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五”概念解析的阐述，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中华文化中有关五及相关的概念很多，自《尚书·洪范》有了五行、五味、五事、五福的描述后，与五相关的词语便多起来，如：五方、五季、五常、五色、五音、五服、五谷、五经、五岳，不一而足。历史的积淀，使“五”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五行，就是五种物质。中国古代认为世界由五种物质构成。凡物不离五行。《尚书·洪范》
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
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洪范》中还有“敬用五事。”即一日貌，二日言，三日视，四日听，五日思。貌日恭，言日从，视日明，听日聪，思日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但敬用五事在中华文化中并没有源远流长。而《洪范》中的五福可谓源远流长。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终命。五福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祈盼和追求。现代还有五福临门的说法。
《汉书·五行志》以多例史实解说五行。原本人类利用五行表述的五种物质求得生存，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认识论。五行的提出本与阴阳八卦无关。八卦以阴阳为核心，原本并无方位、季节。以后孔子作十翼解说八卦，在《周易·说卦》中有了“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 ?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到了西汉，西汉儒学据此将五行配以阴阳八卦，而有阴阳五行学。以木、火、金、水配以东、南、西、北，而土无卦与方位可配，则配以中央。《汉书·五行志》认同至西汉登峰造极的阴阳五行说，将农耕社会人们认知世界的局限附会阴阳五行，赋予了五行更多神秘的内涵。
先是《五行志》颠覆了《洪范》的五行顺序，以《说卦》为序，用木、火、土、金、水记五行。
木的记载实在太少。《五行志》仅记一例，《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然后以阴阳之说释之，结论为“阴阳不通，则木不曲直。”其实所谓木冰，即现在之冻雨。冻雨改变不了木的本性。苟子《劝学》“木直中绳，鞣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说明木的本性与木冰无关。
火，分火与灾。人火日火，天火为灾。火于人类进化举足轻重。自古有钻木取火和燧人氏的记载。食物经火而熟，熟食使人大脑得以发达。但《五行志》将火与历史事件联系，把火灾神秘化。如“庄公二十年，夏，齐火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嫡庶数更。”再如“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董仲疏以为十五年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还有“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一日天生孔子，非为定哀也，盖失礼不明，火灾应之，自然象也。”又如“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馋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火。董仲疏以为陈夏征舒弑君。”
《五行志》记土灾仅一例且与灾无关。为穿凿附会。如“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刘向以为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书大无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者也。”《五行志》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无水寒之灾而百谷不熟，是为稼穑不成。”
金是五金的总称。中国古代限于对金属的认知，五金用金、银、铜、铁、锡描述。金从革，即可变化为他型。冷兵器时代金常联系战争。《五行志》引“刘歆以为金石同类，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水，所举实例更多，如“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疏、刘向以为桓公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再如“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疏以为先是一年齐伐晋，襄使大夫帅师救晋，后又侵齐。
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悉怒，阳气盛。”还有“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再如“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 ? 通儒认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
所举史料，真正成灾只有水火。但都以五行不时，灾异发生解释。《五行志》认为：
木灾因“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于农时，及有奸谋，(结果)则木不曲直。”
