识分子奴性的开掘与刻画，很多或是流于表相化，大多在剥离出现象背后的奴性本质就停步了，并没有触及其深层的文化之根；或是流于单一化，并没有爬梳出奴性的种种复杂面貌及其隐蔽变种。而鲁迅将中国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与改造作为毕生不渝的事业，其对中国人奴性“众生相”的刻画与文化根源的深掘堪称一部中国奴性文化“大百科全书”，迄今无人超越。另外，“后鲁迅风”作家对其它一些国民性的阐释与批判，诸如做戏、面子文化与民主的异化等，并没有超出鲁迅当年的理解。“后鲁迅风”杂文随笔对鲁迅杂文的超越或独特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后鲁迅风”作家的“社会批评”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鲁迅，他们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及教育等领域内的各种黑暗现象都表示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群落”作家，对于时弊的批判更是他们杂文的中心内容。鲁迅由于特殊的时代和个人原因，当时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此点上。
(二)虽然“后鲁迅风”作家在类型形象创造方面远远不如鲁迅，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贡献。例如，他们能敏锐捕捉并描摹到鲁迅时代所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出现的崭新的类型形象。如上文提到的邵燕祥《打便宜手》一文，作者联系特定的“文革”经历，在鲁迅的“看而不作”的“看客”形象基础上，成功地贡献出“既看又作”帮凶式“看客”形象。虽然“看客”这个词源于鲁迅，但是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帮凶式“看客”形象却是邵燕祥所独创。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提出了“大众的帮闲”的概念，但仅是一提而已，并没有作深入的关注，其原因是，鲁迅当年生存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官和商的“帮忙”与“帮闲”，而当时大众文化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帮闲”并不典型。但是，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一统天下，知识分子由官或商的“帮忙”与“帮闲”角色向大众的“帮忙”与“帮闲”角色位移，在鲁迅时代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概念，90年代后却“粉墨登场”唱主角。王彬彬的《文坛三户》对鲁迅提出但并没有重视的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价值定位，这是他的贡献。
(三)鲁迅对知识分子的阐释与定义往往是从反面进行，即将知识分子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着重挖掘知识分子以奴性为主要特征的负面内涵。鲁迅极少从正面意义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鲁迅从正面专谈知识分子的文章，只有《关于知识阶级》一篇。而“后鲁迅风”作家对知识分子阐释与定义不但从反面进行，更从正面着手。
在鲁迅那里偶然提及的“俄国知识阶级”，却成为“后鲁迅风”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正面参照，其选择的“俄国知识阶级”的成员比鲁迅的理解要广泛得多，达数十人，而这其中有许多是不曾进人鲁迅视野的。除此以外，他们引进了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概念，诸如葛兰西、赛义德、拉塞尔·雅各比、福柯等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姑且不论这种定义的科学性，但他们的行为本身表明他们对知识分子价值重建饱含热情。他们也援引知识分子的正面个案，除“俄国知识阶级”外，诸如哈维尔、奥威尔、苏格拉底、纪德、萨特、加缪、以李敖和殷海光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顾准、陈寅恪、张中晓、遇罗克等人，都进入他们的视野。总的来说，对知识分子的正面定义和现代价值重建，“后鲁迅风”作家比鲁迅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与热情。
(四)“后鲁迅风”作家拥有多元化的精神资源，例如部分作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趋向——基督教，而在摩罗、余杰和王开岭身上表现最为突出。90年代后文化界兴起了一场着名的“要胡适还是鲁迅”的论争思潮，摩罗并没有在“要胡适还是鲁迅”之间作出选择，而是提出第三种主张：“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考察问题呢?如果我们超越鲁迅与胡适的资源，站在更广泛的资源上寻找反抗压迫、反抗专制、反抗暴政的现实可能性呢?‘奴隶的解放权问题’是不是就非得诉诸暴力不可?美国黑人和南非黑人的解放运动之路就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而是在宪政条件下通过‘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的。”“我们没有理由批评鲁迅为什么不是甘地或者马丁·路德·金，但是我们却有责任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继承比鲁迅和胡适更加广泛的资源。站在20世纪暴力革命所遗留下的尸山血海中，我们在追求民主与人权的路途上如果对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哈维尔的精神和方法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价值标准的时代，在鲁迅精神资源之外，以一种开放宽容的姿态，而不是一元独尊的思维，整合其它精神资源，来面对和解决新的时代难题，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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