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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时间:2013-03-04 10:07来源:未知 作者:360期刊网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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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学者考证,辽代皇帝的春捺钵之地主要在今天的松花江、嫩江、洮儿河及其周边的查干湖、月亮湖、茂兴泡等地。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起,经辽兴宗、辽道宗到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在这139年间,有106年记有春捺钵,其中去鸭子河、混同江49次,去达鲁河、长春河、春河、纳河21次,去长春州、春州11次,去鱼儿泺24次,去大鱼泺、春州水淀、长泺lO次。通过上述所记可以看出,因为查干湖、月亮湖等地泡沼众多、水草丰茂,是珍禽异兽和众多名贵鱼类栖息繁衍之地,因此吸引着辽代帝王的目光。辽代的皇帝曾把春捺钵设置于此,以渔猎之机,大宴群臣,商议国事。 文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为研究契丹捺钵文化提供了史料资源。透过诗句中所烘托的景致、诗行中所渗透的政治经济、诗意中所抒发的情感,能够感受那些早已沉淀在历史长卷中的片段,去拾起那些遗失的民俗民风。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

  一、古诗文中所展现的契丹春捺钵的游牧、渔猎习俗

  1.诗文中所展现的契丹春捺钵的游牧、射猎习俗。辽代皇帝一般是正月去往春捺钵之地,“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

  2 在这两个月的行程中,必然是一路游牧而来。契丹肇兴之始,就是以畜牧、渔猎为主。而四时捺钵,使得游牧之风尤盛。契丹牧养主要是羊、马、牛、驼等,尤其羊、马数量巨大。契丹马群动以千数,纵其逐水草。据《辽史·食货志》记载:“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疋,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馀则分地以牧”。可见牧养的马,除了军事战争需要外,主要就是四时捺钵的需要。就如姜夔《契丹风土歌》中所言:“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几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鞲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形象地展现了契丹人游牧以及射猎的场景。

  此外,也有许多关于射猎习俗的描述,如苏辙《诗一百二十首·虏帐》:“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徒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

  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

  2.诗文中所展现的契丹春捺钵的渔猎习俗。

  据史籍记载:契丹皇帝到了春捺钵之地,当时正是冰雪未化,天鹅未至之时,所以皇帝大臣们率领侍从、兵士等“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很多诗文中都展现了春捺钵的钩鱼活动。宋绶的《契丹风俗》

  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的《演繁录》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挞鲁河钩牛鱼,北方盛礼,意慕中国(中原)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挞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北主(契丹皇帝)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不透,第斫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断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l8 洪皓《松漠纪闻》也有记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每春水始泮,辽王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 此外,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契丹人尤其喜欢牛鱼,如程大昌《演繁露》记载:“契丹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益仿中国赏花钓鱼而因以b岁也”。

  冯道《使虏诗》所日:“曾叨腊月牛头赐”。清人杨宾认为所谓的牛鱼即鲟鱼,他在《柳条边略》中记载说:“牛鱼,鲟鱼也??塞外凡鱼皆肥美,余去时于棉花街市一鲢鱼鱼,重十斤”。契丹春捺钵这种习俗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反映,鱼纹常常被装饰在日常器皿中,就形象的反映了这种渔猎习俗。如内蒙古辽上京博物馆藏有的一件辽代刻花三鱼戏莲碗,碗的内壁饰有三条相互追逐的游鱼,说明了鱼在契丹人生活中和心目中的重要性。春捺钵期间另一项主要活动是捕鹅。等到冰雪融化,野鸭、大雁、天鹅等从南方飞来,辽代皇帝开始纵鹰鹘捕鹅。捕鹅时“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缒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列《契丹国志》也记载:契丹皇帝“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

  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钩)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宋真宗时,晁迥往贺生辰,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遥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 关于捕鹅等的工具有实物出土,如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刺鹅锥、弓箭、刀子等捕猎的器具,真实的反映出契丹皇室贵族们的捕鹅活动。l副《契丹风土歌》中的“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描述的就是春捺钵猎鹅这一情景。

