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直观体现
公共政策是为了解决公众关心的公共问题所进行的价值分配，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取向，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支持、理解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其有效性和合理性，如果能够得到公民的赞同，不仅可以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也能够提高政府的政治、政权合法性，使得政府能够更好的维护统治，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机关机构的整合程度，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主要因素。”⑤所以，提倡公民参与应该是公共政策制定因应关注的问题，公民不只是政策的被动客体，而且也是政策主体。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客观要件日益成熟完备
从整体上看，无论从公民的政治素质、文化水平，还是从国家的民主法制程度、参与渠道和技术条件来看，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可能，而且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科恩也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可以影响全体人员的意见。
《决定》从信息收集到最终出台，都凝聚着各方的智慧和结晶，特别是通过深入农村的调研考察、与农民的交流得到了最为真实和质朴的材料，而且也听取了相关学者、专家、技术人员和各级政府的建议，可以说是有公民参与的，而且公民也是有意识、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为《决定》的制定提高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民参与层次的多样性。
三、公民参与问题凸显成为公共政策合法性趋势的催化剂
我国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值得关注和大力发展的。广度主要是针对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数量问题，而深度主要是涉及参与的级别程度和政策制定的深层次环节，即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和何种程度的作用。由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参与的效果不明显、参与的技能和方法单一，而且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也很不完善，可以说我国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比例是比较低的。这些不利因素，成为激发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催化剂。因此，要切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创造和培养一种有利于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在制度上予以保障，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进而提高政策的质量和合法性。
以上以《决定》为例分析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及其缺陷，探讨公共政策从制定到执行中应该包含的主要合法性因素，提倡在政策设计中注重对合法性因素的保障。从政治学的角度可以看出，一项政策至少是形式合法，或是实质合法，或者是两者兼顾。形式合法可以为政策提供法律上或者是制度上强有力的保障，使政策被法律上接受和认可；如果同时兼顾了实质合法性，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理解和支持，这应该是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最理想的状态。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应该充分发挥《决定》的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的缺陷。
显然，《决定》的出台符合规范和民主法制的要求，但是政策的执行依然会受到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人性的缺陷使人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左右和利益的驱使，政策作为一个刚性约束，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滞后性，不能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而且其合法性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缺陷。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既要对执行人员进行法律法规规范，对政策进行实时修改和补充，做好反馈、修正和监督，不断完善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以达到《决定》设定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