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成长起来的重臣，时人谓之“南岑北袁”，二人的家世、发迹、升迁以及政治风范等均有几分相似。庚子以降，这二人的政治话语权与日俱增，因此二人的政治走向对清末民初的政局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而随着仕途的升迁与跌宕，矛盾、争斗、是非恩怨相纠缠，二者的关系也逐渐复杂起来。诸多文章均对二者关系有所探讨，并基本厘清了二者的关系，但这些文章均较少从清末民初这个长时段来考察二者关系。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举人。庚子年间(1900)任甘肃布政使，时八国联军侵犯京津地区，岑闻讯率兵赶到北京“勤王”，以迎銮护驾有功，甚得慈禧信任，从此扶摇直上。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清政府官吏中，岑以“敢于言事、参劾官吏”而著名。民国以后，参与护国、护法战争。
袁世凯(1859——19I6)，河南项城人，家世显赫，为世家大族，因恩荫获任，多在军中混迹，早年驻守朝鲜，显示出其政治才能，其发迹被公认为1895年天津小站练兵，并逐渐形成其雄厚的政治资本——北洋新军。一般认为，由于戊戌政变的告密，袁世凯获得重任，但是袁世凯真正崛起还是清末十年。
一、庚子前后(190O年)岑春煊与袁世凯的年龄相仿，家世相当，因此这二人对官场认识都很深刻，其政治思想也较一般人成熟，然而袁世凯较岑春煊更早地进入官场，且袁世凯屡试不中，而岑春煊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应本省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举人。因此，袁世凯就必须更加努力适应官场，为自己找到上升的渠道。(1889年)光绪十五年，岑毓英在任上去世，岑春煊“蒙赏以五品京堂候补”，三年守孝期满后，(1893年)三月到京，补授光禄寺少卿。岑春煊一开始便在中央任职，而袁世凯一开始(1881年)在山东吴长庆军中干起，因此二人的政治起点并不一样，不能说哪一种起点更好，但是袁世凯从基层做起，至少能更加熟悉底层政治生活。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当时举国沉痛，袁世凯、岑春煊也极为悲痛、气愤，《马关条约》签订后岑春煊为此还辞官还乡。当时对于变法维新的呼声极高，血气方刚的袁世凯、岑春煊也都主张变法图强，二人积极参与维新活动，袁世凯在天津地区编练新军，岑春煊重新出任官职，但此时这二人的交际并不多见。
按理说，二人同为主张革新的开明之士，应该不会有太多交恶，但是历史却又有着反常之举。
在当时的环境下，袁世凯也很热衷于变法维新，只是他并没有岑春煊这般热情，且与康梁等人的关系也没有岑春煊与维新志士的关系这般密切。岑春煊早在1895年就参加了上海强学会，1897年又和康有为筹议成立了广西最早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且后来与保皇会成员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戊戌年间，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如日中天，积极向光绪帝荐举人才。戊戌年(1898)四月，岑春煊赴任广东布政使，与康有为不无关系，但其随后由广东调任甘肃布政使，表面上看是与谭仲麟不和有关，实则与康有为也有着一定关系，因为戊戌政变后，慈禧命谭仲麟查抄康有为家，而岑春煊害怕与康有为的密切关系被查抄出来 (而岑春煊在其70岁之际所著《乐宅漫笔》中矢口不提与康有为的关系，如此重要的事，他定是有意隐去。)然而袁世凯却在戊戌政变时向慈禧告密，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等人被迫远走海外，虽然岑春煊当时不敢多言，但笔者认为以其与康梁等人的关系，难免对袁世凯的所为有所不满，二者的交恶也应由此开始，只不过二者的关系涉及到更多层面。
岑春煊任广东布政使时雷厉风行，检举、惩处了许多官员，他与粤督谭仲麟发生龃龉，岑春煊后来被召入京，当他“方行抵武汉”，又被告知任命为甘肃布政使。戊戌政变后不久，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当时的官场，大多数人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其拉近与当时朝中如日中天的奕勖的关系，政治上取得多方强有力的支持，逐渐壮大北洋派系，而岑春煊则继续暗中保持与康梁等维新人士的关系，并注重与清廉之士的交流，最终站在了清流一派，并充当着重要的领军人物。随着这两人仕途的渐进，其矛盾就不单关系其个人，更是牵涉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
