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关于文学的话题中，艾丽丝·门岁是一一个不小的热点，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大众中所引发的讨论热情则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当然，关于莫言的消息依然不时出现，比如莫言是否出席蛇年春晚、莫言作品拍出天价或者莫言小说即将改编成电影等，但在这些事件中，与其说是莫言的作品被人们重视，不如说莫言是作为“诺奖获得者”被关注。的确，在今天，以莫言、铁凝、余华、格非、贾平凹等一批主流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严肃文学，越来越成为专业性的小圈子关注的对象，是学者、批评家等分析、探讨、争鸣的主题。
同顾起来，在拨乱反正之后的当代中同，文学有两次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在80年代，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意识形态，有别于僵化的政治教条，成为反抗极左思潮的出口，文学作品集巾表达和回应了人们的焦虑、困惑、希冀或愿景。另一次是在9O年代末、21世纪初，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低门槛、无审查、匿名性的创作环境，为大批网民自南抒发情感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一时间，文学网站蓬勃兴起，网民的创作才华和宣泄热情空前高涨，似乎又到了人人都是文学家、诗人的时代。但是，经过一段时问的淘洗之后，个体性质的文学犴欢悄然落幕，网络文学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类型，并且有了一整套娴熟的商业运作流程。
偌大的中国，严肃文学的小圈子化意味着其受众数量的收缩。而南网络文学“华丽转身”而成的类型小说，其读者更多的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这些群体的阅读活动也无法完全代表当下中罔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向度。因此，中围人在阅读上的匮乏是相当严重的。2013年4月，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次全同国民阅读调查发布。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这个数字远低于韩同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77．2O份和6．56份；电子书人均阅读量为2．35本；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汁阅读量为6．74本。尽管近年来学者们对这种触目惊心的差距已经有所警觉并竭力呼吁，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在疲惫的工作之后，与其在由文字建构出来的虚拟世界中大费脑筋，倒不如看场电影、追几集电视剧来得轻松。
一般来说，到电影院观影更多的是城市市民(以年轻人为主)的选择，大多数老百姓则更多地选择在电视机前或通过视频网站自由自在地欣赏免费的高清电视剧。212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4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总人数为l2．82亿人，比五年前增加7700万人，增幅达6．39%，绝对规模保持扩大趋势。占67．44 的电视观众收视时长与上一年度相比“没有变化”，电视仍为人们接触的主要媒体，深度渗透率为88．76%。相比包括港台电视剧在内的外来剧目，电视观众更愿意观看具有本土特色的大陆电视剧，这一比例高达82．63%。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在本土商业电影探寻制作模式、作品稂莠不齐、赚票房砸口碑的情况下，一大批向来被视为“草根”的电视剧却叫好又叫座，大获成功。借着电视机和机顶盒这样小小的神经元，它们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客厅和卧室，捕获了男女老少的心，甚至引起了学界的侧目和关注。而电视剧演员如赵薇、范冰冰、孙俪、文章、张涵予、吴秀波、姚晨、海清等也先后大步迈人一向被认为更为“高雅的”大银幕。2Ol1年滕华涛导演的电影《失恋33天》仿佛是一次“属丝的逆袭”：电影圈里又来了个搞电视的!偏偏他还成功了，2012年，凭借出演电视剧被大众记住的徐峥导演了《人在圃途之泰同》，成为华语票房的冠军。2013年底热播的电视剧《我们结婚吧》，它的女主角则是在大银幕和电视荧屏之间穿梭的高圆圆。新世纪十来年电视剧诸种出色的表现，似乎显示出它已经接过了文学的接力棒，成为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重要一极。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际遇、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氛围，使小说一步步走人庙堂，一些作家甚至因文获罪。而新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涤荡下，小说虽然“跌下”神坛，但其中被命名为“严肃文学”的部分却难以重新成为“引车卖浆者之流”赏析的对象，它们被高高地供奉在官方奖项的神龛上，至于那些作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供读者消费的“小”说，受众虽多，却不太值得学者和批评家大费工夫去剖析，于是就一直“小”到尘埃里，直到它们遭遇到了电视这一新的媒体，并借助电视剧这一大众文艺形式再次投胎、在影像呈现中获得新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有理由把当代电视剧看做是文学文本的一种通俗化转译和大众化表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通俗叙事。
