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是虚构类叙事作品，通常只限于写单一背景下的一个事件，牵涉到一两个人物的活动，处理的是单一人物、事件、情感，或者由单一情境所引发的一连串情感。要求语言、行动、人物形象简洁，结局也通常是开放性的。一般认为长度应在一千到两万字。
短篇小说大师艾伦·坡认为短篇小说要短，要一口气能读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篇幅来说，这种文类的表现形式都是有限的，而短篇小说在美国文学中的蓬勃发展表现出的却是鲜明的民族性和资本性，即一种显著的扩张性叙事特征。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始于华盛顿·欧文1819年发表的《见闻札记》，此札记使欧文名动大洋两岸。其中著名的故事《瑞普·凡·温克尔》中的瑞普是地道的美国人，活动在地道的美国背景中。从美国文学传统看，这个寓言式故事讲到一个脱离生活主流者的心境，“寻求某种理想”成为瑞普的深层心理要求，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经历。如果把17世纪初的移民以及其后长时期内美国的向西拓殖视为美利坚民族不断追求的精神表现，那么在瑞普身上无疑流露出了相似的心态。《见闻札记》使欧文名垂青史，他的成功，表明新世界已出现可与欧洲文坛一争雌雄的作家，美国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已开始躁动于母腹，这对民族文化独立意识日渐强烈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事实 。而欧文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能以卖文为生的‘专业’
作家”。《见闻札记》是欧文在生意失败、没有收入之后写作的，像杂志一样，以编号形式发行，并大获成功，欧文藉此成为职业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美国短篇小说的起源和文学市场通俗杂志的成立密不可分。
19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年刊，为作家提供了能够获利的发表场所。年刊的成功导致了30、40年代月刊的出现，到1885年美国有3300种期刊；到1905年，又增添了7500种杂志，同时印数大幅增长。1885年21种杂志印数100，000；1905年159种期刊达到100，000。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艺术形式，需要在一定的空间限制之内去精心经营。艾伦·坡在《评霍桑的(重讲一遍的故事)》中，把短篇小说和他时代的效率标准联系在一起：每篇故事要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效果，第一句话便应能引人入胜；通篇不应有任何冗词赘句，偏离小说预定的效果。坡希望所有的努力服务于一个结果，即一种效果。对词语和效果的精心构造是坡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类型想象的中心。
坡整个40年代为不同的文学期刊做编辑工作，他的事业相当一部分是致力于提高短篇小说的文学地位。
作为一个编辑，坡认为杂志印刷的短篇小说消耗的较少空问意味着较少的生产费用和较多的广告空间。
高品质的短篇小说会吸引读者和订户，留下足够空间产生广告收益，同时降低广告商的费用。在坡的规则里人人获益。他总是寻求用“最少的材料达到最大的效果。”通过把文学和艺术原则引入商业杂志媒介，坡是美国第一位真正进行资本管理的文学评论家。
短篇小说的民族性和资本性的交又是很明显的，交叉特别显著的历史事件是19世纪6O年代完工，连接东、西海岸，横贯大陆的联邦太平洋铁路，它体现的是整个美国经济的力量和资源，包括成千上万大陆移民、他们的劳动和资金。同时，一群文学家，包括布莱特·哈特，于1868年成立了《大陆月刊》，新杂志的任务是“致力于国家的发展”。杂志的标志是哈特设计的一只站在铁路轨道上的熊，它试图表明，灰熊——长久以来林地和峡谷不被打扰的君主— — 如何最终面对无处不在的工程师。这只熊在1868年8月发声，《大陆月刊》第二期出版了哈特的《咆哮营的幸运儿》，引起了轰动。哈特的故事被称作地域文学，是就某一特定地区的民俗和生活方式来告知和启示外面世界的人并强化本地人那些自然而然成为文化的东西的感觉，其形式完全是民族的。《咆哮营的幸运儿》并非没有引起异议，故事的内容可能会使移民加州的人产生疑虑。在哈特的叙述中，咆哮营的居民“珍惜他们的权利，猜疑地望着那些陌生人”。但就像路轨上的灰熊，正是咆哮营不友好的特质准确定义了加利福利亚的声誉。很显然加州既不是波士顿也不是孟菲斯，人们为什么会愿意移民到本质上渊源是一样的地方呢?不是不鼓励移民，哈特的故事使得目的地对那些想要重新开始或逃离困境的人的向往。围绕这个叫做“幸运”的婴孩去了解咆哮营的故事，使得移民或多或少很有吸引力，任何人都会想要在加州碰碰“运气”。作为蛮荒之地的加州，住在那儿的都是一些赌徒和逃亡者，然而婴儿的出生带来新生的影响，使他们深受感染。最终，赌徒们为他们的“幸运”——那个妓女生、而由营地人抚养的孩子死去。这样哈特把赌徒的生存目的(“运气”)和文明尤其尊崇的生命合二为一，这种关联拨动了民族的心弦。通过对Du'7'i'{的想象，哈特拓展了美国的定义。
