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道德理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根源哲学、本体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式伦理理论的典范。与其在本体论方面所倡导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者说是一种“反革命”。这种“革命”与“反革命”同在的理论形式，正是他世界观构建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思想深刻性本身的真正源泉。
康德思想，便在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体系当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 — 思维与存在——的伟大调和。所以，要想触探并把握到康德思想的精髓，首先要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创建并包容康德的诸多概念矛盾，由此才能登上康德理论探讨的平台。
否则的话，我们关于康德的任何评述和理论观点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深刻全面地立足于康德的本体论哲学理论与道德理论的基础之上，全力展开对康德的学说，特别是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部分的问题研究，以窥见当代社会形成、存在及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工作。尤其在国际间·意识形态的聚荣局面之上，这项内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一、“绝对”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在本质世界中，当一种矛盾的各股力量被其分别的根基构建成深刻地足见“绝对”的时候，即当此矛盾名存实亡，消融于理性的构建时，理性便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的思想才能进行一些定量的发展。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毫无根基的认识内容最终会被我们的理性认识所淘汰。比如奥斯特所说“宗教的至善概念对道德意向没有积极作用”，“它对行为没有意义，除非我们把它当真并错误判断了我们的处境”，就是缺乏理论根据的臆想，是站不住脚的结论。_l 因此，无论是何种人类意识领域的内容，哪怕在宗教的体系当中的概念，全不可脱离我们深入的理性建构。
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西方哲学的传统所表现的智思与强力自始即无那道德意识所贯注的原始而通透的直悟，而其一切哲学活动皆是就特定的现象或概念，如知识，自然，道德等，而予以反省，施以步步之分解而步步建立起来的，这征象也很明显的表现于康德的哲学中。”康德的道德观与其本体论的宏大体系密不可分，后者是前者之所以为之本身的真正内容。若脱离其本体来谈论他的“自由、至善、目的”,对于康德的本意来说，这些概念之中的存在意义便是虚无。所以说，为了理解康德本人的思路使其为我们当下的存在形式发挥作用，或者说为了借用康德的伟大，我们必须对其深入全面地挖掘。正如我们奋斗的前提正是这个奋斗的目标一样，而毫无目标的奋斗，从根本上讲也就连其本身也不是了，康德的绝对本体正是我们进行康德伦理学研究本身的必要核心部件。
二、康德“绝对”概念的存在状态就像鲁迅先生在“封建世界”当中读出了“满是‘吃人”的情怀一样，哪怕是一个刚刚进入哲学、康德哲学的人也不难发现，康德的体系早已写满了“人”。仅从本体论意义而言，无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还是《实践理性批判》即世界之本与人的行为之本这两个方面，全是以人的存在或是讲人的绝对存在为理论前提的。这不是一种情怀而是一种理论前提，是其理论之外的东西。
具体看康德的绝对理念，“绝对”二字已然占到了其理论内涵的大部分。绝对理念的本性，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和来源，也是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以诸如此类的思路去研究康德伦理学的相关内容，定然会窥见其伦理学整体架构之内灵魂般的本质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康德哲学当中若隐若现却又动人心魄的强大力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股力量决定并构建了“当代世界”。
因此，如果我们在对于康德伦理学当中将这种精神与本质走失其本真存在形态的话，哪怕略有所失，那么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会因为研究深度方面的欠缺遭到重创。正如当下我们在对于康德的研究领域，包括康德哲学，虽然在现实层面来讲这种意义对于真正的现实性理论，也并不是说就一定会有绝对的消解或是道德价值的现实意义方面的毁灭式的折损。(是的，从这个角度讲，笔者欣然地肯定误解本身，并认为误解的力量能将人引向某种深刻，不过也只有深刻了并全面了的误解才会稍稍表现出其本身的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康德伦理学会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至于它到底是什么，价值又有几何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三、康德“绝对”概念的理论指向康德把世界本身进行人格化的预设，其实是其真正的精神化理论体系的载体，却又成为了他的哲学体系之所以为康德哲学的绝对局限。这种伟大的“局限”，既让他“人”化的人类伦理学格局与当下世界我们的道德理论体系有了某种程度上完美的契合，同时又把这种伟大的契合引向了死亡的边缘。
