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翻译杂合研究》的主要观点《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一书所讨论的“杂合”系由英语中的hybrid一词翻译而来，表示“由于两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一方。这个新的一方具有原来各方的一些特点，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原来各方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该书的作者韩子满指出，当前翻译界有关杂合的研究显然还有不足之处。针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该书明确地把杂合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中来，在充分借鉴翻译界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与分析。
他从“文学翻译与原文杂合”、“文学翻译与译文杂合”、“译文杂合的历史性”、“翻译杂合与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杂合与文化杂合”等角度，对文学翻译杂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重点剖析了译文杂合现象。在认真考察了大量的译文素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杂合不仅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还具有历史性。另外，作者还将翻译杂合和翻译理论联系起来，指出译文的杂合和翻译的任务其实是一致的。译人语文化所缺乏的成分，只有通过翻译，才可以被译人语文化吸收，满足译人语文化在某些方面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除非有特殊情况，文学翻译的译者们的确应该适当地在译文中保留一些异质性成分，有意使译文变得杂合。在翻译策略方面，作者认为，从杂合的角度看，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使用的，二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是互补的。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翻译杂合与文化杂合”中，作者提出，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文化杂合将使翻译杂合更加普遍更加明显，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二、《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不足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本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案例，个别学者对杂合问题有限的研究也都非常零散。而中国翻译界还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翻译中的杂合现象，对杂合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而该书的作者结合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从多个角度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弥补了中国翻译界在这一领域的不足。但该书也有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少观点属主观臆断书中的不少观点纯属作者的主观臆断，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没有信服力。例如，作者在第137页指出，“事实也证明，汉语读者并不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希望译文和中国现有的文学作品完全一样，读起来不像是译文。他们对包含有异质性成分的译文很感兴趣，而且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过于中国化的译文并不受读者的青睐。”作者含糊其辞地用了“事实也证明”
这样的套话，却没有拿出任何的实证研究或调查来支持其观点，这样的观点无疑会显得苍白无力，站不住脚。再如，作者认为，那些“大雅”的、“地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成分”的译文“在当前并不通行，不仅多数学者都不赞同这样的译文，读者也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同样缺乏数据支撑，没有说服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是分不开的，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是不太可能轻易改变的。杨必译的《名利场》大获成功，就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驳斥。译界公认这部译作语言地道生动，“译笔灵活，运笔轻巧，两种语言的转化不留痕迹，词汇与表达手段丰富，再现原作风姿。”这部译作不但被文学翻译界奉为楷模，而且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未遭到冷遇，反而享有极高的声誉。由此看来，作者以上论断太过主观武断，不够客观。
(二)推理有逻辑错误作者的推理有逻辑错误。在该书第154页，作者在谈及归化与异化的利弊问题时，提出“归化过头，还会导致对原文内容的误译”，并以例8为佐证。例8如下：and at the end of all my harvesting．1 found thatout of my half peck of seed I had near two bushels ofrice，and above two bushels and a half of barley，that isto say，by my guess，for I had no measure at that time．收获完毕之后，我发现那半斗种子差不多打了两斗大米，两斗大麦；这当然是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因为当时我手边没有量器。[33依笔者看来，此处的误译不能归咎于归化，完全是由译者的失误或能力不足造成的。译者将原文中英国的容量单位“bushel”(蒲式耳)转换成了中国传统的容量单位“斗”，这一处理方法是可取的。对“蒲式耳”这一计量单位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不采用归化策略，不转换成“斗”，普通读者面对他们完全陌生的异质性文化成分，就只好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完事。这样一来，原文的信息则无法实现有效准确的传达。所以说，此处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并无不妥，甚至值得嘉许。遗憾的是，译者的工作态度不够认真，粗枝大叶，居然单位换算出错。精确算来，原文中的“two bushels”应为7．28斗。而译者却将其译成“两斗”，与“七斗多”相去甚远，这个看似很小的失误却导致了不小的后果，伤及了信息的交流。译文读者无法感受到鲁滨逊在荒岛上垦殖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他用不到半斗的种子，收获了至少十六斗的粮食。如果像译文所说的那样，最后只收获了四斗粮食，成绩显然小了许多。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译者采用归化策略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译者工作态度敷衍上。书中还有一处说理，笔者也觉得不合逻辑。作者在第65页指出，“有些译者对文学译文中的翻译腔非常反感，主张译文应该充分照顾读者的阅读，在各方面都遵从汉语的习惯。按理说，这些译者的译文中是不应该有异质成分的。”读到这里，笔者不禁感到困惑，“按理说”按的是什么理?按照这种逻辑的话，是不是说凡是主张“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的人，他们的译文也就应该完美无缺，通顺、忠实而又优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翻译理念和具体翻译实践之间岂能划一等号?毋庸置疑，这种逻辑推理是有问题的。
(三)观点表述不明确例如，作者认为，“当然，语言的异化也要有个度。