由于对加利福利亚发展的贡献，哈特确立了短篇小说建立在一种确定的边疆幽默传统之上的新的类型，开创了他自己成功的事业。结果是其他数以百计的作者也开始写加利福利亚、弗吉利亚、缅因，几乎美国每个地区。地方色彩的作家，像乔治·华盛顿·凯布林、凯特·肖邦、玛丽·弗里曼、格雷斯·金、哈姆林·加兰，都参与了内战后的爱国主义潮流，作家们和那些边疆开拓者们，确立了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不同渊源、多样民俗和对其他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迫切好奇而产生的宽容之上。对民族空间压倒性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对谁和是什么占据了那个空间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哈特的成功是因为他把民族的发展和文学融合在一起，还在于他把短篇小说恢复到它有效叙述的根本。哈特“以几乎令人赞叹的节约和准确讲故事”。
节约和准确不是灰熊而是铁路的品质。《咆哮营的幸运儿》即是一篇有效率的叙述。在大约5000个词中，哈特传递的是横贯大陆的铁路的意思，移居到西部疆土的重要性，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每一个“咆哮”营地的意义。
短篇小说有一种特别的美国魅力，因为较短的阅读时间对于忙碌的、工作意识强的人是可行的。1936年法金这样表述：我们是繁忙的民族，繁忙的原则是由极其有效率的生产系统而来。铁路和工厂几乎一夜之间繁荣兴旺，矿井和油田被发现和开采，上千的机械发明被做出和完善，速度是我们努力中的根本要素，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闲适的阅读对大多数美国人是不可能的 。把一个繁忙的民族和短篇小说联系起来，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文化价值。短篇小说的形式是时代的内容：熟练而多产，并表现出一种敏锐管理的效率，意味着文学界在有效运行。1900年的亨利· 阿丹姆斯把发电机视作“一种道德力量”，概括了时代的精神，类似于中世纪十字架的功能，而短篇小说就是美国文学史上小说的发电机。它的价值不在于这种类型的几篇著作，而在于年复一年产生的大量伟大的短篇小说。国外的读者在短篇小说中寻求新的民族性的信息；而国内读者寻求的则是关于自己国家、州扩张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美国短篇小说再一次复兴，以一种繁荣的文学类型回归。这种繁荣不是基于自由市场，而是基于政府和私人津贴。曾经大量销售的经销店已经被几十个私人资助或机构提供津贴的非赢利性文学季刊所取代。短篇小说现在主要是一个共同的产品，由大学创意写作计划培养、政府资金支持、公司资助。大学颁发创意写作方面的硕士学位给学生，然后再聘请他们教授创意写作课程。此时的短篇小说叙事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南方人、受虐待的妇女、被性混乱困扰的恋人、酗酒者、移民等。民族的概念不仅在于地理空间的多样性，还可以是一种内在空间，一个精神世界。如果内在空间等同于地域色彩，在美国潜在地区的数量就是无限的，每个美利坚民族的次团体都居住在某个咆哮营。
正如苏珊·桑塔格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名称所示的那样，美国短篇小说从19世纪早期的起源一直到20世纪末的复兴，一直扎根于表现各种美国人生活的方式。同时，短篇小说也保持了对效率的需要来强调其“作为一种有限、经济的形式”的地位。通过声称占据最小量的空间，同时提供最大量的文学回报，短篇小说参与了对美国物质和想象空间的永恒管理。
美国短篇小说显著的资本性一直以来和注重效率的管理规范联系在一起，同时起着一种民族化工程的作用。短篇小说在美国繁荣了两个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以诗学的形式体现了两种根本的扩张性叙事的交叉：资本的稳步增长和民族主义定义的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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