一方面，在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轨迹中，从文学创作的宝库里提取电视剧生产的原材料是中外皆同的不二法门。较之西方，大陆电视剧的发展是更为晚近的事件，文学的传统为它的起步和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众所周知，大陆第一部电视剧是《一口菜饼子》，此剧即改编自同名小说。由于特殊的文化管理体制、电视剧制作方式和机构设置、经费来源等方方面面的制约，文学改编自然是电视剧生产的首要途径。到了8O年代，当代文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大量引发社会关注和广泛讨论的作品问世，电视剧从中取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再加之“文化工业”、“文化消费”这类概念尚未出现，电视剧与文学创作同样隶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手段，把经典文学名著或是严肃的当代文学作品搬上荧屏，仅仅意味着传播媒介的改变而已，这种“忠实”的态度使电视剧跟随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潮流前进，呼应着以文学为表征的精英文化趣味，也产生出了在今天看来依然经典的改编之作，比如《虾球传》(原著作者黄谷柳)、《蹉跎岁月》(原著作者叶辛)、《便衣警察》(原著作者海岩)、《乔厂长上任记》(原著作者蒋子龙)、《高山下的花环》(原著作者李存葆)、《努尔哈赤》(原著作者台湾作家林佩芬)、《今夜有暴风雪》(原著作者梁晓声)等。F63进入90年代，大陆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正式崛起以《渴望》为标志，此剧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刘慧芳》，这部长达50集的剧作既是国产室内电视剧的代表，也预示着电视剧即将以消费文化产品的身份登场。这一阶段，除了古典名著，一大批当代著名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其中包括：梁晓声的《年轮》、吴因易的《唐明皇》、叶辛的《孽债》、毕飞宇的《青衣》、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宏森的《车问主任》、毕淑敏的《红处方》、杨廷玉的《女人不是月亮》、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平的《抉择》等，以及王朔、二月河、陆天明、刘震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1995年之后，民营影视公司涉足电视剧生产领域，2000年以后。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制度先后被取消，凡此种种带来了电视业飞速发展的机遇。伴随观众数量激增与电视频道拓展而来的。是对电视剧更大的需求量，快速兴起的网络视频业务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多的当代文学作品、更为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以更快的速度出现在荧屏之上，如古装历史剧方面，二月河的《康熙大帝》被改编为《康熙王朝》；近现代历史剧方面，刘恒的《苍河白日梦》被改编为《中国往事》。此外，还有朱秀海的《乔家大院》和邹静之的《五月槐花香》等；军旅题材方面包括都梁的《血色浪漫》，兰晓龙的《士兵》被改编为《士兵突击》，以及王维的《DA师》、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刘猛的《我是特种兵》等；现实题材方面包括陈心豪的《红色康乃馨》、张平的《国家干部》、毕淑敏的《血玲珑》、石康的《奋斗》等。
另一方面，经过时间的检验，有一批作家的名字几乎成为收视率的保证，是电视剧制作者青眼有加的宠儿，如严歌苓、池莉、王海钨、海岩、万方、六六、陆天明、周梅森、石钟山等，当然，金庸、古龙、琼瑶等畅销书作家本来就拥有大批拥趸，他们的作品更是被不断翻新、反复演绎的香饽饽，有学者测查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剧改编作品至少占了整个电视剧产量的一半，“飞天奖”获奖剧目70%以上选自这些改编作品。
四当代中困的文学创作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直接的母本，但文学文本还不仅仅是电视剧制作的内容来源，更重要的是，已经形成的文学成规还决定了电视剧叙事的基本模式。以新世纪十年来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为考察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出电视剧叙事是如何在文学叙事传统的基础和框架之中展开的。
2004年左右，几乎被遗忘的“红色经典”小说被电视制作者选中并搬上了荧屏，甚至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当代文学的视域中，“红色经典”小说专指十．-七年时期创作的一批集中表现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历程，这批毁誉参半的作品其特殊性质在于：它们一方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负责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性质，使官定的历史叙事获得合法化的证明，并对新社会条件下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动员，因此其主题先行的毛病是必然的，在叙事上也有诸多瑕疵。另一方面，它们又曾经在一个文化产品极度匮乏的年代丰盈了人们的生活，它的大众化叙事策略使之触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世界，而它的民族化风格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也使其塑造的人物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和喜爱，因此这批作品又是彼时人们最亲切、最生动的文化记忆，在怀旧情绪的趋势下，许多人对江姐、少剑波、杨子荣、许云峰、老洪等英雄人物形象都记忆犹新。因此，《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电视剧一亮相，就因为改写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而引起热议甚至遭到痛斥，一时间刀光剑影、唾沫横飞，很是热闹。
其实，“红色经典”小说能为电视剧改编提供的还不止是现成的、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迹和英雄形象，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建立了一种基本的叙事范型，供电视剧制作取用。就“红色经典”的情节模式而言，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是两个基本的维度，这两方面的内容又通过战争史诗、成长小说、通俗传奇的模式得以表现，十七年小说中，《红日》、《保卫延安》等作品直面正面战场，以全景的方式再现战争历史；《青春之歌》、《红旗谱》等作品则具备成长小说的特质，关注一个普通人如何成长为革命者的艰苦历程；《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则接续了中国古代传奇叙事的一脉，以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情节、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使革命的正义性质得到通俗化表达，也使革命的艰苦卓绝具备了观赏性质。“红色经典”