火灾因“弃法度，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结果)则火不炎上。”
土灾因“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外戚，侮父兄，(结果)则稼穑不成。”
金灾因“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结果)则金不从革。”
水灾因“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结果)则水不润下。”
阴阳五行学说经董仲疏及以后刘向、刘歆、京房的阅释而登峰造极。配以天人感应说，谶纬图谶说，颠覆了人类初期五行的朴素认识论。按《五行志》所记，如前所述，木灾为冻雨。而火灾发生原因有二，其一自然燃烧，即所谓天火，实与日照升温、雷电、磷火有关；其二所谓人火，建筑材料多以木草，用火频率高。加上饮事、照明、祭祀用火，引发火灾则多。所记土灾，只限于五行。所谓金灾，《五行志》不懂战争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用冷兵器的金属为材料解释，牵强。至于水灾，自古及今，人的能力还不能完全避免。
五行联系阴阳、八卦，中华文化中便有了五行、五味、五事、五福诸多与五相关的概念。其实五味之外还有五嗅。味反应于舌，嗅反应于鼻。香、臭、腥、腐、臊为五嗅。五色于八卦是通过四季五方联系的。春木配青，夏火配赤，秋金配白，冬水配黑，中医以土配长夏，取其黄。五季，中医学用语，从未得到古今历法认可。
除四季外，中医加一长夏，既配了五行，又满足了四季缺一的不足。中国历法是黄河流域农耕社会的产物，是伴随太阳历、太阴历的综合观察的结果。地球绕太阳一周为太阳历的一年，地球向着太阳的角度形成近地点和远地点，便形成季节，但地球赤道及南北纬23。以内，无明显季节，只有理论的季节。太阴历以在地球所见月球圆缺一次为一月，月即月球之月。十二次月球圆缺不能满足太阳历一年，古人为使太阳历、太阴历一致，便有了闰月。一般五年间月球圆缺六十二次，而以一太阳年月球圆缺十三次为闰年。五年二润是五年间有两个闰年。中华民族的祖先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处于地球东经9O。至120。，北纬30。至4O。之间，有着明显的寒暑、日照、干湿的季节变化。
长夏使季节由四增到五，与五行、五方相吻合。可以配五脏，也可配五味。《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岐伯日：‘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之胜，各以气命其藏。”’长夏为太阴历六月。五行已有阴阳五行的四季，配以长夏便有木春、火夏、土长夏、金秋、水冬。按以上《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应归纳为春木胜长夏土，长夏土胜冬水，冬水胜夏火，夏火胜秋金，秋金胜春木。五行相克由此出。胜即克。以后又有相生理论。春木生夏火，夏火生长夏土，长夏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冬水生春木。中医将五脏配以五行、季节、五位，分布东西南北中。肝春，木，酸；心夏，火，苦；脾长夏，土，甘；肺秋，金，辛；肾冬，水，咸，以此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五音，宫、商、角、徵、羽。中国古代的音专指乐音。现代汉语有噪音，是词义的扩大。《说文解字》声、音互训。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从言含一。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声，音也，从耳? ? 可见音重在发出，声重在听到。现代有五音不全，说发音不和声调。中国音配五并非中国没有七音。现代世界认同的七音用音名C D E F GA B和唱名do re mi fa SO la si描述，而写谱用五线谱。中国古代用工尺谱，现代用简谱和五线谱。简谱是便于识谱、普及音乐的需要，用阿拉伯数字l 2 3 4 5 6 7唱七音。用汉字都来米发索拉西对应，但“来”并非re，因汉语无re相对应的文字，故用与其临近音的“来”替代。
中国自古重视音乐，称之为乐教。《礼记·乐记》专门谈音乐，描述非常专业，但是对这些描述因历史认知和古代汉语解释产生了歧义。如五音宫、商、角、徵、羽。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七音，只是认为五音为正音，另两音非正音。另外两音，唱名fa和si用变徵和变宫表示。如《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筑是中国古代一种弹拨乐器，现已失传，此曲已失传。中国古今乐曲第四音、第七音的使用频率低与此有关。而宫为君，商为臣、的描述是说五音中宫重要，其重要程度如君、如同称钢琴为王。宫在音中的地位如同用钢琴键盘的中央c，如同乐音中的坐标。比如识简谱学歌，每当唱不准其他音如4、5则多从宫l开始明确其音，直至唱准。宫从这个角度说，确如坐标。中国现代很多歌曲，为易学、易唱，多用宫l开首，很少用变宫7变徵4开首。如冼星海的《黄河颂》简谱就用l 2 3开首。《乐记》还将五常，仁、义、礼、智、信比五音，也是儒家认定五常以仁为本，如宫之于五音。现代特别是西方古典乐曲多用#和b表示升降音。而这些乐曲专业性较强，并不为普及而是为欣赏的曲目。
《乐记》的另一段描述也易产生歧义。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此段重在说凡是人都可分音与声，君子因在当时都受音乐教育，故既知音，又懂乐。并非说人与禽兽之关系。如果我们以婴儿能听摇篮曲人眠，则可理解“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的意思了。因此现在还有成语“对牛弹琴”，人知音，并非知乐，因为乐指专业人员的乐理，并非非专业人群的共识。《乐记》讲音乐教育，故有此描述。本文认为，人类早期音乐的出现并非为教育，五音的出现也并非为应和阴阳五行。五音配五行是儒学宣传的需要，是社会化的结果。如《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再如《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前者是人类早期形成社会的音乐功能的认识；后者是对音乐、诗歌本质属性的描述。所谓人皆知音，世界皆然。音乐又与诗歌有别，音乐为曲、由乐器表达。乐器自古及今几乎发展相同。