张华腾先生认为，岑、袁交恶，一方面是由于袁对岑的忌妒，另一方面，岑春煊在清末以“肝胆总督”、“屠官”著称，他疾恶如仇，为政猛烈，办事干练，敢说敢为，经常参劾不称职的僚属和贪官污吏。 说岑春煊为“官屠”不难理解，因为他的刚直造成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也很常见，但是袁世凯为何会嫉妒岑春煊呢?而且岑春煊从富庶的广东调至甘肃，看似平级调动，实则降职留用，袁世凯此时仕途却一帆风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盛宣怀、张之洞等人东南互保，袁世凯也加入互保行列，而远在西北一隅的岑春煊却第一个千里勤王，火速赶赴北京，并伴随两宫一路“西狩”。岑春煊为慈禧鞍前马后，临危受命为陕西巡抚，因为八国联军逼近山西，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与列强交涉，妥善地解决了山西发生的教案，阻止了联军西侵。虽然此时袁世凯在山东保境安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是护驾的头功毕竟被岑春煊夺得，袁世凯也就难抑嫉妒之心，而且岑春煊随后也备受慈禧青睐。
《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政治地位可谓如日中天，其势力大大强于岑春煊。岑春煊在庚子勤王后仕途同样顺风顺水，其官职虽未及袁世凯，但是慈禧对其宠爱有加，几乎视其为朝廷的救火员。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五月，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巡抚，未能成行，遇四川哥老会起义，于是又被调任四川总督。待四川刚刚平定，广西匪乱又起，二十九(1903年)年三月，又调任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春煊耀眼一时⑧。岑春煊的耀眼和“屠官”特征使他树敌众多，更是弓I起袁世凯集团的种种不 ，当岑春煊平定广西叛乱后，袁世凯等人奏称岑春煊谎报并贪污军饷，岑因此受到调查，即西征报销案。虽然此事后来被查证为子虚乌有，但是岑春煊极为气愤，并称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北洋巨款，得以“献媚宫廷，固结党援”，对其加以陷害，二人的矛盾也就A热化了。事实上，岑春煊在粤督任上对袁世凯集团的人员亦加以参劾，其重要的案件为粤海关舞弊案。奕勖的好友、袁世凯的亲家——周荣曜(周馥)(1837—1921)曾任职粤海关，岑春煊检举周馥贪污关税，并认为当其任广东布政使时便发现此事，由于奕勖的包庇才能安然无恙，这也更加激化了岑春煊与袁世凯的矛盾。
二、丁未前后(1907年)岑春煊与袁世凯的矛盾虽然尖锐，但是二人都锐意革新，二人在1905年还与张之洞联名上书废科举。当然，谁都想占有政治资本，推崇革新不但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也是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途径，并不能因为二人都赞成革新、积极作为，就忽略了二人在革新中的争执，也正是在清政府不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二者的矛盾才激化到顶点。
袁世凯集团利用岑春煊救火员角色设计岑春煊。当滇边片马交涉事(中缅边界问题)起后，在奕勖等人的“建议”下，岑春煊由广州调至云贵总督。对于这样的任命，岑春煊与其同僚精密策划，最终决定“陈疏病状，乞假就医上海，以图后举”。就在岑春煊上海养病时，新的任命再次到来，丁未(1907年)正月十九日，调补四川总督，毋庸来京请训。
这次，岑春煊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奔赴京城，直接取得与慈禧的交流，并最终掀起与袁世凯集团的政潮。
