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现代社会，重礼轻法、单纯追求无讼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们不明法律、那视法律、漠视法学。晚消沈家本在奉旨修w过程中，曾以深沉的笔触揭示了这种现象。他说:"举凡法家言，非名隶秋曹者，无人问津。名公巨卿，方且以为无足轻重之书，异弃勿录，甚至有目为不祥之物，远而避之者，大可怪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和谐的追求却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理想日标。和谐事关发展的持续性，事关社会的安宁稳定、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古人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治国方略，古人的和谐注重矛盾的化解和协调，尽量不要对簿公堂，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应该说，这种思想具有其合理性。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与"德治"并重首先，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关系而言，法治社会是以法律至上作为其最根本的标志，法治社会中任何实体的行为方式、权利和l义务等都要受到法律的调整，良好和完备的法律可以平等地赋予每个社会成员相应的权利，构筑利益平衡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人们关心法治，渴求社会生活的规则有序，而法律就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尽管法学家们对法治的定义有所不同，但诸多定义都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规则性的统治。当代中国对法治的呼唤，可以说就是对秩序的呼唤。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社会是完全无序，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就显示出她不可能是无序的，事实上，只要一个社会还可以称之为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完全无序的。法治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绝不是历史上"法治"理念的逻辑展开，更不是传统法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扩大。"法治是人治的对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尽管都同样使用了法治这个语词，而它社会实践的内容却有一个巨大的质的变化，而引起这一些变化的是现代化这个巨大的工程，同时，法治又是这个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实行法治的法制国家。'人其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要强调法治外，德治也非常重要。社会是人类生在的基本方法，创建和i皆共存的社会关系始终是人类生#所要解决的大问题。就我国社会改革和建设而言，目前已经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高风险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社会道德和价值重建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传统，使多元的经济主体、多元的文化和利益阶层通过充分的对话辩论、民主协商、力量博弈，达成行动共识和利益妥协，使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在德治方面，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古人有云"我欲仁，斯仁至矣。"，"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君子之于天下，唯义理所在而己。"仙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咱"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所有这些德礼教化，体现了古人以德治人的思想。
事实上，法律的合乎道德性是法律权威性的一个内在根源。法律只有合乎道德，才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尊重和信仰，才能获得实际的普遍效力。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基础和目的灌注其I卡，或者说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会与社会成员的伦理价值观念产生冲突，无法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遵守，从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变成仅仅写在纸上的东西。"以德治国"，将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挠界，是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提升。这里强调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优良传统道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的土壤上，体现时代特征，融传统美德与现代美德为一体的现代道德，是充分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继承性相统一的新道德。
(二)对"无讼"思想因势利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调处息争，无讼是求"的"无讼"思想，在客观上也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孔子鼓吹"必也使无讼乎"开始，"无讼"的理论和l实践在中国古代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由提倡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诉，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的较好的方法。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践之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仅有的。追求无讼的根本立足点，是责和持中与稳定秩序。但是，作为中国价值取向和理想，无讼建立在非科学的认识之上，过分强调秩序的系统，必然妨碍了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因而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无讼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法律体系的发展艰难，法律权威下降，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淡漠。其负面影响之大、之久不容忽视。直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由传统的息讼、贱讼、无讼的法观念向现代化的诉讼权利的法观念转型的任务。然而"无讼"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无讼"思想客观上也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于j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应该消醒地认识到，法律并不是调节村会振荡的唯平衡器，法院不必也不可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纠纷。法律不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把法律当成是包治百病的万能工具的想法，是法治浪漫主义。
当前，由于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才有发生，涉法上访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一些极端行为，己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秩序。从政治角度上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新体现。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长期实践中，找们已经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其中，人民调解是一项化解民间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它符合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致基础上的矛盾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民间长期形成的以和为贵，等追求和谐的民族社会心迎和历史文化传统。
总之，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但在处理该问题的方式。中国封建社会追求的是无讼、息讼的社会和谐状态，价值取向上采用的是人泊的方式，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是民主法治。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存在区别，二者的区别，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量变过程中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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