有打击，有弹拨，有拨弦，到了后期又有键盘。而管乐器中外走了两条路，以竹为之和以金属为之。人们普遍认定吹奏乐器最易懂，而其他表现力均不如管乐器。而歌曲又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叫歌，直抒胸臆，娓娓动听，所以歌曲又强于器乐之表现。五服是对亡故的亲人祭奠活动时所穿的五种服装，用以区别生者与死者的亲缘程度、祭奠周期，又客观上限制参与祭奠的人群数量。《仪礼·丧服》“丧服，斩衰裳、齐衰裳、大功之短、小功之短、缌麻之短。”短是丧服上的麻布带。
古代丧葬制度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衰即辕。古代无棉，用麻织布。斩衰、齐衰都用粗生麻布制成，区别是斩衰服不缝边，以剪刀剪成衣服边，粗糙，衣襟很不整齐，以示对亡故者的悲伤程度之深。生者无暇修饰，服丧三年(实二十五个月)是子为父母的服丧制度。齐衰，次于斩衰，将丧服边缝整齐，服丧一年，孙为祖父、
大功，丧服第三等，大功小功丧服均以熟麻布为之，功指女功，即缝纫之功，也用针黹，现用针脚描述。大为针脚粗大，作功不细；小为针脚稍小，作功细于大功。大功为堂兄弟服丧，丧期九月。小功为本宗祖父母、伯叔祖父母服丧，五月为期。缌麻是较为细密的熟麻布，为高祖父母、伯叔曾祖父母服丧，三月为期。五服规定了参与祭奠的人群，生者与亡故者超出五服的亲缘，可不参加祭奠活动。现代用五服之内，出五服界定姻亲关系，源于五服的丧葬制度，与五行无关。
五谷，指五种粮食作物，说法较多。现用稻、黍、瑕、麦、菽描述，统称为谷物或稻谷。古代黍、稷指谷子，加工后称小米，二者之别粘否，北方用小米、黄米区别。菽是豆类作物总称，以大豆为主，是油料作物。中国古代无玉米。还有一个字粟，古代指谷，现代亦指玉米。现代农业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加工后稻称大米或米，麦称面粉或面，二者所占食用比例很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也很大，但多用于饲料或其他粮食加工，几乎淡出人们的食用范围。与大豆相比的其他油料作物，因比重小也无法与大豆种植面积相比。五谷的概念源于古代，主要指粮食生产，人们现在还用五谷丰登祈盼和形容粮食丰收。
五经用来描述儒家典籍。西汉中央政府设立五经博士，与当时阴阳五行说有关。五经并非只有五种典籍，为配五对儒家经典归类，以五经表述。五经实为《易经》《书经》(《尚书》)《诗经》《礼经》(《周礼》即《周官》《仪礼》《礼记》)《春秋经》(实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计九部古代典籍。汉武帝以前儒学只是各家学派中的一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取得极高地位。西汉至武帝国家一统，始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分。用汉通用的隶书写成称今文，用篆书写成称古文。而无论今文、古文经学在对国家一统上并无大的分歧。儒学的大一统观于统治者和民众有共同利益。孔子的国家观念有三个描述，两种观点。他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阴阳五行说的产生始于战国，当时并不被统治者看好。董仲疏将当时作为官学的《五经》阴阳五行化，虽迷信、穿凿附会，少学术价值，但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大讲西汉政权的合理，便取得了官学位置。而古文经学虽也谈国家一统，但少了对统治者取得政权的合理性的阿谀，只能以私学形式出现。今文经学的儒家观点于统治者有利，国家一统也符合民众的利益，如此，学者、统治集团便于经学认识上达成了自欺欺人的默契。儒学观点便综合了官民共识，得以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以后又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成为《四书》。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取士的考官制度也一直将《四书》《五经》作为主要内容。
五岳，就是五座山。五岳排序既不按山的绝对海拔，也不按山的范围，而以其与政治的密切程度，是统治者需要的产物，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初期水平的产物。
东岳泰山在山东，南岳衡山在湖南，西岳华山在陕西，北岳恒山在山西，中岳嵩山在河南。五岳独尊的泰山不指其高，而是人文化的结论。古代帝王把祭祀泰山看得最重，放在第一。《尚书·尧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社。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社。”到泰山的柴，是祭天。古代帝王大事有二，一日祀，一日戎。祀就是祭祀。祭祀又分为二，一日郊，一日庙。郊，在外，祭天地山川诸神；庙，在内，怀念祖先，山高近天，故到山上。诸神以天为至尊。历代统治者祭祀天地多到泰山，是政府行为。《史记·封禅书》正义“此泰山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日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日禅。”《史记》还引《尚书·尧典》综记此封禅活动为定制，直至封建帝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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