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请求觐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勖等人驳回，所以未等回电，便兼程北上，御史赵启霖(1859—1935)专程赶赴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岑春煊于4月28日从鄂转赴京城，并获得两宫接见。岑春煊在庚子年间勤王有功，在之后亦兢兢业业，且在面呈两宫时表现积极：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犬。岑春煊最终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如前所述，岑春煊与袁世凯各代表两方，岑之所以能成功抵京，与其清流派的人员大力援助不可分割，岑春煊早年与瞿鸿褛(1850—1918)互换电书本，加强沟通，并打通李莲英的关系，l19]全方位探取朝廷信息。岑春煊终于取得中央话语权，展开对袁世凯集团的猛烈攻击。岑春煊与袁世凯在丁未年间的矛盾最为尖锐，这些矛盾伴随着预备立宪的开展而凸显，两人所代表的政治派别都想要获得变革的领导权，其纷争又通过具体事例展开。
早在岑春煊寓居上海时，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就获得了东北三省改制后的总督、巡抚，岑春煊代表着清流派，于是展开与袁世凯等人之间的较量。岑春煊被授命为邮传部尚书后，“庆王、袁世凯、唐绍仪皆遭弹劾”岑春煊对袁世凯麾下的人员参劾，朱宝奎因“声名狼藉、操守平平”被革职；与此相反的是清流派的人员得到荐举，奏保郑孝胥、魏瀚，请降特旨调至本部，在丞参上行走。袁世凯此时并不在中央，而袁世凯的靠山奕勖此时更是遭受各种非议，所以袁世凯此时被岑春煊所压抑。
此前被任命为黑龙江巡抚的段芝贵此时受到广泛关注。
段芝贵本系道员，前在天津巡警总局，时虽终日打牌，毫无事事，与袁慰帅感情不恶①，且与奕勖父子更是牵扯很深，献妓杨翠喜于载振，并贿赂奕勖八万金， 所以才能获任黑龙江巡抚。为此，慈禧严令孙家鼐、载沣彻底调查此事，尽管经过袁世凯在天津打点，奕勖、载沣等人的斡旋，最终结果系查无此事②，但是这对奕勖、袁世凯等人的影响不小，奕勖甚至“拟俟查办覆奏后乞恩退职”。为此，袁世凯等北洋派对岑春煊所代表的清流派自然毫无好感，事情最后也未沿清流之士所预料那样发展，之后不久，清流派言官赵启霖遭到革职，其原因正是由于参劾奕勖等人。在朝廷看来，已经查无此事，赵启霖等言官却“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这就是在蔑视朝廷的法权。
段芝贵事件结束后，袁世凯等人积极谋划调离岑春煊于京城。两广总督周馥奏称钦州叛乱日甚，而岑春煊此前也因为“廉州教案”参劾过周馥，1907年5月28日，上谕两广总督周馥着开缺，另候简用，岑春煊著补授两广总督。_2 然而岑本人并不愿意离开京城远赴两广，其想继续留在京城，但是周馥日复一日电催朝廷，而慈禧又坚信非岑不能平息叛乱。1907年6月12日，岑春煊最终离开京城，于6月16日到达上海，袁世凯等人对岑春煊排挤的目的终于达到。就在岑春煊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他得知其重要盟友瞿鸿被被革职查办的消息。瞿鸿谶被恽毓鼎参劾“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借外援”而遭到革职，瞿鸿棱作为岑春煊重要盟友，其“罪行”难免会牵涉及岑春煊，岑春煊深深体会到“朝局大变，庆(邸)已尽去其逼，益无忌惮”。 因此，岑春煊更加不愿意奔赴广州就任，于是再次在上海做起了寓公。袁世凯等人见并未完全扳倒岑春煊，岑春煊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依旧很稳③，于是派袁世凯心腹蔡乃煌伪造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④在《时报》报馆前的合影，并由奕勖转呈慈禧，至此，岑春煊才最终被慈禧抛弃。正如岑春煊自己回忆那样，(袁)知东朝最恶康梁师弟，所以才会使出这一杀手锏，彻底击倒岑春煊。早在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慈禧“万寿”之年赦免了“戊戌变法”时的一般维新人物，但对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并未法外开恩。因为这些人都有暴力夺权的倾向，慈禧自然不能接受。又据郭卫东先生对《恽毓鼎日记》分析，认为这其中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当时康梁与日本联系密切，而恽毓鼎的奏折中正好点明了“阴借外援”这一点，当时的日本刚刚罢黜朝鲜国王，这对慈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才会做出最终弃用岑春煊的决定。1907年8月12日，(岑春煊)得以“安心调理，以示体恤”，岑最终被免除两广任命。