  对于契丹春捺钵,猎鹅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辽史》中记载有官员因为捕获天鹅而进官加职的,也有因为“侦鹅失期”而获罪的。如辽道宗大康元年二月,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以获鹅”,进官“为工部尚书”。大康五年三月,“以宰相仁杰获头鹅,加侍中”。萧乐音奴“俄为旗鼓拽刺详稳。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赐槽拙犀并玉吐鹘”。辽穆宗应厉十五年三月,虞人沙刺迭因“侦鹅失期”而“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

  二、古诗文中所蕴含的契丹春捺钵政治统治特色

  从很多古诗文中可以反映出契丹春捺钵文化中的政治统治特色。契丹春捺钵之地是处理国家大政的中心所在。虽然辽朝仿照中原设立固定的京都,但契丹王朝的施政中心,是随着巡行的时令、地点而转移的。辽朝皇帝处理国政大事基本上是在捺钵活动期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辽朝皇帝在四时捺钵活动期间要处理政事的,这也说明它的政治中心的游动性。在契丹春捺钵期间,在上述的钩鱼、捕鹅活动中,还要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等。据《辽史》记载:“得头鱼,辄置酒张宴”。得头鹅同样要设“头鹅宴”。u副在春捺钵期间,一般要邀请臣服的部落酋长以及宋朝、高丽等国使者,来参加皇帝的“头鱼宴”和“头鹅宴”,宴乐之余,处理国家要事。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置酒谓贶日:“南北修好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但春捺钵期间,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外交,并不总是友好融洽的。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天祚帝混同江头鱼宴与女真酋长阿骨打发生了不愉快。据《契丹国志》

  载:天庆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帝如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会。

  适遇头鱼酒筵,别具宴劳,酒半酣,天祚临轩,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会钓鱼而归,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称兵”。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大多数时候辽帝通过钩鱼、捕鹅等活动,加强同其他各部部族以及宋朝、高丽等之间的联系,借以巩固契丹王朝的统治。

  三、古诗文中所渗透的契丹春捺钵尚武精神

  在《辽史》中辽代帝王多善骑射,如辽道宗长子浚在七岁时曾跟从父亲打猎,“矢连发三中”,辽道宗夸赞日:“朕祖宗以来,骑射绝人,威震天下。

  是儿虽幼,不坠其风”。列人《辽史》传记中的名臣大将也都往往善骑射。契丹人具有尚武精神,即使是妇孺也往往长于射猎。正如《辽史·后妃传》所言:“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曾任辽朝丞相的赵延寿,写了一首冬猎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首诗中的黄沙漫卷、大雪飞扬,就是松模地区苦寒多风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壮观的狩猎场景的生动描述。据《太平广记》所载,此诗流传很广,“南人闻者,往往传之”。这种表现重骑射、尚武功的狩猎场景在中原是很少能看见的,对中原王朝的汉人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的。通过发现的墓志及出土的实物,也可以看到契丹民族善征战、尚武的精神。

  如辽宁阜新发现契丹贵族墓葬出土的墓志:萧仅墓志记载其“武艺身功,兵铃门望”;萧德温墓志记载其“负英雄之志,口彀骑之能”。墓葬出土的铁马蹬、铁剑、铁铃铛、马衔铜饰件等,也是明证。此外辽墓壁画所见的马腹鞍鞯、骑士画像、宝剑等,都是契丹民族尚武精神的体现。这种尚武精神在契丹春捺钵中得到了展现。

  契丹春捺钵中的骑射,无疑起到很好的练兵习武作用。“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这种围猎的场景在契丹春捺钵中也应该时有发生。据吉林省考古工作者2009年l1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吉林省西部发现了四处辽代行宫春捺钵遗址群,其中乾安县文物管理所在遗址群发现了上千个土台基,最多一处发现土台基500余个,延续范围近4公里之长。

  土台基中有圆形、长方形,其中最大的圆形土台基直径长达30米、高约1.5米。这些台基很多是出于当年湖泊水位线附近,正符合辽代契丹人近水而渔猎的习俗。 这次发现不仅证明了契丹春捺钵故地区域所在,也反映了契丹春捺钵所具有的配合防卫与战斗的作用。纵观古诗文不难看出:契丹春捺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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