然而，在此局限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人们曾经看到的世界在“人”之中的某种绝对，或者说不仅仅如此，更多的倒是将此种“绝对”推向其本身的绝对化时不得不隐射出的某种理论前提。
而在探讨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某个思路在其演绎的过程当中出现(或产生)了其决然不可能屏蔽的局限的时候，通常此问题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将不得不使人产生一定的怀疑与批判。E4]但对于康德伦理学而言，此种真正意义上的局限确然给我们的伦理学实际研究工作带来了宝贵的财富和无限的生机。这就是需要将这种局限放下来，不必去探讨其所以为局限的本质意义。即我们更多的是去关注在此种前提(或局限)之下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我们还能得到些什么，我们永远得不到什么，以及这些东西在我们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被串联起来的，即在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当中最本质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学术永远不会要求我们停留于浅薄，世界同我们自身都需要深刻。正如，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果皮会缺乏了其特有的味道，有了便会损失掉了苹果果肉的纯净感，正是这样的矛盾存在，才能将苹果的味道本身引向某种形式的深刻和丰富。而最关键的问题便是，这种深刻和丰富恰恰最接近真实本身。康德伦理学当中真正的宝贵财富，又恰恰在这些层面当中被体现出来。但前提我们已然言明，对于康德本质与精髓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甚至是消极的意义，都将是我们也必须成为我们本学科学术的终极源泉。这便是康德伦理学当中最伟大而富有无限魅力的地方。
四、从“绝对”概念到“绝对命令”
在这种绝对人化的康德伦理学体系当中，不得不使我们深感折服它那巨大影响力之下的本质之物，正是他所谓“绝对命令”本身。而就其之所以具有该影响力的原因这一层面而言，则必须从其体系全面着手，并深入进去，用最细微的逻辑力量分毫必争地去建立他绝对命令的根基。此时，“绝对”的真正的实际化工作便开始了。
“绝对”命令之所以为绝对，它的原因并不在于绝对一词中包容着什么绝对性性质的本质之物，或者任何的已知与未知的存在物都不会包含有这种东西的存在(而它们又都具有成为该“物”的或多或少的潜质)。这就说明在康德的此种“绝对”概念当中，使其之所以为其本身的(即带给其绝对性的)根本性因素恰恰来源于“绝对命令”之外，即其体系。换句话说，针对康德的绝对命令而言，与其说“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项具有科学意义的伟大发现，绝对不如将其概括为人类思想当中最具有艺术内质的惊人而瑰丽的伟大创造。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真正价值可能与将“万有引力”系统描述并层层证明写成一本上百万字的书籍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差别。正如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会在其文本之外失去任何它所原先具有的伟大意义，康德学说的“绝对”(他体系之中的其它概念亦同此理)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效应恰 的关键问题。具体说来，具体的绝对(即其绝对化含义本身)的最直接的来源是康德惊人的批判力。不得不提的是，他以其毕生数十年精力进行了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思辨。而批判精神正是他思辨理性的主要载体。康德对于“绝对”的承认并力推此种精神，并不是因为他打算寻觅另辟蹊径的思想归宿，而更多的是一种强烈批判的产物自身。使他批判之后所剩下的东西，真正接受了批判的洗礼而永远不能被他批判的东西。这种经久不衰的不可批判性孕育了康德“绝对命令”的永世的真理存在价值。这也是伦理学实际问题的终极根源性依托之一。因为，不可批判便意味着承认，意味着存在本身的根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五、探索“绝对”概念的现实意义在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大潮当中，多元化已经成为了现代大众文化视野当中的主题。在这个兼容并包的“非主流”行为世界当中，无根的大众文化盛行，充斥并企图在根本上盘踞于我们的思想道德甚至意识形态领域。当尼采声嘶力竭地唤着人类被理性遮掩了的“酒神”本能精神，并将铁锤对准了“思辨”本身之时，我们的先天人格结构便已然暗暗将其新的矛头转向了我们对于人类理性的回归。
我们的当今世界是过于行为化的，过于过程化的，因此必然是不稳定化的。只有拿起先哲的武器我们才能够在人类精神的战场之上激情奋战，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为社会的蓬勃发展树梯修桥，铺设我国社会主义道德领域的康庄大道。
康德的“绝对命令”能将这世间的一切纷繁复杂、可大可小、已知与未知、存在与非存在的任何事物共同的揉捏把玩，其真正的力量源泉便在于“绝对”二字。也只有此二字可以做到真正的超越时空、永世长存。而对于我们具体时代的当世之人而言，如何从此种纵横时空、穿越各个时代并始终飞一般行进着的康德精神之中，将这种“绝对”在当下意义上固定下来，并真正建立在我们伦理学时代体系上，已然确然地成为了当下我们实际工作的迫切内容。
而如何深入地开展这项研究，如何研究这门学问，却又成为了一切开始之前所应该被我们反复地建立并且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