岑春煊及其所代表的清流派遭受重创，岑春煊所荐举的人才多被革职，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派几乎全面取胜，被岑春煊等人参劾的官员争相复职。
岑春煊与袁世凯在丁未年间的争斗达到了高潮，然而，岑春煊被放逐却使得岑及其所代表的清流派过早淡出政局。
丁未政潮后不久袁世凯也被调离北洋大本营，到中央任职，虽然慈禧有意压制袁世凯等汉族官员，但是袁世凯等人毕竟仍旧位高权重，不但拥有话语权，还有话语权背后的实力。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离世，载沣主政，袁世凯也迎来了仕途的拐点，载沣等令其回籍养足疾。袁世凯与岑春煊此时都处在“归隐”状态。
三、民初(1911-1916年)辛亥革命前后，岑春煊、袁世凯先后被推向前台。当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岑春煊被授命主政四川，当其行至武汉时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最终只能返回上海，而袁世凯则凭借其练就的新军，成为清军统帅，其最终主导南北议和，宣统帝退位，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袁世凯成为总统后，出人意料地授予岑春煊官职，并派遣他去平定福建叛乱。岑春煊以宣慰使的名义，最终平定拥兵踞城的警察总监彭寿松。然而，岑春煊的心中并未根除与袁世凯的芥蒂。岑春煊始终未忘却反击袁世凯，只是现在已是共和，其虽然不会主张清帝复辟，但是也在义旗之下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运动。早在1912年6月，岑春煊便联合长江四都督，准备同时举兵讨袁，只是这次袁世凯早有准备，且英使朱尔典暗中帮助袁世凯，故此次讨袁失败，岑春煊本人也在袁世凯的追捕下逃到香港，后来南洋华侨胡子春邀请岑春煊前往，岑于是到达南洋暂作寓公。 1915年，岑春煊潜回中国，暗中参加讨袁活动，而此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岑春煊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尔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袁世凯死后，岑春煊再次回到上海，过上了隐居生活，虽然也不时关心政治，但这再也不是属于他的时代了。岑春煊与袁世凯的矛盾随着袁的离世而结束，但是岑春煊对袁世凯的怨恨却保持了很久，直到其纂修回忆录时仍念念不忘对袁世凯的咒骂。
四、总结从戊戌年间(1898年)岑春煊对袁世凯的不满，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岑、袁之间的矛盾纠纷贯穿整个清末民初，期间双方既有合作，更多的却是纷争。在合作与纷争的过程中岑春煊耿介的性格多有体现，袁世凯老练圆滑的性格也暴露颇多。
终观岑春煊与袁世凯之间的纠纷，其实二者间私人的恩怨并不多见，相反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及其政治观点间的争斗倒显而易见。岑春煊与袁世凯之间的纠纷，从一开始的星星点点，发展到后来的高潮，直至结束，不能因为二人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就忽视这二人间的纷争，因为纠纷归根结底还在于这二人的政治利益，这也是争斗的最终落脚点。
简要分析岑春煊与袁世凯之间的恩怨纠纷，不难窥探出清末政坛的革新气象，正是在这种革新气象之下，各种利益之争纷扬，地方势力的坐大让清廷很难去把控，民初延续着清末的趋势，所以当袁世凯想要顽固地控制局面时，根本就力不能及；岑春煊与袁世凯的关系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一开始同为朝臣，各自攫取自己的利益，到最后没有真正的赢家，待到袁世凯成为政权的最高主宰者，此前平等的地位又发生改变，袁世凯最后能够任用岑春煊，其系作为一位统治者的全局观，非此前作为朝臣的时的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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