一方面，保留下来的异质性语言成分虽然违反了汉语的规范，但应当仍然能令读者理解；另一方面，这样的成分也不能保留得太多，否则就会给读者造成阅读困难。”作者坚信语言层面应该适当异化，可是杂合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度呢?哪些异质性语言成分可以保留，哪些又必须舍弃?关于这一点，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判定标准。一方面，作者指出，异质性语言成分得以保留的条件是“仍然能令读者理解”；众所周知，读者的理解能力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有高低之分。“能为读者理解”这一标准看似不无道理，可事实 上，由于其缺乏稳定性，恐怕难当其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样的成分也不能保留得太多”。多少算“太多”?怎样去把握这个度?作者在这里的表述含糊不清，让读者觉得云山雾罩。
三、从译文杂合角度看归化和异化
(一)语言层面的异化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韩子满并不排斥译文中语言层面的杂合。他认为，文学翻译的译文中异质性语言成分的出现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在该书第143页，他指出，“在有益的杂合中，异质性的语言成分虽然不符合汉语现有的规范，但却有助于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丰富汉语的表达手段，没有逻辑错误，并且能够为多数汉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这样的杂合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那些违反汉语规范的语言成分成为阻碍读者阅读的第一道障碍，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那些明显具有英语句法特点的句子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造成了语法的混乱。这样的杂合怎么会是“有益”的?怎么能够有利于汉语的丰富和发展呢?在谈到汉语欧化现象时，作者也主张适当地引进英语的句法和语法。例如，作者认为，“我们在第二章所分析的例2中的让步状语后置的句子、那些带有长定语的句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加强汉语表达的严密性，有些也是有益的。”笔者却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学韵味，而不是原作语言的形式。另外，从客观上讲，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差异太大，强求表层的一致，生搬硬套原文的句法和语法，只能导致译文生硬枯燥，估屈聱牙，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读者的兴趣。
早在1933年，林语堂就在其长篇论文《论翻译》一文中提出：“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若是译者心中非将此原文思想译成有意义之中国话，则据字直译，似中国话实非中国话，似通而不通，决不能达到通顺结果。??译文太牢守西洋心理者，其读者之感念，亦以为‘非中国话’。此种非中国话之中国话，实不必以‘欧化’之名自为掩饰，因为它是与欧化问题不同的。无论何种语体于未经‘国化’以前都是不通，不能以其为翻译而为例外。且欧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词汇，若语法乃极不易欧化也。”林语堂先生的这番论述—— 尤其是对“欧化”的论述—— 可谓一针见血。现当代有些翻译工作者译出的文章翻译腔太重，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欧化的主要工作应在于词汇和表现法，而并非语法和句式，因为语法和句式牵涉的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而主要是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特性。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如果让人看了觉得别扭，令人费解，又怎么能达到使人获得艺术享受的效果呢?可是有些译者却不顾中国读者能否接受，一味地东施效颦，以产生“欧化”的译文来丰富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却不知此举实乃适得其反。事实上，还有不少译者，以尊重原文形式为借口，以“欧化”之名为掩饰，为自己翻译才华贫乏之实开脱，应该受到批评。另一方面，词汇和表达法上可以适当异化。我们也不能忘记原作者是外国作家，他的思想、经历、文笔都带着异国特色，作品里体现出的外国文化特征应该保留， 《铁世界》、《新法螺先生谈》和《新造人术》等，向读者介绍大量的新术语，丰富译文读者的想象力，解放人们的思想。
(二)“保守旧道德”、“宣扬新意识”— — 意识形态对包天笑翻译策略的影响包天笑译作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翻译言情小说《迦因小传》和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包天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为晚清翻译实践中常用的“译述”，也有论者称之为“意译”对原文有大量的删节和修改，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1901年，包天笑与杨紫膦合译了英国作家H．R．Haggard(哈葛德)作品Joan Haste的下半部分，译本取名《迦因小传》，译作在刊物《励学译编》中连载，立刻引起轰动，被人评价为“译笔丽赡，雅有辞况”。包天笑和杨紫辚在翻译《迦因小传》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大量删节。为了保持迦因的形象，将其未婚先孕并生下私生子的内容全部删除。这种对原作的任意改动，为后来的翻译评论家所不齿。但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这种译法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干预。20世纪初期，随着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新小说的创立需要外国小说的引进，域外翻译小说逐渐兴起。从功利角度出发，将那些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予以保留，而删除那些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一方面便于出版发行，另一方面也更利于当时的国民接受认同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后来由林纾翻译了全译本，林采用直译法，将包杨译本中删除的部分全部译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从读者的接受度来看，当时的读者更偏爱包天笑、杨紫麟译本。这从当时的文人评论中可见一斑：“《迦因》小说，吾友包公毅译。迦因人格，向为吾所深爱，谓此半面妆文字，胜于足本。今读林译，即此下卷内，知尚有怀孕一节。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从包君节去为是。”在包天笑的另一部翻译小说《馨儿就学记》中，这种删节修改更为突出。包天笑将书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全部汉化，甚至将书名修改。书名中的“馨儿”实 为其钟爱的长子的名字。包天笑译此书时，自称此书是“讲中国事，提倡旧道德”，在书中提倡交友之道、勤勉求学和谨守孝道，同时不遗余力地针砭时弊，这在其译作添加的言语中可见一斑。如书中添加了教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我愿诸君敦品励行，咸潜心于学业，他日学成为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国，藉于列强竞争，勿使他姓男子来躏吾土。是岂诸君与鄙人之幸，抑亦吾国前途，均蒙其福也。”这正是包天笑面对中国被列强侵略，怀揣爱国之心，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表现。
同时，包天笑还增加了序言和结论，以至后人常以为此书乃包天笑创作的文本。包天笑这种对原文有目的的增删，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有效达到其传达“开启民智，救国保种”的现实需求。
三、结语综上，在清末民初大背景下，包天笑翻译小说在翻译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运用上呈现翻译文本类型众多，题材广泛；翻译语言畅达，常采用“译述法”，对文本多有删改等特点。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操控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特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凸显了包天笑及其译文在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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