确立起来的这几种基本模式，以及将生死存亡的事件化身为扣人心弦的观看对象这一策略，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电视剧的叙事，盘点新世纪十来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我们可以断定其叙事范型基本不出其右。
改编“红色经典”小说、再现大众熟知的英雄形象似乎是一件讨巧的事情，因为它可以吸引到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然而它的危险之处也在于此 人们对这些英雄太熟悉了，“改”与“不改”、“忠”与“不忠”都容易招致非议，此后，“红色经典”改编所遭遇的官方、民间、学界三方联动的“围剿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更多的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了电视剧制作者的视野，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高地》，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欧阳黔森、陶纯的《雄关漫道》，权延赤的《狼毒花》，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由全勇先《霍尔瓦特大街》改编的《悬崖》等，以及郭富文、都梁、石钟山、黄仁柯、麦家、黄亚洲、杨昭仁、朱苏进、肖马、周振天等人的作品都得到了改编。
除了蔚为大观的主流作品或畅销作品改编，近几年由类型小说改编制作的电视剧也成绩不俗，如以《后宫甄嫘传》为代表的宫斗剧、以《杜拉拉升职记》、《浮沉》为代表的职场剧，以《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神话》为代表的穿越剧，以《大秦帝国》之“裂变”、“纵横”为代表的历史剧，以《一个鬼子都不留》、《雪豹》、《民兵葛二蛋》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军事题材电视剧，等等。网络类型小说的文本不仅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一个内容上的起点，同时，它们在网络上的走红也为这些电视剧培育了大批忠实粉丝，这些观众的视线在小说文本与电视剧之间来回扫视，津津乐道于原作与新剧二者间的高下优劣。l8]
作品被成功改编，意味着作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幅提高，也意味着在严肃文学创作的寂寞之外，作家们有了另外的创作选择，作家们纷纷“触电”，很多人走上了职业编剧的行当。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王朝柱、江奇涛、邹静之、朱苏进等人，曾经身为网络写手的宁财神以《武林外传》奠定了其著名编剧的地位，2013年他主笔的《龙门镖局》则继续保持了前者轻松逗趣的风格，既能灵活运用流行于网络的各种表述方式，又鲜明地表达了编剧对当代社会现状和公共事件的态度。2008年l2月25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评选为电视剧艺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编剧，35名获奖编剧中小说家或诗人占了半壁江山，其他人则大多有过文学创作的经历。
当代文学创作作为电视剧生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大量的生产母本，这些作品丰富的题材领域、成熟的叙事手法、细腻的艺术表现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电视剧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在中国职业编剧机制尚未完善、职业编剧群体没有形成规模的今天，作家群体的“触电”、“转行”则为我国电视剧事业完成了最原始的人力资源积累。
五在新媒体环境下，电子阅读、网络阅读分散了过去人们投人到纸质阅读中的时间和精力，电视、网络影像观看挑战了文字文本独尊的地位，重绘了大众精神生活的地图。尽管对文字文本的阅读量有所下降，但影像观看活动始终无法完全取代文学文本的作用。相反，影视作品的改编推动了人们对其“前身”——文学文本的关注热情，看过电影《致青春》或是《山楂树之恋》的观众，很快就成为了辛夷坞、艾米的读者，看过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的观众则认识了都梁和徐贵祥。
2012年康洪雷把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搬上了荧幕，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反响不俗，对普通观众而言，以这种方式亲近一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不是坏事(虽然电视剧在表现方面一定会受到诸多限制)。电视剧似乎沟通了文学场域中“严肃”与“时尚”的分别与对立，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一味谴责当代文学创作泛善可陈只是一种武断的片面之词，一味批判中国电视剧比不上日韩剧精美、也比不上美剧周密，则忽视了中国电视剧参与大众精神世界构形的程度之深，也忽视了它所背靠着的中国文学创作的“伟大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的本土气息与中国味道。
也许人们对于“文学已死”、“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样耸人听闻的极端化表达已经见怪不怪、不往心里去了，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依然执着地记录事态变迁、书写世道人心，在处理当代中国人复杂的精神事务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对它的通俗化、影像化转泽，则构成了普通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电视兴起时，有人预言收音机的死亡，互联网兴起的时候，有人担忧电视的死亡，电子媒介时代，有人害怕纸质文本会消亡，在一个读图时代，有人断言文字阅读会淡出大众视野。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而电视剧与文学文本之间自然也不是一种“你死我活”、“取而代之”的关系，我们应该相信：它们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最终迎来中国影视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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