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重大分歧或冲突，而现在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和评判也同样存在着迥然相异的观点。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负面影响，李慎之认为，“现在，谁都能看利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说，毛泽东当然心里还是明白，这就种下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因子。”王真认为，当时是战略安全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但在战略安全利益上，双方又存在着冲突(当然，合作是更主要的战略选择)。因此，“这种合作与冲突的交织，预示着中苏新同盟不可能是一个牢固而持久的同盟。”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一声轩然大波，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共首次公开对苏共表示出了不同意见，也成为以后长时期内中共指责苏共的一条重要理由，并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国内体制。李慎之认为，从此，“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发表于一九五门年四月五日，后一篇发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并且以此为标准逐步展开批判各种国内外被他认为偏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李丹慧认为，虽然苏共二十大基本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作为其对内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这也是此后双方争论的重要议题)。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表明了与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而在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认为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丢掉相当多了，并开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公开中苏关系出现的矛盾。
关于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李丹慧认为，波匈事件使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喜大于惧转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另外，“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毛泽东和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冲击。”而曲星认为，在处理波匈事件的过程中，中共认定“苏联这种轻率地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重大问题作出重新评论，事先又不与别国党协商的做法，本质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其“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关于“三和”路线。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试图缓和同西方的紧张关系，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其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总政策，即后来概括的所谓“三和”路线：“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于“三和路线”，曲星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中国自成立起一直处于西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之中，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台湾，美蒋有军事同盟条约，蒋介石始终未放弃反攻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历史和现实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和平过渡’新观点表示怀疑。”郭美兰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郭认为，“从中苏双方对‘三和’路线的分歧来看，应该承认苏共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虽然在提法上存在某些片面性，而中共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随着中共的进一步‘左’转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这一色彩更浓厚。到中苏大论战爆发以后，中共竟错误地把苏共正确的观点或基本正确的观点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关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李丹慧认为，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上是中苏共同主事。”在会议上，“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强趋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杨奎松则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心态及l1月18日讲话进行了分析，认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很有些轻视，在讲话中某些措词的不准确和在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理解造成苏联对中方的不满。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朱瑞真、曲星、李捷等为代表，认为“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习惯。中国领导人对一切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十分敏感。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
但到5O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了。”因为“以中国当时海军装备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在联合舰队中有真正的发言权，? ? 实际只能是中国提供海军基地，苏联出军舰，而苏联军舰当然是听苏联的指挥。苏联实际上是想恢复其在国民党时期曾经在旅顺占有的海军基地”，反映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心态和谋求控制中国的企图。① 因此，这两件事一是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二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在谋求同苏联建立一种平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附庸关系。中共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而非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⑦另一种意见以沈志华0、李丹慧④ 等为代表，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赫鲁晓夫的本意还不是想要控制中国，其主旨是要在与美国对抗的冷战中在远东地区把握住有利的形势及条件。而毛泽东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表露出他对相邻的这个核大国具有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了威胁。”这“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关于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事件。李丹慧、李捷等认为，中共炮击金、马中毛泽东采取的‘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自己的军事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通报情况。从此，“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一致、同舟共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戴超武认为，这次炮击事件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它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中印战争。关于苏联对1959年中印战争的态度，目前分歧不大，李丹慧、曲星、李华等都认为苏联是实质上偏袒印度，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并将中苏分歧公诸于世。苏联之所以偏袒印度，主要因为：(1)赫鲁晓夫对尼赫鲁怀有好感。因为尼赫鲁标榜推行社会主义。这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绝好样板；(2)苏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国家关系，如元首互访、提供大批经济援助等；(3)亚洲地缘政治利益。
1958年后中苏关系出现罅隙，赫鲁晓夫认定中国为其主要威胁，因此需要借助印度牵制中国；(4)苏联与中国也存在边界问题。如果苏联此次鼓动中国不承认中印不平等条约，那么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会遇到同样的麻烦；(5)赫鲁晓夫意在取悦于美国。
戴超武详细考察了1959年、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冲突，认为在1959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是“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而在1962年“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①中国国内政策与中苏关系的互动影响。
李丹慧认为，1956年后，苏联批判斯大林解放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破除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感，“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逐渐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方针”，开始在中苏关系上表现出离异性。在随后双方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从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经济建设探索的方向，从而与苏联的改革方针产生分歧。“这种方针的调整自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不安。”另外，在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上，“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对于引起苏联方面强烈不满的“大跃进”运动，李捷认为，毛泽东有双重动机：“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希望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
这是导致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破裂的经济原因。”沈志华认为，毛泽东的跃进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毛泽东相信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苏联方面对“大跃进”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对人民公社，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1958年11月30日，苏联领导人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此后苏联的态度逐渐为中国领导为所了解。苏联的批评与国内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对声音相汇合，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上则批驳苏联的谬论，向苏联公开宣战。陈冬生则指出，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与中苏关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首先，认识到苏联经验的缺陷，试图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党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根本动因。其次，苏联的赶超战略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起了激励作用。再次，中苏矛盾的加剧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及其进程起了刺激作用。同时，“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牛军认为，从1959年夏季开始，伴随着“大跃进”出现失败的征兆，中苏关系包括其它周边环境也发生恶化。毛泽东等从“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这一眼前利益出发，”从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由于这种调整“并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中方仍在继续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而1962年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发生“左”转的主要原因，总之，中苏分裂“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从延续了20多年的分裂和对抗的后果看，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
中苏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这种无谓的消耗，大大地损伤了两国经济发展的元气；双方的相互攻击，丑化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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