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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分娩，产妇经历了一个由女人到母亲的转变，生理、心理及角色等的转变，易使产妇情绪波动而产生心理疾病。产后抑郁就是产后常见的心理疾病[1]。近年来对产后抑郁的研究越来越多, 有研究表明，国外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为8%～50%，其中重症抑郁的比例为8%～15%，国内这一比例为4%～15%[2]。产后抑郁不仅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婴儿的认知能力、情感、性格、行为障碍及家庭关系的不和睦。为早期干预产后抑郁，本文对产后抑郁的心理社会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3年10月～2004年7月，选择在青岛市市立医院行孕期常规查体的孕妇269例。满足以下条件：自愿参加本研究，坚持在该医院查体、分娩及产后随访，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排除心、肝、肾等重大躯体疾病及精神病史。
1.2 方法
所有孕妇均在孕36～38周时填写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了解孕妇的一般情况，由心理治疗师帮助完成各量表评定。本研究所选用其他量表分别如下。①生活事件量表 (LES)：采用杨德森编制48项自评量表，取正性生活事件分、负性事件分、家庭有关问题分、工作学习中的问题分、社交及其他问题分进行统计分析。②特质应对方式问卷[3]：共包括20项，分为积极应对分和消极应对分，对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值进行统计分析。③艾森克个性问卷（EPQ）[4]，包括88项，分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说谎4个因子分，分别统计分析。④婚姻满意度指数量表（IMS）[4]，包括25项自我报告量表，测量夫妻双方婚姻关系问题及严重程度，取量表分进行分析。⑤社会支持量表（SSRS）[6]：包括10项，记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分，并进行统计。⑥汉密顿抑郁量表（HRSD）[6]：24项，分7个因子分。HRSD分值大于35为重度抑郁，HRSD分值在20～34分间的为轻中度抑郁，HRSD分值在8～19分之间的为疑似抑郁，HRSD分值小于8的为正常无抑郁。
1.3 结果评定
由3名心理治疗师对结果进行一致性评定，本次评定Kappa>0.89，一致性较好。
1.4 统计处理
以SPSS 11.0 及PPMS 1.5[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统计处理采用t检验、χ2检验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269例孕妇平均年龄(26.4±4.1)岁；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2.6±3.7）年；其中小学10例（9.6%）、初中32例(11.9%)、高中86例(31.9%)、大专以上141例(52.4%)。
孕36～38周孕妇269例入组，产后1周因各种原因退出研究21例，完成研究248例。有重度抑郁者1例，轻中度抑郁者37例（14.9%），疑似抑郁者81例(33.0%)，正常无抑郁者130例(52.4%)。将37例轻中度抑郁产妇作为研究组，无抑郁的130例产妇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受教育年限低于对照组(t=2.36，P<0.05)；两组年龄、职业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1。
2.2 产后抑郁与生活事件的关系
研究组正性生活事件分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t=1.34,P>0.05)，负性生活事件分高于对照组(t=3.66,P<0.01)，家庭有关问题、社交及其他问题分值高于对照组(t=2.49、2.09，P<0.05)。见表2。
2.3 产后抑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研究组积极应对分为16.56±7.21，对照组为22.68±4.57，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3.29,P<0.01）；研究组消极应对分为40.38±6.44，对照组为31.17±7.0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3.83,P<0.01）。
2.4 产后抑郁与社会支持及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研究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利用度分及婚姻满意度分均低于对照组（t=2.85～3.24,P<0.01）。见表3。
2.5 产后抑郁与个性
研究组神经质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2.75,P<0.01)，其他分值相差不明显（P>0.05）。见表4。
2.6 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产后HRSD分值为因变量，以X1～X16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在α=0.05水平有5个变量被选入，依次为：SSRS主观支持、IMS婚姻满意度指数、EPQ神经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其中主观支持、婚姻满意度、积极应对与产后抑郁分值呈负相关，EPQ神经质、消极应对与产后抑郁呈正相关，F=18.23，复相关系数r=0.847，P<0.001，说明回归方程有高度显著意义。逐步回归方程为：Y(HRSD总分)=－10.47－0.612×X11(SSRS主观支持)－0.547×X9(IMS婚姻满意度指数)+2.707×X7(EPQ神经质)－4 328×X14(积极应对)+3.773×X15(消极应对)。说明产妇的神经质、及消极应对方式是产后抑郁的易发因素，而主观支持高、婚姻满意度高、积极应对方式可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
3 讨论
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引起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主要归纳为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三方面[6]。本文对心理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显示，应激性事件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可引起产后抑郁的发生，也就是说产前负性生活事件是产后抑郁的预测因素之一。面对负性事件和不良应激，产妇的应对方式不同可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脆弱的应对方式是产妇产后抑郁的心理易患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应对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组别n产妇年龄表2 研究组与对照组生活事件相关因素比较表3 两组社会支持及婚姻满意度比较表4两组EPQ因子分比较表5 产后抑郁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入选变量偏回归系数
方式可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而消极的应对可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帮助个体最终成功解决问题，从而起到平衡心理和保护精神健康的作用[6]。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对问题解决有着良好的预测性，而消极应对常与消极情绪联系在一起[7]。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抑郁组产妇受教育年限低，这可能与文化程度高获取信息量大及认知水平高有关。文化程度高的孕、产妇主动获取信息支持的意识强，对于妊娠、分娩及产后遇到的问题会积极从报刊、书籍、网络等获取信息。良好的信息支持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缓冲压力。
作为影响人类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质量已日益受到心理卫生工作者的重视。夫妻关系对于产后抑郁的重要性早在1984年KUMAR已经提出：“分娩是夫妻两个人的事，产后抑郁最大的生活事件之一就是婚姻关系的破裂。”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满意度低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可能性大，不良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产妇有两种影响：使产妇的客观社会支持降低；作为产妇的不良应激生活事件，均可作为应激源增加产后抑郁的风险。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显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而不良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8]。本研究表明，与正常组相比，抑郁症组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较低。说明患抑郁症的产妇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客观支持相对较少，对社会支持的感受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低。目前，国内对孕产妇工作、经济的保障政策，以及医院开展的家属陪伴分娩、家庭产房、母婴同室等就是从客观上给予产妇社会支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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